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亚的边界：文化与政治的博弈？| 关于欧亚的7种好书
文化边界线的确定，除非与界线明确的自然疆界一致，如澳大利亚的情况，否则是很难准确定义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带有很高的主观性，常常纯粹是按划定文明的情感标准。正如下面几行所说的那样，许多国家将自己纳入一个被他们称之为“自由世界”的大共同体，然而，他们并不打算弄明白自由对与之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能意味着什么。如果存在一个“自由世界”的话，那么，可以推测，在使用这一术语的人心目中必定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即“不自由”的世界，这种区别取决于对难以明确定义的“自由”一词的充满感情的解释。以单一一种属性为基础的分类是人为的，并且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有用，这是众所周知的逻辑规律。于是，一个人类集团必然是由一组属性去界定的，如果这组属性奏效，那么，它们必定是特殊和本质的。然而，对一位观察者来说是本质的东西，对另一位而言却可能不是。一些人选择语言，另一些人则选择种族、宗教，以及过去或现在所共享的命运。相当常见的情况是，个体对自己共同体的认同倾向采用的标准与共同体之外者采取的标准可能有所不同。政治约定基础上的区分尤其是人为的，常常是短暂的，在定义一个地区时，政治约定往往优先于那些深深扎根于民族和文化的更持久的特性。就此而言，真正意义上的中欧文化这一概念确实已经从公众意识中消失了，这是现代最好的事例。由短期政治运动激发、基于单一属性，欧洲已经被划分为东欧和西欧，在此过程中，中欧这一文化实体差不多完全消失了。这就导致了荒谬的情况，即广大公众把两个德国看成是由一次分裂而形成的两个对立面，而他们享有的当然是一样的文化。
建立文化区域的边界问题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欧洲和亚洲是相互关联的地名，不参考一个就无法理解另一个。旧世界之区分为欧洲、亚洲和非洲，源自希罗多德，他也为这种看来没有逻辑的划分而感到迷惑，他不明白：“为什么一整块大陆却有三个名字。”要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画一条更加清晰和符合逻辑的界线是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以下事实，即亚洲一名的起源并非本地人的自称，亚洲人直到最近才使用亚洲一名。在同居一地而感觉不到其统一性的诸民族之间是不存在集体的团结的，这一点很好理解。欧洲这一概念缓慢地出现（长时期与基督教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致使欧洲人头脑中亚洲这一概念也是逐渐清晰化的。欧亚大陆的地理分界纯属习惯，甚至今天还在作不规则的变动；美国人几乎不把以色列视为一个亚洲国家。
如果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是概念上的两个实体，那么，两大洲联合的大陆块——欧亚大陆——则是一个自然地理的实体。在任何一张欧亚地图上瞟上一眼就可以看到，在这片巨大陆块的外缘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定居文明，而在它的腹地，文明的发展仍然很慢。每一个定居文明——用模糊的术语来说即欧洲、中东、印度、东南亚和东亚——就是一个具有多种文化特征的独特联合体。其中的一些特征可能不止在一个地区出现；不过，各种因素的联合，特殊历史发展过程的塑造，民族环境的巨大影响，又使得这些地区的每一个文明互不相同。用地理名称对一些文化范围进行界定并非易事。例如，在印度次大陆同时繁荣着穆斯林文明和印度文明就是这样的例子。随时间的流逝，任何文明的范围都会起变化，它因某些有时可知有时不可知的原因扩张或收缩；新的文明产生，而另一些文明消失或经历了文明核心受到影响的实质性变化。然而，位于我们所谓的欧亚大陆外缘的一切文化地区都有一个不变的特殊标志，即它们是农业经济基地。在它们之间，以及就此与它们不同的地区，即欧亚大陆的中心部分是本书关心的文化地区：中央欧亚，或者用一个不太冗长、但不太准确的地名称呼：内亚。
内亚的边界是不稳固的；它随时代而变化，随内亚居民与周边文明居民之间势力的消长而变化。罗马的潘诺尼亚省（Pannonia）和小亚细亚的希腊领地分别在匈人（公元5世纪）和塞尔柱突厥人（公元11世纪）占领期间成了“内亚”。
内亚每一次进攻的被化解方式和时间随具体情况而变化，但定居民很少通过暴力取胜。成功的入侵者和占领者也很少被武力驱逐：大多数情况是他们被地区居民同化和吸收。人们可能会说，对峙的结果几乎毫无改变地总是优越的生育率成为决定的因素。
在内亚诸族与定居居民之间的经常性冲突中，前者常常（尽管并非总是这样）扮演着入侵者的角色。在定居世界的逐步扩张中，军事征服只起到相对较小的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外是，近代俄国长久持续地挺进和占领了仍处于内亚文化环境的地区。尽管对内亚诸族发起的先发制人的袭击或报复行动（主要在中国边境上）一直是双方交往的特征，但从边缘地区向腹地的逐步扩张主要是定居民人口增长（或因自然增长或因移民）的结果。因此，尽管内亚地区不断波动，而总的趋势是缩减的，虽然定居文明也曾遭到过退缩。而且，大部分退缩还未能得到解释，例如，中亚南部繁荣的城市生活在公元前２千纪的消失，这一点已经被阿尔丁特佩（Altyn Tepe）和其他遗址所证实。内亚的入侵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发生，有些被完整地记载下来，如安纳托利亚突厥化的例子，它曾经是一个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地区。
