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候豪横的都督，权力究竟有多大？真相：官职真大，权力够小
一、都督制的创立
都督制，是划分辖区、指定主将统一领导辖区军事的制度，是三国军事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都督制始创于三国。
创立的背景是：曹操的军队大量来源于群雄和豪强，是其部曲的联合。这些部曲，内部依附性极强，难以进行改编，彼此间又互不统属。曹占区扩大以后，曹操不可能处处亲临各地，去统一指挥各支部队。
各地在军事上发生了统一指挥同分散状态之间的矛盾。分散状态使作战指挥变得分外复杂。
以建安二十年(215年)合肥保卫战为例，该战虽然获得大胜，但也暴露出严重的不足。守卫合肥的张辽、乐进、李典之间，没有指定统一指挥的主帅，事前不得不由曹操制定作战方针，以统一三将行动。
而在执行这一方针时，三将又需要协调关系。这种复杂的指挥程序，制约着作战效率。
为了提高效率，当几支部队参加同一次战争、驻守同一个地区的时候，有必要指定一人任主将，统领众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立了都督制。
都督原是某种军事职务的称谓。
这个词起源于汉末，一出现便被大量使用。称为都督的，既有偏神将校，也有持节都督。都督制的都督，作为辖区主将，都是持节都督，即不仅授予都督称号，还授予持节称号。持节是奉天子之命出使，并持有符节凭证。
持节都督分为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的等次，对都督区内各部队有统一指挥权、军事执法权。其军事执法权，据晋制为“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
上述晋制，直接继承魏制而来，也可以视为魏制。自从曹魏实行上述都督制后，蜀、吴根据各自的情况，也实行了该制。曹魏都督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曹操时是萌芽阶段。
《宋书·百官志》：
“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
说明东汉必要时开始派出督军御史到地方上，督数郡或者数州诸军事，直接将兵，或者征、募郡兵，率地方官作战。曹操仿照督军督领众军之意，于建安十六年(211年)潼关渭南之战中，令曹仁“督诸将拒漳关”。
苏伯、田银反叛时，以曹仁“都督七军讨银等”。曹仁受任的都督，同东汉督军一样，既有统一指挥之权，又是临时差遣，称号在作战完毕即予取消。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征孙权回师时，“使(夏侯)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
夏侯惇受任的都督，执行长期驻守任务，不再是临时差遣，但还没有固定的都督区。延康元年(220年)《魏公卿上尊号奏》中，曹休具衔为“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臣休”，衔中都督和督军并存。在这个阶段中，都督同督军并存，尚未定型，也未划分都督区。
2、曹丕代汉以后，是建立阶段。
这时边境线基本固定下来，划分都督区条件成熟。曹丕称帝前后，陆续把沿边诸州划分为四个都督区，分别以曹真都督雍、凉，曹休都督扬州，夏侯尚都督南方荆州，吴质都督幽、并，正式形成都督制：指定了拥有重兵的都督，划分了相对固定、与战区基本合一的都督区。
3、甘露二年(257年)平定诸葛诞以后，进入改制阶段。
这时执政的司马氏畏惧都督对抗中央，有几个都督区都划得比战区小。
关于都督区的划分，魏国的情况是：
东线，黄初三年(222年)，设置扬州都督区，先后以曹休、满宠、王凌、诸葛诞、毋丘俭、王基、石苞任职。甘露二年(257年)诸葛诞举兵反抗司马氏时，以都督豫州王基兼督扬州。这种以一人兼督扬、豫，不是常制，不久王基就专督扬州了。而甘露二年，又分淮北都督区，以陈骞、卢钦、司马骏任职。设置青、徐都督区，该区都督有时合置，有时分置。
