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民国：辛亥革命各派在谈判桌上的对话与共识

转自《同舟共进》

作者：傅国涌

民国不是打出来，而是谈出来的、对话对出来的。如果说“剿抚并用、以抚为主”只是传统的老办法，那么，走到对话桌上，以和平谈判来解决政治危机，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办法，在中国历史上尚无先例。辛亥时期的民谣《海上光复竹枝词》反映了当时情景：“议事厅前颇认真，安排西捕辟行人。同居一国开和议，今日君民势已均。”

但和谈也非易事，紫禁城里的惊恐、保皇派的荒唐、立宪派的稳健、革命党的激进、北洋派的实用……这众多支流，在一片喧闹中各有目的却殊途同归，最终达成共识，汇入“共和”之河。

保皇派的主张：以孔子后裔为帝

在川西华县，小学生每逢朔望要向石印的慈禧太后、光绪帝画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后来又要向着摄政王抱着六岁宣统皇帝的像行同样的大礼。

1911年11月7日，以翻译《天演论》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留英学生严复写信给莫理循（发表于《泰晤士报》），充满忧虑地说：

他们（南方革命党人）允许目前这个王朝在法律上存在呢，还是干脆将其废除代之以中华共和国呢，还是他们相互战斗直到最后，而以一个中国的波拿巴为最终结果呢？现在没有人敢于预言……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宣统帝是个幼儿，在清朝陨落的时刻，这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当时有人提出以孔子后裔为皇帝的想法。11月30日，张謇[jiǎn]写信给汤寿潜：

昨有美人詹美生来言：中国今日政体似尚以君主为宜。若不愿满人，何不举衍圣公，而总理为之办事？

12月16日，日本公使伊集院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谈后出门，朱尔典追出来，刚接到英国外务大臣的绝密来电，要给他一看，其中说：“当前官、革双方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已全无可能，作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望即与日本国公使进行密商。”

极力主张立孔子后裔为帝的是康有为。他在《救亡论》一文中说：“以中国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在另一篇《共和政体论》中，他提出保留宣统为虚君，各省公推孔氏衍圣公为监国摄政王，“直出上谕，则汉人为主矣。若欲行总统共和，则称监国总统可也”。

康有为

袁世凯对拥立孔子后裔之说断然否定，“此种荒唐论调实不值一笑；单纯可以拥为君主之族系人物，不但无从寻觅，容或有之，而废黜现今皇帝另立新主，其结果只是在实质上成为共和政体，且会惹起更多纠纷，无论如何，不能考虑……” 黎元洪接受英文《汉口日报》采访，记者问及康有为，他强调说：“康有为的事业不是我们的。”显然他不会同意康的这些主张。黄兴、孙中山他们不会同意，北洋军中廖宇春这些人也不赞成。

“当代大儒”严复的坚持

严复作为南下和谈的各省代表之一，12月12日，从汉口过江，与当年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黎元洪有过一席谈。

严复

北京《京都日报》12月23、25日接连刊登《严复与黎元洪之政见》、《唐黎会晤志略》，报道12日他们的师生谈。严复说中国人民程度不足，实行共和必多流弊。黎不便驳难，由孙发绪代答，“大致谓人民程度不足，由于无良政府以督率之，此次改革正欲增进人民程度，而期渐进于完善。如谓程度不宜于共和，亦未必即宜于立宪。况立宪政体君主万世一系，彼有何功何德，而能永享尊荣如此”。严复说：“我亦尝谓万世一系不合人群公理，但今日之事颇难为力。”孙说：“此事转移全在先生，先生为当代大儒，若著书立说启发国民，程度自然高尚；鼓吹共和政体，则共和政体自必早庆成立。”严复只是说：“谨受教，但鄙人此次南来，总期保全人民之幸福，凡鄙人所能为者，无不尽力为之。”

严复一直坚持国人程度不适合共和，日后甚至提出了一个“共和女性”说，说共和属于阴类，共字又读“恭”，恭顺而和柔之意，引用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他认为今日将这个名词尊为全国名号，岂非大谬。