在前面几页中，相当明确地强调了以下观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内亚边界的变化是其与周边地区互动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使内亚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整体存在，什么因素使它与周边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正如前文所陈述的那样，内亚周边诸文明中最主要的共同因素是它们的农业经济，至于内亚，正如罗伯特·塔斐（Robert Taaffe）列举（参见原书第26页）的：“缺乏充足的水源，生长季节短，与土壤有关的问题，难以应付的地形，这些成为阻止定居农业发展的主要自然地理障碍。” 可以肯定，农业在适宜的和相对说来较小的地区已经存在并且仍在进行，然而，它在整个地区的经济中可能只起到很小的作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中央欧亚唯一能够支撑一些复杂和强大政体的自然地区——只适宜多种多样的畜牧业，直到现在，畜牧业仍然是内亚诸族颇具特征的行业。但是，用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的话来说：“草原和耕地之间的对立，游牧民和定居农民之间的对立，可能是现代文明中存在的最古老的冲突之一。”内亚另外三个地区——北极苔原、森林（泰加）和沙漠——的自然条件不允许强大政权的形成，因为，它们中无一能够为大量人口提供粮食，以聚集必要的政治力量发动征服活动。
在政治冲突中，人与人彼此对立，行为动机也是多方面的，难以定义。然而，这些行为的复杂性掩盖不了以内亚为一方和以任何一种定居文明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这一基本性质。本质上，它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对立，前者极力地要伸手去接近谚语中所说的“肉锅”（flesh-pots）,而有幸将自己置于靠近炉灶的人们则紧紧守护不放。因此，冲突首先由经济动机引起，一方试图以牺牲另一方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外来者的攻击被内部者遏制或击退：这是人类社会敌对双方行为的自然过程；如果(或确实)那些“外部”人真正可以称为“人类”的话。这一基本划分是根据两地区相比较而言的经济标准进行的，一边是内亚，另一边是任何一个定居文明。害怕野蛮人会来夺走定居民辛勤劳动果实的恐惧深入到这些文明地区，意识到这些财富具有的诱惑，不得不将其保护起来免遭蛮族的劫掠，这是中国或罗马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们喜欢说的陈词滥调。 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称匈奴人“贪婪”，这是早在公元前３世纪《左传》中的观点，《左传》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 根据《新唐书》：“北狄贪没，唯利是视。” 而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xxxi，2，11）的话是：匈人“对金子有着无限的渴望”；莫里斯（Maurice）在他的《将略》（Strategikon）一书中描述阿瓦尔人“受对金钱贪得无厌的欲望的支配”。形容词“贪得无厌 ”常常是用来形容蛮族特征的。这一点君士坦丁七世波尔菲罗格图（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itus） 在治国方策指南（正式的拉丁文书名是《帝国行政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中给予了赞同。他对佩切涅格人(Pechenegs)有如下陈述：“这些佩切涅格人特别贪婪，特别热衷于得到在他们中的稀罕物，现在这些人在要求得到大量礼物之时是厚颜无耻的。” 他谆谆告诫其子说：“由此得知所有的北方部落，好像是天性一样，对金钱的贪婪从来不满足，因此他们要求得到一切，渴望获得一切，他们的欲望没有限度或边界。”
在此，正像许多其他事例证明的那样，看来标准的评论也都植根于个人经验。在13世纪，当普兰·迦儿宾的约翰把蒙古人描写成：“无比的贪得无厌，强求他们所需的东西，紧咬住他们已有的东西，对于给予极为吝啬。” 他没有依照文字记载的传统说法，而是用苦涩的亲身见闻写作。与他同时代的圣康坦（Saint Quentin）的多明我会的西蒙（Dominican Simon）也是如此，他陈述道：“他们（蒙古人）心中燃烧着贪婪，以至当他们看到自己中意的东西时，他们马上会通过强求，或用暴力从所有者那里夺走，不管主人愿不愿意。” 纵然他们如此贪婪，然而那些创建了前所未有的大帝国的蒙古人是贫穷的，即使在其权力高峰之时也是如此，常常缺乏基本的生活用品。方济各会的鲁不鲁乞(Franciscan Rubruck)本人对贫穷并不陌生，他诚实地向法兰西路易九世报告说：“我自信地告诉您，如果您的农民，我不是说国王和骑士，愿意像鞑靼国王一样的行事，而且也对鞑靼国王们一样的食物感到满意，那么，他们能够占领整个世界。”
有人可能会问，如此贫穷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内亚没有给其上的居民提供像周边文明那样的生活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缺乏真正的农业，如上所述，这是由于自然地理的综合因素导致的，也许首先是气候，简言之，就是极度寒冷和干旱的气候阻碍了农业的茂盛生长。在总结内亚特征的时候，中国史书常常将其描述为“寒霜早到”的地方。