合置时，以牵招、夏侯楙、桓范、胡质、胡遵任职；分置时，以臧霸、田豫都督青州，钟毓、卫瓘都督徐州。
南线，黄初元年(220年)，设置荆州都督区。明帝太和元年，以荆、豫合置都督区。嘉平三年(251年)分置，其中都督豫州，又称都督江南。荆、豫合置时，以司马懿、王昶任职；分置时，以夏侯尚都督荆州，诸葛诞、王基、州泰、陈骞、司马骏都督豫州。
甘露四年(259年)，荆州一分为二，一个荆州都督镇襄阳，以州泰、钟毓、王沈任职，王沈时，又称都督江北，另一个荆州都督镇新野，以王基、陈骞任职西线，设雍、凉都督区，以曹真、司马懿、夏侯玄、郭淮、陈泰、司马望任职。
黄初元年，同时设关中都督区(关中地属雍州)，以夏侯楙任职，太和二年(228年)撤消。甘露元年(256年)另置都督陇右(陇右地属雍州)一人，以后分置陇右、关中都督区，以邓艾、李允、卫瓘都督陇右。
北线，设都督河北，兼辖冀、幽、并三州军事，以吴质、吕昭、程喜等8人任职。
蜀国都督区，大体以郡划分：
西线，设汉中都督，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置，首任为魏延。建兴五年丞相诸葛亮进驻汉中，以魏延改任督前部，领丞相司马。
北线，遥设关中都督，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置，首任为吴懿。南线，设庲降都督区，总摄南中诸郡军事，章武元年首任为邓方，治南昌县(今云南镇雄)，继任李恢移治平夷县(今贵州毕节)，马忠移治味县(今云南曲靖)，庲降又设副职副贰都督。
东线，设永安(巴东郡治所，即白帝城)都督，又称巴东都督。永安是蜀国东部边境重镇，位于三峡西口，面对魏国新城郡和吴国荆州，章武元年首任为李严。
在西、北、南、东线之外，后方二线设江州(巴郡治所)都督，江州在蜀国东南江水和西汉水(今嘉陵江)交汇处，水陆四达，是后方重镇，章武末首任为费观；建兴年间，继任者为李严、李丰、李福、邓芝等，在此主持北伐的后方事务。
吴国的都督区：
根据敌情和特殊地形，以州、郡和郡内要点划分，形成极密或极疏的布局。其北线和西线，在沿江众多要点上，设置了密集的都督区，为国家重兵所在。这些都督区自西向东计有：
信陵督、西陵督、夷道督、乐乡督、水军督、江陵督、公安督，巴丘督、蒲督、夏口督、沔中督、武昌督、半州(今江西九江上游江中)督、柴桑督、吉阳(地无考)督、虎林(今安徽贵池西)督、濡须督、芜湖督、牛渚(今安徽当涂北)督、扶州(今安徽马鞍山以北江中之洲)督、都下(即建业)督、徐陵(亭名，在今镇江)督、京下(今镇江)督。
建衡二年(270年)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为信陵等诸督之督。其南线，设交州督，广州督。东线，孙权西征荆州关羽时，临时设吴郡都督，以吴奋任职，镇抚东方。
二、防范都督的制度
都督制是在外地众军中集中兵权的体制.它适应了战时需要但也培植将帅拥有重兵，因而潜伏危险。为了限制都督制上述的消极作用，避免重蹈汉末各地拥兵自重的覆辙，魏国对都督建立了防范制度，主要是限制其权限，监察其行为，索要其人质。
(一)限制其权限的制度
1、都督没有发兵权。
都督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必须上表朝廷请求批准。没有诏命，不得擅自发兵。魏国新城太守孟达，在叛魏的密谋暴露以后，认为其上司荆、豫都督司马懿要来平叛，必须取得发兵权。由于司马懿驻地距天子所在的洛阳800里，距孟达所在的新城1200里，他完成上表天子批准的手续，一来一去2800里，估计需一个月，那时新城巳获巩固，不足为忧。
不料司马懿径直发兵，8日兵到城下，打了孟达一个措手不及。孟达失策在以都督无发兵权的常制来筹算，未料到司马懿竟敢于便宜从事。
司马懿打破常规，是由于幼主在位、军情紧急，有胆量做常人不敢做的事情。这个特例从反面说明，都督不得任意发兵。
2、都督对所部将领没有任免权。
任免权在朝廷，任免事务由护军办理。“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夏侯玄)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这说明，各级将领直到牙门校尉、百人督，都由朝廷任命，由中护军承办任免事务。都督无法通过用人树立私人势力。
