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发表】颜惠庆在商务印书馆中的多重角色（1899—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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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颜惠庆是中国近代功勋卓著的外交巨擘，在经济、文化等领域也颇有建树。文章关注颜惠庆自1899年与商务印书馆结缘后在各个时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作为近代商务印书馆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他是商务印书馆早期的“编译者”之一；弃文从政后，他一直扮演着商务印书馆的“代理人”角色；此外，他还在商务印书馆与政府之间充当了“联络人”的角色，是商务印书馆在政界的重要关系之一。

关键词 | 颜惠庆；商务印书馆；编译者；代理人；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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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颜惠庆（1877—1950），字骏人，上海人，近代著名外交家。其父颜永京是中国基督教圣公会早期华人牧师，也是圣约翰大学的创办者之一。颜惠庆 1894 年从上海同文书院毕业，次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圣公会中学，因成绩优异获全能超越奖章，后考入弗吉尼亚大学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00 年毕业后应卜舫济邀请，回国在圣约翰大学任教。其间，颜惠庆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英文部主任，是商务印书馆早期重要的编译人员之一。执教八年后，颜惠庆弃文从政，随伍廷芳出使美国，开启从政生涯。

学界关于颜惠庆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颜惠庆外交活动和思想的探析 ^[1-3]；另一类是关于颜惠庆与《英华大辞典》等辞书编纂工作的研究 ^[4-6]。目前尚未见具体探讨颜惠庆与商务印书馆关系的研究成果。本文剖析颜惠庆在商务印书馆各个时期扮演的不同角色，来揭开这位民国著名外交家与商务印书馆的不解之缘。

二、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者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两年后颜惠庆就因订正《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与之结缘，后经张元济介绍入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担任编辑，是商务印书馆早期的编译成员之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立编译所，‘延张君元济主其事’，‘在外任编译者，有颜惠庆、蔡元培、伍光建诸君’。”^[7]陈叔通在《回忆商务印书馆》中写道：“英文方面的编辑人员，最初是颜惠庆。颜为沈诒金的女婿，而沈为张的座师。有这个渊源，故颜由沈诒金的儿子沈葆琦介绍给张的。”^[8]沈葆琦即孙宝琦（1867—1931），字幕韩，浙江杭州人，近代著名外交家。颜惠庆的夫人孙宝琮是孙宝琦的妹妹，岳父沈诒金即孙诒经，是张元济参加科举时的主考官，张元济与孙宝琦关系密切，通过这层关系，张元济邀请留美多年的颜惠庆进入商务印书馆英文部。“颜惠庆回国后，被任命为圣约翰大学的英语教授，1906年他加入商务印书馆，担任英语编辑。”^[9]“他曾经在圣约翰大学任教，也与商务印书馆有合作。”^[10]邝富灼《六十年之回顾》中记载：“会商务印书馆颜骏人博士辞职，聘余继其位为英文部主任，正投余之所好。”^[11]54 综上，颜惠庆确实曾就职于商务印书馆，在1907年邝富灼继任之前，英文部的主任正是颜惠庆。颜惠庆决定弃文从政随伍廷芳使美后，遂辞去商务印书馆英文部和圣约翰大学的职务。

作为商务印书馆早期的重要人员之一，颜惠庆的编译成果颇丰。在弗吉尼亚大学留学时，颜惠庆便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黄佐廷合作，在邝富灼《华英字典》的基础上，订正《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这是中国第一部英汉字典，为商务印书馆英文部早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颜惠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华英翻译捷诀》，此书的面世得益于颜惠庆在圣约翰大学担任英文教授的经历，正如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曾将学生的翻译课卷，细心校正，评判甲乙后，选出其中最优越的若干篇，汇集成为一册《翻译捷径》，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2]62《翻译捷径》即《华英翻译捷诀》，成书于 1902 年，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颜惠庆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多次修订重版。1939年6月1日《颜惠庆日记》中记载：“商务印书馆建议我重版我的《翻译捷径》，版税为 10%。”^[13]205 这足以证明该书在出版三十多年后，依旧影响广泛，正如有学者评价，“《华英翻译捷诀》成书于百年前，作为近代第一本翻译教材，该书在教学理念上人文教育与专业教学并重，在选材上紧贴社会现实，这些教材编写理念在当下仍不过时。”^[14]