【本文节选自《剑桥早期内亚史》第一章“导论：内亚的概念”】
【专家推荐】
《剑桥早期内亚史》提纲挈领地概括了蒙古崛起之前的内亚各主要区域主要人群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历程，至今仍具有知识和思想的学科框架价值。在读史者越来越寻求多元视角的今天，内亚世界成为深入理解历史复杂性的必要途径之一。
过去存在这样的简单化历史观，把内亚世界简单化，只从内亚人群与定居社会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竞争关系）角度看内亚，看不到定居社会与内亚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系（既竞争又共生，相须互动），这样的历史观一方面忽略了内亚社会内部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定居农业世界历史进程的真实面貌。《剑桥早期内亚史》为系统学习内亚史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进阶指导。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本书在丹尼斯·塞诺教授的组织下，邀集了许多西方内亚史学者，针对内亚历史上的重要人群与政权，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叙述，反映了1990年代初期西方内亚学界的最高水平。译者蓝琪教授在书中增添了不少译注，不仅查找了书中引注材料的中译本并征引相关段落外，而且对书中提及的诸多内亚研究学者作了介绍，大大节省了读者查找相关背景资料的时间。对于内亚史、中国民族史、边疆史有兴趣的读者，本书是不容错过的经典之作。
——蔡伟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
1.《剑桥早期内亚史》
[美] 丹尼斯·塞诺 主编
蓝琪 译
一部使内亚这片在文明历史上神秘的“蛮族之地”
真正融入世界历史结构之中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将内亚更加密切地融入世界历史的结构之中
本书所探讨的历史，始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终于蒙古征服前夕的13世纪初期。追溯了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匈奴、匈人、阿瓦尔人、芬兰-乌戈尔人、柔然人、突厥人、可萨人、佩切涅格人、库曼人、塞尔柱人、吐蕃人、契丹和女真人等不同人群在内亚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就。与普遍的认识相反，本书作者认为，这些游牧民族并不单纯是对农耕居民发动攻击的敌人，他们不仅索取，而且也给予邻人许多。由于游牧的机动性，内亚游牧民在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起到了媒介作用，他们是世界历史中发生的许多事件的催化剂。
【主编简介】
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1916—2011），迄今在中央欧亚研究领域取得最卓越成就的学者之一，被尊称为“内亚大汗”。毕业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长期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1962年开始任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并创立中央欧亚研究系。代表作有《剑桥早期内亚史》《内陆亚洲》《乌拉尔诸语言》《匈牙利史》《阿尔泰文明诸方面》等。
【译者简介】
蓝琪，1948年生，湖北安陆人，著名中亚史、突厥史、中外关系史专家。代表著作有《中亚史》（全6卷，第一作者）、《称雄于中亚的游牧民族》、《16—19世纪中亚各国与俄国关系论述》、《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代表译著有《草原帝国》、《治国策》、《中亚文明史》（第五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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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亚史（全六卷）》
蓝琪 主编
一部通中亚“古今之变”之史
本书涵盖苏联解体以前，中亚存在过的所有王朝
中亚地处东西方文明的连结地带，同时又是各文明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
作为区域史的中亚史，有着极为重要的世界史意义。然而，由于中亚本土缺乏系统的史学传统，相关史料仅零星见于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中亚史一直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
本书主编、作者蓝琪，1983年师从项英杰先生研究中亚史，1986年获武汉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2015年退休。主要从事中亚史、突厥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蓝琪教授之《中亚史》，可谓是三十年磨一剑的心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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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治国策》
