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启蒙属性质疑
题目：《三字经》启蒙属性质疑
来源：2019年第1期“圆桌讨论”
作者：陶嘉炜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DOI:10.19619/j.issn.1007-1938.2019.01.014
《三字经》可说是中国古代的“热门”出版物，700多年间持续印制出版。私塾纷纷将之作为蒙学读本，令学童们背诵。时至今日，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却又有不少出版单位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之机，把《三字经》奉为幼童的“启蒙读本”，争先恐后地推出它的各种版本，诸如彩绘版、注音版、有声版、译文详解版等，竞相登场。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然而，《三字经》真的能够作为优秀的儿童启蒙读物，让生活在新时代的孩子们用功学习、背诵吗？当代的出版单位真的应该下大力气让它重新出版发行吗？笔者以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本文试就此进行一番探讨、论证。
一、时代和观点
《三字经》一文出于元朝的南宋遗民之手，文中的“历史知识”截止于南宋灭亡：“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从太祖赵匡胤算起，南宋末代皇帝赵昺是第18位。在当时外族统治下，《三字经》的作者要求后代学习哪些知识，传承哪些文化，都罗列在356个三字句中。
一个时代的作品总带着那个时代的思想烙印。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经学，发展到宋末，“理学”正跨上“心学”的阶段。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把“十三经”之一《礼记》里的两篇文章《大学》和《中庸》单独列出，跟《论语》和《孟子》二书并提，合编成《四书章句集注》。由此便有了“四书”的提法。《三字经》指点“训蒙”途径：“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对“四书”的强调，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三字经》的作者是朱熹学派的后学者王应麟。
然而开篇之句“人之初，性本善”却不完全符合朱熹的观点。朱熹所说一般的“性”，等同于天理。他阐述道：“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孟子集注·告子章句上》）“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朱子语类》卷四）也就是说，人之初，因“气禀”之异，善恶几率相仿。《三字经》的巧妙之处在于接下去搬来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两句。如此一连贯，给孔子所言的“性”安上个“善”的前提。实际上孔子从未对人之本性的善恶发表过意见。性善论者首推孟子，他认为人天生就具备四个“善端”（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种围绕道、理、心、性做文章的所谓“身心性命之学”，正是宋明时代的代表性学术。
由此可见，《三字经》写于元朝初年是不难推定的。至于作者，相传为王应麟；客观地看，也不能排除文章在流传过程中有所增删，恐非出于一人之手。至明清及近现代几位头面人物修订，后世各版本才有案可稽；然其内容、格局、主旨，皆全盘承袭原始版本。
二、结构和主旨
《三字经》的节奏以四句为一小节，但行文中有两处例外插入两个零句，节奏的停歇在形式上标示作者本意分三大层次。如果我们按文章的实际内容分析，与显性的格局有所不同。
第一层次：自开头至“弟於长，宜先知”，旨在“劝教”；点旨之句是“玉不琢，不成器”。
第二层次：下接文字至“朝於斯，夕於斯”，开列所要教学的内容；用现代的话说，叫十几年一贯制的“教学大纲”。
第三层次：余下部分，着重“勉学”。作结之笔“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也是全文的压舱石。它跟第一层次的“劝教”首尾呼应。先生“教的结果”与弟子“学的结果”，本就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所以先前第一层次在讲“重教”的同时，难免连带到一个“学”字。
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三字经》的主旨是要告诫为父者须教，为师者须严，人皆须学；以及学些什么的一长串清单；而第二层次“清单”部分共226句，占全文篇幅约三分之二之多。
三、教学安排不等于“启蒙”
“启蒙”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有着完全一样的解释——
使初学的人得到基本的、入门的知识。
启蒙读物常直接标示“入门”做书名，比如《英语语法入门》《儿童围棋入门》。领人“入门”的书今又可形象地称作“某某ABC”，意为从头开始学起，如《股票交易ABC》等。如此反观《三字经》，文章授予人们哪些基础知识？入门走进什么专业殿堂？是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打个基础吗？单单背出个提纲，不还在门外吗？！
文章确实提到启蒙教育：“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这是指点“训蒙”的步骤，而非“训蒙”行为本身。不是《三字经》自己在做训蒙工作，而是说给训蒙先生听的教学顺序。文章写得如此直白，为什么还会被某些“国学”倡导者奉为幼童的“启蒙读物”呢？
