灵隐飞来峰上的一处石刻藏着一段北宋外交史

自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很快就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建立了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丽向宋朝贡,双方互派使者,有力的促进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苏辙曾有诗曰:“东夷从古慕中华,万里梯航今一家”。

宋代奉使高丽的盛况,在祁庆福《宋代奉使高丽考》(《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中有详细梳理,有兴趣大家可以找来看看。我们今天只介绍其中的一次,当然,是以一处摩崖石刻为切入点。

路公弼、翁端朝、傅国/华、容吉老、麦公明、孟/子与、徐明叔,宣和五/年夏四月己亥同来。

路公弼等题名,摄于2020年11月21日

在飞来峰香林洞口右侧,有一处面积较大的石刻,志书通常称之为“路公弼等题名”,由于位置显眼,访香林洞的话,一般不会错过,其在丁敬《武林金石记》卷八、倪涛《武林石刻记》卷四和《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十、孙星衍和邢澍《寰宇访碑录》卷八、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七、黄易《武林访碑录》、释达受《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沈鑅彪《续修云林寺志》卷七、管庭芬《天竺山志》卷六、民国《杭州府志》卷九十六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字体为篆书,内容如下:

路公弼等题名拓片,来自国家图书馆“碑帖菁华”数据库

这一大串名字,看过一遍,你可能一个都没记住,因为压根没有特别知名的人物。然而,细细钩沉,发现这方石刻却大有来头:排在第一位的这位“路公弼”,正是北宋宣和年间奉使高丽的高级别外交代表团团长。你可能要问了,出使高丽怎么跑到杭州来了?这不是南辕北辙了吗?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北方有虎辽狼金两个政权和大宋形成南北对峙,从陆路出使高丽的话那可就自投罗网了,苦于没有航班,只能选择走海路。高丽位于辽和金的后方,在宋朝的对外战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出使高丽算得上是国之大事。代表团这次是从明州(今浙江宁波)乘风破浪去高丽的,所以要先从汴京(今河南开封)赶到明州,这么一来,杭州自然是不能绕过去的。

北宋宣和四年(1122),宋徽宗下诏遣使出访高丽,以给事中路允迪为正使,中书舍人傅墨卿为副使。路允迪,字公弼(即石刻中的“路公弼”),应天府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傅墨卿,字国华(即石刻中的“傅国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代表团磨磨蹭蹭,直到第二年宣和五年(1123)三月十四日才从汴京出发,可能是因为出使工作的繁文缛节比较多;五月三日到达明州,五月十六日从明州登船扬帆。从时间节点上来看,代表团行经杭州,应是四月了,这和石刻中的“宣和五年夏四月”是完全吻合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代表团的一把手路公弼在石刻题名中排在第一位,没毛病,但是二把手傅国华却排在了第三位,挤占了第二位的那个哥们是什么来头呢?猜的到吗?他正是东道主,时任杭州知州(相当于市长)的翁彦国,字端朝(即石刻中的“翁端朝”),建州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绍圣四年(1097)进士,于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至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期间知杭州(《乾道临安志》卷三),他排在第二位也是合情合礼的。题名中还有三人(容吉老、麦公明、孟子与),暂未查到详细资料,但并不妨碍我们去判断这方石刻所传达出的信息:京城来的一个高级别外交代表团,出访高丽途经杭州,地方上不能怠慢,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由市长亲自陪同游灵隐天竺诸胜,妥妥的公费旅游!在宋代,香林洞可是比较热门的景点,而今天的香林洞已不在飞来峰景区的主游步道上,涉足者寥寥,其知名度早已不如青林、玉乳和龙泓三洞。

《乾道临安志》卷三中关于“翁彦国宣和年间知杭州”的记载

路团长带队的这次出行,于六月十二日到达高丽都城松京(今朝鲜开城),他们在松京呆了一个月,七月十三日开始返程,于八月二十七日回到了定海。整个旅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回航时在海上遭遇了狂涛怒浪,差点喂了鱼,后因海神显灵,化险为夷。虽然“海神显灵”这种离奇的记载不足为信,但这次海上脱险的事迹,被后世演义成了妈祖显灵庇佑的结果,对于妈祖信仰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见朴现圭《高丽时代妈祖接触考》[《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与宋代妈祖信仰的流传》(《广西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等文。

要问这次出访有什么重大的外交成果,还真说不上来,靖康元年(1126)北宋被金狂殴时也曾向高丽求援,但是被明哲保身的高丽婉拒,不争气的北宋很快就被金给灭了。但此次出访所带来的一样副产物——一部四十卷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就是一份外交实录,在后世看来显得无比珍贵。在中国知网上以“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作为篇名搜索词,可以搜到非常多的研究文章,研究侧重点包含了海上交通、茶文化、音乐、美术、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可见此书在学术界是研究的热门话题,其所包含的丰富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此书的作者徐兢,正是路允迪外交使团中的成员,其身份是提辖人船礼物官,整个出使行程中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广泛收集资料,回国后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整个出访经过以及所见所闻(遗憾的是此书配图已佚,传世的只有文字,所谓“图亡而经存”),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高丽社会形态和风土人情等第一手资料,徐兢也因此书而名垂青史。令人欣喜的是,徐兢也出现了香林洞那方石刻中,他正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徐明叔”。别看路公弼享有了这处石刻的冠名权,说到底,徐兢才是这处石刻的真正主角,为什么这么说呢?