[波斯]尼扎姆·莫尔克 著
蓝琪 译
马立克沙在统治后期，命波斯官员们写一本有关统治术之书。于是，宰相尼扎姆·莫尔克写了这本《治国策》。在该书中提出了对塞尔柱帝国的政治、经济、司法、宗教的看法和建议。
塞尔柱人原是一支游牧民，他们利用游牧骑兵的军事优势，从马背上夺取天下，统治了中亚、伊朗和两河流域。如何统治这些以欧罗巴种人为主、定居文化悠久、宗教信仰复杂的地区，是塞尔柱统治者面临的迫切任务。
《治国策》成书于1091年或1092年。尼扎姆·莫尔克服务于萨尔柱人，后者是中亚、伊朗和两河流域的统治者，马利克沙在统治后期，命波斯官员写一本有关统治术的书，于是有了尼扎姆·莫尔克这本《治国策》。在书中作者提出了对塞尔柱帝国的政治、经济、司法和宗教的看法和建议。
4.《金帐汗国兴衰史》
[苏] 鲍里斯·格列科夫 [苏] 亚历山大·雅库博夫斯基 著
余大钧 译
沙俄和苏联学者对金帐汗国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关于金帐汗国的最重要著作之一
唯一一部被翻译成中文的金帐汗国史
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及其子拔都通过远征南俄草原建立，统治地域主要包括中亚、伏尔加河中下游、顿河流域及高加索、克里米亚等地区。它前后延续近三百年，对该地区，特别是位于其疆域北部的罗斯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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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史集（全三卷）》
[波斯]拉施特 主编
余大钧 周建奇 译
一部久享盛名的世界史名著
研究中世纪亚欧各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本书是中世纪波斯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拉施特（1247—1318）主编的一部久享盛名的世界史名著，是研究中世纪亚欧各国的历史，特别是蒙古史、元史和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以及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社会制度、族源、民族学的重要资料。
本书原包括四个部分，每一部分为一编，每编包括若干卷。第一编为蒙古史，第二编为世界史，第三编为世系谱，第四编为地理志。第三、四编未流传下来。第二编原书尚未整理编就。现在翻译出版的是第一编，包括第一至三卷。书中记载了十三世纪以前中国北方各游牧部落重要人物的事迹；蒙古地区诸部落的起源、分支和亲属关系；蒙古等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情况；蒙古诸部和其他游牧部落生产发展、氏族部落组织、阶级和阶级关系、军事制度、政治制度、习惯法等内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被誉为“历史百科全书”、“中世纪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6.《欧洲文明史》
[法]基佐 著
程洪逵 沅芷 译
研究欧洲历史和文明史的重要书籍
概述欧洲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基佐认为，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自身的发展。
作者以简练、压缩的手法成功地概述了欧洲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从公元5世纪写到法国革命前夕。书中主要论述：欧洲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它的特性；罗马帝国覆亡时欧洲文明的诸不同因素；10世纪蛮族入侵结束，封建制度开始；封建制度的性质及其对近代文明的影响；5至12世纪基督教教会的状况及其历史作用；自治市镇的兴起、其内部管理及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十字军运动的起因、性质、后果；君主制的发展过程；欧洲建立政治体制的各种尝试；15世纪的特征；16世纪宗教改革的真实性质及其结果；英国革命的意义及其对文明进程的贡献；英国与大陆国家文明进程之异同；17、18世纪法国处于欧洲文明的领先地位。
7.《东方的文明》
[法]勒内·格鲁塞 著
常任侠 袁音 译
亚洲史学界泰斗勒内・格鲁塞经典之作
世界东方学的必读书
一本了解东方文明的理想范本
勒内·格鲁塞是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曾任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吉美博物馆馆长。吉美博物馆以收藏东方文物闳富而闻名于世。这部《东方的文明》由于其线索清晰、资料翔实、插图丰富、文字简洁，在东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成为世界东方学的必读书之一。译者常任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史专家，尤其在印度艺术史及相关文物的搜集与研究方面享有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