“民国”、“共和”的强大声音

当时南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共和。

10月28日，苏州尚未独立，中学生叶圣陶日记即说：“从此以后……汉族同胞共歌自由，当即有一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半球之东，乐矣哉！”11月16日，黎元洪对记者热情地谈到中国的未来，“描绘了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而建立的未来的联邦共和国” 。

在上海等地，许多以民国、共和为名的团体纷纷出现。

不用说革命党人，不仅张謇、汤寿潜、程德全、赵凤昌这些立宪派，就是岑春煊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更不要说年轻一辈的孟森、雷奋、杨廷栋这些人。

12月16日，上海租界巡捕在宁波路墙上撕下的纸条写着：“走狗唐绍仪胆敢来沪议和，一定将他打死，反对打死他的人不是同胞，凡撕下此通告者也该杀。”巡捕在山东路上也发现类似的纸条。唐绍仪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表示，“目前最堪忧虑者，在于各省对和谈真相缺理解，竟然妄加抵制。今晨以来，本人已接到恫吓信数封”。

参与和议的北方代表冯耿光回忆，从武汉到上海，下船以后，“很多代表被……歹徒要挟，硬说'北方代表都是宗社党，不要轻易放过他们’。代表们怕事，就纷纷躲避了”。

紫禁城的战栗与痛楚

12月20日，凌盛仪在湖南听说，隆裕太后想要带着溥仪出奔，“无地可往，唯有痛哭而已”。这只是传闻，但当时确有人为溥仪避难联系过美国使馆。在袁世凯进京前，皇太后和皇帝请求在美国公使馆避难，11月10日，北京方面给诺克斯电报，主张允许请求。当日，诺克斯回电，如果其他公使馆不反对，他同意“暂时避难，如果为了保护无辜的生命这是必要的话”。

当年回国考取翰林院编修的留学生叶可梁，也从非正式渠道获得了美国使馆的同意：

武昌起义后月余……我与义理寿联系过两次，十余日后彼告我谓美使馆已答应让出二等秘书宿舍给溥仪使用，并计划由天安门挖一地道直通东交民巷，以避免袁世凯的耳目。

后来，当袁世凯大权已握，与内阁大臣联名上奏，要求顺应民心改定共和政体时，紫禁城再次经历战栗与痛楚。幼帝溥仪日后回忆，是一份密奏吓住了隆裕太后。

袁世凯

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

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

和谈代表唐绍仪的窘境与功绩

清廷的牌几已出尽。12月6日，袁世凯在逼摄政王退位后独掌大权。整个朝廷的重心发生倾斜，战与和、退还是不退的主导权落到了袁身上，次日他决定派唐绍仪南下议和。

12月12日，日本公使伊集院致电内田说，自决定派唐为代表南下议和以来，对袁世凯的意向，外间传说纷纭。“闻昨日（清国）陆军部某人曾向青木少将秘密透露云：如此次交涉不成，或则乾坤一掷，断然废黜皇帝，完全同意共和政体；或则效法罗马教皇之故智，使皇帝保持尊荣而置于虚位，不使其干预一切国政，二者必择其一，袁世凯对此已有所准备”。他将这些问题当面问袁，并说如果袁主张君主立宪，日本必尽量援助。袁回答，自己始终主张君主立宪。11月23日，罗瘿公写信向梁启超报告与袁世凯面谈的情况，袁说“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这首次出现的新名词，将君主立宪与共和捏在一起。

此前的11月14日，袁对汪荣宝等资政院议员阐述自己主张君主立宪的宗旨和理由。但是，袁交给唐绍仪的方案“二十二条”，已不是一般的君主立宪制，而是 “君主共和立宪制”，这是袁与外交团商定的：

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皇帝改为国王；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包含蒙、藏、青；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以为行政机关；行政之权统归大总统统揽，国王处宪法上之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四年为任期……司法机关为独立，归裁判所管辖……

