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八年（2）天子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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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天王使家父来聘。”

“家父”：《左传》说“家”是氏，“父”是字。这个称呼习惯要搁到现在就是“姓家名父”，这是妥妥的占人便宜。

但在春秋时代还真不是，古人用“父”做字的很多，比如孔子的祖上“孔父嘉”，邾国的国君邾仪父（不是姨父）等等。这是个带有美好期待的字，就像现代人取名叫“寿”一样。

后来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个字越来越容易引起歧义，甚至一报名字就可能引发一场血战，于是就改成了同音字“甫”，比如唐朝的杜甫和李林甫。

《谷梁传》这个X冷淡的主，对这种事一贯不倾注太大热情，简简单单的说：“家父，天子大夫。”东汉的何休在后面注解：“中大夫，不称伯仲”。于是我们多了个信息，“家父”这个人官职是中大夫。

对于礼仪、名义、谶纬一向倾注了很大热情的《公羊传》注解就详细的多：“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称字，不称伯仲也。”哦，原来称呼天子的中大夫时采用的“采邑名+字”的规则。

大夫有上大夫，中大夫和下大夫三种，那么上大夫和下大夫该怎么称呼呢？

《公羊传》很贴心的给出了解答：“上大夫称伯仲，下大夫称官氏名且字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上大夫的称名规则是：“氏（国名）+伯仲”，比如祭伯，就是祭国的君主，排行是老大。比如南季，就是南邑的首脑，排行老三。

下大夫的称名规则是：“官/氏/邑名+名+字”，比如桓公四年也来鲁国“聘”过的宰渠伯纠，“宰”是官名，是周天子的家宰，类似王室管家。“渠”是采邑的名字，渠城。“伯”是名，“纠”是字。

这样我们就能得出一个按照官职命名的规律：

官越大，名字字数越少；官越小，名字字数越多。

这与我们现在看新闻“字越少，事越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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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四年，周天子派了个下大夫伯纠来，过了四年，又派了个中大夫“父”来，都是来“聘”的。

“聘”就是聘问的意思，是上级慰问下级时用的词。

“聘”的时候，官员代表天子站在北方面对南方，向诸侯传达慰问之意。诸侯则面朝北方向向天子表达谢意。这种行为代表了天子与诸侯的睦邻友好关系，大宗与小宗的相亲相爱，所以非常高兴，是喜事，用“聘”字，一个字就包含在内。

这两件事如果用现在的新闻标题该换一下，就是：

《鲁桓公四年，周天子派外交部东方事务司伯纠处长前来慰问》

《鲁桓公八年，周天子派外交部东方市事务司家父司长前来慰问》

这么一改换就发现不对劲了，周天子在桓公四年派过来慰问鲁国的官员级别很明显与鲁国的地位不对等。

鲁国是春秋时期唯五的公爵国之一，是周公后代的封国，又是山东地区目前唯一的大国，周天子起码应该派祭伯或者之前来过的凡伯、南季这些级别高的，相当于部长级的上大夫来慰问，这是政治活动最起码的礼仪。

现在让处级干部去慰问一个公爵，这有点打脸了。

当年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总统来中国进行中美破冰谈判，会谈之前就问负责接待的是谁。

因为他自忖美国国务卿在中国的对等接待级别是副总理级，如果是副总理出面会见，则说明中国有谈的态度，但不一定有谈的诚意；如果是部长接待，说明中国没有谈的诚意，可能几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

开会之前，基辛格得到了确定了答复：“周总理主持会谈。”基辛格一下子就高兴了，接待规格高半格，说明中国即有态度也有诚意，这个会谈还没有开始，就成功了一半。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基辛格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谈判级别的对等呢？因为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条政治规则。在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尤其如此：

级别和座位排序无言的表明了一个政治人物此时的政治生命状态。

在3000年以前，恪守礼仪的周王室更是如此。因此，周王室派下大夫“聘”问鲁国，就显得很突兀，很不寻常。因为鲁隐公在的时候，分别在鲁隐公七年和鲁隐公九年，周天子“使凡伯和南季来聘”。结合前面的命名规则，我们知道，这都是上大夫，部级干部。