3、都督不掌握财权、物权。
军队的屯田、仓储及供给，朝廷另置系统，都督无法专断，无法积聚割据所需的物资储备。诸葛诞久在淮南，蓄谋反叛非只一日，起事时也仅能聚足一年的粮食。
4、都督一般没有辖区行政权。
曹魏都督、刺史分置，辖区的军权与行政权分离。都督的权力不能过分膨胀，朝廷也因此拥有制约都督的一个重要手段。个别时候，都督也兼任刺史，曹休继任夏侯惇都督诸军事后，黄初二年(221年)兼领扬州刺史，四年改拜扬州牧。
州泰在甘露三年(258年)都督江南诸军事(即都督豫州)后，兼领豫州刺史，但第二年即改督荆州，不兼刺史。太和四年(230年)，都督河北吕昭兼领冀州刺史，就遭到散骑黄门侍郎杜恕的上疏反对。
(二)监察其行为的制度监察都督行为的制度，主要是向都督派出监察官员。
一是以刺史与都督分置，同城而治，刺史含有监督都督的意味。
都督有非常的举动，不得不考虑刺史的牵制。
二是继承战国以来对带兵将领派出监军的传统，向都督派出军师、监军等监察官员，确保都督忠于最高统帅和执行统帅的意图。
军师在汉末原为公府属官，或统帅参谋，执行主官的意图，谈不上监督主官。现在的军师不由都督自辟，而由朝廷派出，对皇帝负责，有权监督都督对诏命的执行，节制都督的行动。
“青龙二年，诸葛亮率众出渭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宣王数数欲进攻，毗禁不听。宣王虽能行意，而每屈于毗”。
魏末，避司马师讳，军师改名为军司。职责是“所以节量诸宜，亦监军之职也。”魏国发动灭蜀战争时，派遣都督陇右诸军事邓艾、都督关中诸军事钟会分兵进取，不设总的统帅，特命散骑常侍、廷尉卫瓘“以本官持节监艾、会军事，行镇西军司。”钟会称卫瓘是“监司”，也说明军司是朝廷监督统帅的特使。
卫瓘在此次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监督作用。他同钟会一起秘密奏报邓艾专擅的情况。有诏槛车征邓艾，他出面向邓艾军宣布司马昭的亲笔命令，称诏收捕了邓艾。卫瓘所作所为，证明那时的监督制度是：凡遇重大问题，都督必须与军司共同处理或奏报朝廷；军司有权执行其职责范围内的朝廷命令。
(三)索要都督人质的制度
索要都督人质的制度，是对都督实行质任制，即要求其在京师留下质任。西曹掾邵悌反对伐蜀以钟会出征，理由是钟会“单身无重任”，即拥兵远征，只把养为儿子的兄子留为人质，兄子不是亲生的，不是重要人质。
任子作为人质，平时留在“保官”内，一旦所担保的人物投降或叛变，将受到严惩。钟会所养的兄子钟毅，在钟会作乱后伏法。邓艾在洛阳的所有儿子，在邓艾被诬陷谋反后，统统被诛。蜀国质任情况不详。吴国也实行了质任制。《搜神记》说：
“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所以吴国戏口守将晋宗叛逃魏国以后，企图袭击安乐，夺回他在那里的“保质”。吴国还为屯戍诸将的任子，设立了“任子馆”，对都督的防范，以质任制最为残酷。
到了三国后期，各国政权度过草创阶段，上下间的信任比之过去大大加强，推行质任制的必要性降低了。孙权认识到杀叛将的家属不利，赤乌七年(246年)下诏：“督将亡叛而杀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甚伤义教，自今勿杀也。”这说明，质任制推行的合理性已比汉末减少，终于在晋成帝时废除了。
在战时环境下产生的辖区持节都督，是军事领导体制中一个重要层次，代表着一级指挥实体。它有效地领导了所在辖区的外军部队，领导了辖区国防和作战。但是在先后三位扬州都督王凌、毋丘俭、诸葛诞武装反抗司马氏集团以后，它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的弊端，也暴露无遗。
为了防止它在内政上的消极作用，朝廷用种种制度对它进行限制、监察和威慑，甚至不惜缩小辖区的划分，牺牲对外作战的利益。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