当时，《申报》《民立报》等报纸都曾刊登。这个独特设计在世界各国不曾有过先例。袁以为南方会同意这个方案。不料唐绍仪一到武昌，黎元洪他们提出的四点建议就是：推翻清朝、优待皇室、厚待满人、统一各省。唐绍仪到上海，发现保留清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也没有将这个方案拿出来讨论。

12月20日，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第二次开谈。伍廷芳说：

我初亦以为中国应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及时。唯今中国情形，与前大异，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人心如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将来满人亦可被举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故此次改革，必须完全成为民主……

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唐绍仪：

近日体察各国情形，皆不赞成共和，日本因恐波及，尤以全力反对，如再相持，人必干预，大局益危，亟宜从速自家解决，冀免分裂，况十九信条已具共和性质，君主民主两相维持，即可保全危局，何苦牢守成见，空争名义……

唐绍仪南下前夕公开表示，政体改为共和也可，唯君主之名义当保存，若革命军必要除去君主名目，不得不回京罢议。他内心却是主张共和的，随他南下的八旗代表章福荣回忆，船至南京下关，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密谈许久，所谈内容虽不知，但看他们亲密的神情，就心中生疑。章福荣写信给朋友：“此次会议，原为南方主共和政体，北方主君主立宪，故要开会彼此商讨二者之得失利害，而我们的北方代表未到开会地点，在船上业已主张共和，这会还开个什么劲！”

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次日，他电致北京内阁，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

12月29日，南下和议代表之一许鼎霖给赵尔巽写信：

此次议和，实误于唐大臣过于胆怯。两次开议，皆存逆来顺受之心，是以革党得步进步，不至共和不已。”他还在资政院指斥唐绍仪，“何谓议和，直是送礼而已”。恽毓鼎甚至在日记中写下“唐绍怡之通匪卖国，令人发指。

唐绍仪

而英文《大陆报》记者笔下的唐绍仪：

他冷静、充满人性、和蔼可亲，易于接近。当他被任命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出席和平会议时，革命人士感到很高兴，他们认为唐绍仪是一个具有开明观点的、通情达理的、并非对革命毫无同情心的人。

双方各有目的，终于殊途同归

其实不是唐绍仪软弱，关键还在袁世凯的态度。这一点，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就已说破：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

12月21日，随唐南下的北方分代表范静生（源濂）在湖南共和协会欢迎宴会上说，“北方亦多赞成共和，项城尤为赞成共和。唯一国总不能有两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会要以北京为宜，并说明种种理由”。

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知道唐持有共和党人的观点”，“袁世凯派唐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 1912年1月24日，他写信给威·伍·柔克义说：“12月里，我有几天呆在上海，那时唐绍仪宣称他坚持共和的理想。我相信袁世凯知道并准许他这样讲的。”

袁世凯未必有什么共和的信仰，但对清廷不放心则是确实的。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记录，10月15日，袁即派亲信密访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告诉美国外交官：“袁将到京，不久我们会有一个共和国，袁且为总统。”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记录，袁从一开始就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似乎令人猜不透，其实只有一条，他既要取而代之，又不想背上篡位的恶名。

在唐绍仪之外，北洋军代表廖宇春南下秘密斡旋，如果不是出于袁世凯的安排，至少也是洞察了他的心机，否则很难理解廖如此大胆。廖宇春在秘密和谈时说：“中国人民无爱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统无血族之关系，一由君主无爱戴之价值。今民军进种族革命，而为政治革命，用意极为正大。”并直言不愿为清帝而战，只要袁世凯做总统。

双方之所以顺利达成协议，是因为各自完成了主要的目标：对南军而言，要的是共和政体；对北军而言，要的是袁世凯为总统。

1912年1月5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

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我见到袁世凯时，他小声对我耳语：'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等47名将领联名电奏速定共和。

共识形成，尘埃落定，清朝的命运决定了——退位是唯一体面的方式。

共识下的双赢、多赢

回看百年前的那次大变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组织军队，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但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辛亥革命最终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个底朝天，更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是相对节制的。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他们得以坐下来，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中国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我们也有“痛打落水狗”的心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开了一个好的先例。这个先例应当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后人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