而到了鲁桓公即位以后，周天子第一次派的是个处长级官员，第二次派的是个司长级官员。这是赤裸裸的表示对鲁桓公的鄙夷，也无怪乎鲁桓公即位后从来没有主动朝见过周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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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很多写读《左传》的作者都对鲁桓公即位后不朝见周天子的事情口诛笔伐，一边倒的指责鲁桓公做为一个负责任的文教大国，带头破坏了周礼，使礼仪之邦的称号徒有虚名。对此我认为，事情要分两面说。

鲁桓公派人弑兄，然后即位，确实是得位不正。所以即位以后，他担心周天子站在道德层面上对他指责，在周天子态度不明确的情况下，他既不敢，也不能去主动朝见周天子。

因为一旦被周天子训斥一顿，他得位不正的情况就坐实了，那国内亲隐公的力量趁势而起，鲁国就要内乱。内乱一起，周边其他诸国很有可能打着维和的旗号入侵鲁国。内忧外患一交攻，鲁国就危险了。但无论怎么说，无论鲁桓公找什么借口，即位后不朝见周天子，就是“非礼”，就是犯罪。

周天子对鲁桓公弑兄即位的事情确实也比较反感。鲁国作为制定礼仪的周公的后代，鲁桓公这么做是公然破坏周礼，周王室对诸侯国除了在军事上进行压制之外，还依靠周礼在道德层面上进行约束，一旦鲁国公然破坏周礼，其他诸侯国必然蠢蠢欲动，千里之堤，很可能就溃于蚁穴。所以周天子在鲁桓公即位之初，并没有派人朝贺，而是等着鲁桓公朝觐。

但是周天子并没有认清楚现实。现实情况是周王室论土地、人口和军事实力甚至都不如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与西周立国之初周王室可抵三分之一诸侯国的实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辉煌的时候有辉煌的做法，没落的时候也有没落的做法。周王室此时最好的做法应是认清事实，与齐、鲁、宋、卫这些大国搞好关系，借强藩以压制不臣，然后徐图发展，而不是抱着“老子祖上曾经富过”的想法居高临下，高人一等。

就像现代社会有些曾经任职CEO、总监级别的人跳槽一样，总是摆脱不了以前工作时候的感觉，导致高不成低不就，要么频繁跳槽，要么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白白蹉跎了时光，又打击了自信心。

后世有人说东方朔：“你的才能可比苏秦张仪，为什么不效仿他二人，在列国之间施展纵横之术，搅动天下呢？”

东方朔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岂可同哉。”

苏秦张仪之时，天下没有统一，列国纷争，王室暗弱，所以苏秦张仪乘势而起，以纵横术成名。

而东方朔所处的汉武帝时期，天下一统，皇帝也为雄主，纵有苏秦张仪之才能，奈何天下大势已变，只能做一个给皇帝说笑话解闷的陪臣而已。

周桓王的时代，天下大势已变，由王道而变为霸道，周王室如不能顺应形势，自然会被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甩在身后。

当然，周桓王自身也是很有能力的，也不可谓不努力。他压制郑国，左右晋国的君主更替，甚至与郑国开战，又玩了一手“盟向移民”，派出司局级官员羞辱鲁桓公，手段也不可谓高明。这些手段如果是在西周时期，每一样都能灭掉一个诸侯国。

但在春秋时期，这些高明手段却统统没起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使王室的威严进一步下滑，繻葛之战被诸侯射伤成为天下笑柄，鲁桓公即位后羞辱鲁国一次不成，被迫第二次提高规格，但第二次规格依然不对等，反而使鲁国从此不再朝觐。

这就是天时大于人和的因素在起作用，逆天而行时，正的手段可能会带来相反的后果。

就像1948年建丰同志搞金融反腐，抛开大形势单论，这是正确的决策，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越反越腐，加速了他们集团的灭亡。而我们现在搞金融反腐，结合大形势，就是越搞越好，越搞吏治越清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

有句话说的好：“拉起风帆之前，先看看是顺风还是逆风。”顺风可扬帆，逆风，就不要硬斗了。

这不是怂，这是审时度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