《三字经》开出的必修课程涉及传统目录学的经、史、子，不含“集”。
关于经书，它写道：“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明明只剩五经，偏偏号称“六经”，岂非令人懵懂：那缺漏的一经是指已佚的《乐经》呢，还是前文出现过的《孝经》？
关于“子”书，它写道：“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置权威的《汉书·艺文志》对诸子百家的归纳于不顾，在齐名的荀、老、庄中间夹了个汉代的扬雄、隋代的文中子。此五子之所以重要，莫非是因为他们的书在科举应试时用得着？
没有人会拿一部教学大纲作启蒙之用，更何况“蒙”尚未启，又蒙疑云。像人性善恶一类的当时哲学难题，劈面摆在头里让儿童学，妥当吗？
四、于今悖时悖理的教纲
21世纪不需要《三字经》式的“训蒙”。
1. 知识结构古今要求不同
当今的人材需具备数理化生、语外政经、音体美劳等各类知识技能，而宋明时代基本上依旧“独尊儒术”——称得上“学问”的主要在于“十三经”及其注疏的理解和发挥。《三字经》开出的书单，现今只有历史、中文、哲学等文科专业的学生才会去接触一部分。
试想，把“十七史”通读一遍该花费多少工夫，何况现在已扩容为“二十四史”了！“幼而学，壮而行”，如果真向幼童全盘灌输《三字经》里的那些东西，孩子们还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学习自然科学？到了壮年可怎么“行”呢？教育部要求各地严查“国学班”“读经班”等全日制私塾形式的非法办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2. 环境熏陶古今不同
由于当时社会的总体知识面跟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幼童们极有可能从父母叔伯嘴里听说过悬梁刺股、负薪挂角的故事，对故事主人公的名字耳熟能详。同样一本《三字经》，掐头去尾来个“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对今天的小学生而言，读起来只会有口无心。文中含有21个劝教勉学的故事，竟被某些人誉为“用典丰富”。怎不替孩子们想想弄明白那些“典故”的艰难及必要性何在？！
再说，中国古代教学偏重死记硬背，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与当今的逻辑推理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有违教育心理学的科学原理。
3. 做人和启蒙
儒学，特别到了宋明理学的阶段，所讨论的中心课题集中于人伦，也就是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道德之于非伦理学家的普通大众来说，基本属于实践范畴；正如《三字经》称道的孔融让梨、黄香温席一类事迹，知在行中。联想到近年发布的《中国公民文明旅游公约》，也是三字句形式：
重安全，讲礼仪；不喧哗，杜陋习；
守良俗，明事理；爱环境，护古迹；
文明行，最得体。
这无疑是对游客的教育，但从未听说有人奉之为“启蒙”的。同样带有劝诫用意的《三字经》，凭什么就变成“启蒙”了呢？
4. 内容不都适合幼童
前文已述，客观地看，《三字经》是一份给先生制订的教学纲要。因此夹杂不适合幼童的内容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提到“三纲”的“夫妇顺”“夫妇从”，肯定超出了幼童的阅历范围而不被理解。这不禁使人想起一幅漫画：幼儿园老师唱“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孩子们脑海里浮现出一匹大灰狼！倘真有早熟的孩童懂得了意思，岂不在诱导早恋吗？
5. 削足适履的“三言”韵文
四言诗、五七言等齐言韵文的写作，是建筑在文言的基础之上的，用白话文写得成功者凤毛麟角。三言则更显空间逼仄。用来做标语口号、倡议告诫之类，庶几尚可，如前面所引“公约”；若要带有述评的笔墨，则无法胜任，往往遇到半通不通，勉强凑合的尴尬。比如讲宋朝“十八传，南北混”，其中“混”字作何解？是南北宋朝自相混战，还是“十八传”之后，南方和北方被元人混合统一？抑或是南北宋朝的皇帝混杂在“十八传”里？或另有别解，或不求甚解，能混则混，原文如此这般，还有什么意义给它修修补补呢？
五、弘扬传统文化应经过研学
当年章太炎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旧思想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以为《三字经》流传长久，为百姓喜闻乐见，于是旧瓶添新酒，做了些增补。时过90多年，神州大地改革开放。即使要抢救“国学”，也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加以研学，一如李镜池、周予同等老一辈专家学者那样重新审视儒家经典，而不是去加工古人不见得怎么高明的唾余。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范围很广，其中既有许多优秀成分，也存在一些愚昧、迷信成分。作为中国人，人人应该传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不能不问良莠地全盘照搬，甚至搞一些徒有其表的形式主义表演。对以儒家经学为主的所谓“国学”，没必要人人都去学习，成为专家。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我们期待有适合当代少年儿童阅读的中国文化读物出版，真正起到启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