明代抄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序》

来自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

徐兢(1091-1153),字明叔,号自信居士,和州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他爹、他爷爷、他太爷爷都是吃官家饭的,到了他这代,只能继续吃官家饭:政和四年(1114)以父荫补为将仕郎,步入仕途,出使高丽进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后,宋徽宗很看好这位年轻人,赐同进士出身,曾官至刑部员外郎,卒赠朝散大夫。徐兢的书画极富盛名,尤长于篆书,连精于书画的宋徽宗对之也“尤所爱赏”(张孝伯《宋故尚书刑部员外郎徐公行状》),书法亦不俗的宋高宗在《思陵翰墨志》中称绍兴以来“篆法惟信州徐兢”(靖康之变后徐兢迁居至信州弋阳,即今江西弋阳),两代懂书法的帝王都为他代言,这是同时代的人所羡慕不来的。可惜的是,徐兢的书画作品已经基本散佚殆尽,方爱龙《南宋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一书在介绍徐兢时说“但是至今已不见其丝毫书迹传世”、“可惜,这样一位才知之士,其书迹竟不得传世”;孙旭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作者、版本及史料价值》(《兰台世界》2013年第17期)一文中感叹“遗憾的是,他未有书画作品传世”。然而,“路公弼等题名”这方石刻隐藏了一个彩蛋,为我们弥补了这个遗憾。

《两浙金石志》卷七所载“宋路公弼等天竺题名”

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七指出“宋路公弼等天竺题名”石刻即为徐兢(注:书中作“徐競”,因“兢”与“競”字形相似所误)所书,这个判断应该没问题,主要基于两点:其一,在一行人中“徐明叔”是排在最后一位的,一般书者将自己的名字排在最后,乃题名时的一种常规操作;其二,徐兢的篆书在当时就已经很出名了,在场的其他人估计也不好意思在他面前班门弄斧,所以此篆非徐兢莫属。飞来峰的北宋题名甚多,然而篆书却很罕见,所以徐兢篆书的这方摩崖,尤为珍贵,庄严法度中透露着飘逸自信,不愧是“自信居士”所书,这或许是徐兢所传世的唯一书法作品。“路公弼等题名”右侧不远处,还有一方篆书“芗林”二字摩崖,无款无年月,沈鑅彪《续修云林寺志》卷七将其列为宋刻,推测此二字可能和“路公弼等题名”乃同时所刻,也就是说“芗林”二字的作者,也有可能是徐兢。当然,由于没有可以实锤的证据,我们也不能妄断,但总归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芗林”二字

摄于2020年11月21日

至微堂“芗林”拓片

此次奉使高丽流传至今的两大财富,一个是《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个是香林洞这处篆书摩崖,作者都是徐兢。从后世影响力来看,无论是团长路允迪、副团长傅墨卿,还是杭州老市长翁彦国,都没法和徐兢相提并论,所以说徐兢才是此行的真正主角。

在徐兢的万丈光芒下,这里顺便提一下另外三人的人生际遇:

· 路允迪,曾官至兵部尚书、签书枢密院事,绍兴十年(1140)金军围困南京(注:宋时南京并非今之南京,而是在今河南商丘),时任南京留守的路允迪,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无奈投降成了俘虏,晚节不保,落得个身败名裂,好生凄凉。

· 傅墨卿,高丽人民的老朋友,嘉泰《会稽志》卷十五载“墨卿比凡三至高丽,初为书状官,中为副,最后为使”。因出使高丽有功,跟徐兢一样也弄到个“赐同进士出身”的封赏,最后混到了一个正奉大夫退休。

· 翁彦国,和杭州还挺有缘,靖康元年(1126)第二次知杭州,又改知镇江,卒于建炎元年(1127),赠少保,也算荣光。

摩崖石刻是最硬的史料,通过一处将近900年历史的石刻,我们不仅可以遥想当年北宋奉使高丽的盛况,还能有幸欣赏到北宋名家徐兢的书法,好赞!九百年的斗转星移,它还在那里,见字如面,这或许就是摩崖的魅力所在。

作者丨姜建清

曾为山痴,今为石痴,在荒寂斑驳的石刻中寻找故事,在尘封弥久的故事中品味古今。

本文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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