为满足当时社会学习英语和西方文化的需要，1905 年，颜惠庆受商务印书馆之邀编纂《英华大辞典》，“我在上海的熟识中，有几位系印刷兼发行公司（商务印书馆）的董事。彼时学生对于英华字典，需求迫切。英文已成我国‘第二国语’。他们于是请我编辑一本简明合用的字典。约集助手十余人后，我们便开始工作。为时两年，幸告杀青。”^[12]61《英华大辞典》编纂成后，盛宣怀为其题签，严复写序，对其评价非常之高。该书也是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编纂成的大型英汉工具书，1908 年2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当时与颜惠庆一起编纂《英华大辞典》的圣约翰大学学生中，有一部分后来入馆工作。另外，颜惠庆还帮助商务印书馆校订《英汉成语辞林》，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英汉成语词典，由颜惠庆在圣约翰大学的同事陈荫明翻译，孙毓修作序，于 1909 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南海陈君取而译之，书成复就正于颜进士惠庆。经始逾岁，始克成书。博综详实，悉如原本。”^[15] 此书出版后广受好评，曾多次再版。

颜惠庆是商务印书馆早期的重要编译者之一，他编纂《英华大辞典》《华英翻译捷诀》，订正《商务印书馆华英词典》，校订《英汉成语辞林》，对于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发展贡献很大。“《英华大辞典》《英汉成语辞林》和《华英翻译捷诀》，一道构成了颜惠庆在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史上的成就，可以与马礼逊媲美。”^[16] 这足以证明颜惠庆在商务印书馆英文部的地位。

《英华大辞典》编纂完成后，颜惠庆辞去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主任一职，随伍廷芳出使美国：“辞典编纂，将告杀青，适伍秩庸先生膺出使美洲之命。伍先生于我，宿所深稔。我的英文写作，我的当众演说，尤承推许。因效毛遂自荐，愿随使节，为国尽力。承其慨允，任为使馆二等参赞。”^[12]64 自此，颜惠庆开启其政治生涯。

三、商务印书馆的代理人

离开商务印书馆后，颜惠庆仍旧与之保持密切联系，在出使别国期间为商务印书馆扮演“代理人”的角色。此处的“代理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经济学领域的“代理人”，因为颜惠庆并未和商务印书馆签订协议，也未收取费用，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帮助商务印书馆处理国外各项事宜。在出使美国期间，颜惠庆曾多次为商务印书馆之事与美国图书公司进行沟通：“商务印书馆发来海底电报，为美国图书公司之事。为印书馆写信给 D. 阿普尔顿公司。”^[17]26“拜访了美国图书公司的赖博尔德，就商务印书馆事同他商量，未谈成。”^[17]30《颜惠庆自传》中也有相关记录：“同时受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委托，代为接洽美国书商，俾便该馆在国内担任代理。”^[12]76从上面几则史料可以看出，颜惠庆在出使别国期间一直如同“代理人”般为商务印书馆代办理各项事宜。尽管颜惠庆与这些美国书商的接洽并不顺利，但他一直为商务印书馆接洽其他公司，后又为商务印书馆给金氏公司及其他出版社写信。

1913 年至1919年，颜惠庆出使欧洲，此时的他依然扮演着商务印书馆“代理人”的角色。这期间商务印书馆除了委托颜惠庆寻找图书代理、订购书籍外，还请颜惠庆为其订购纸张、颜料和印刷机。“商务印书馆的鲍君来信，要求我为他们订购颜料和纸张。”^[17]3961919年10 月13日颜惠庆在日记中记录：“替商务印书馆定购若干台印刷机。”^[17]92611月8日又记录：“电告商务印书馆，关于施内尔印刷机械厂的开价，价格上涨了三倍。”^[17]936颜惠庆在为商务印书馆订购货物时，还通信告知其价格波动情况，12月21日商务印书馆来电请颜惠庆取消印刷机订货。据以上可知，颜惠庆在离开商务印书馆出使别国期间，依然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为商务印书馆办理相关事务。

此外，颜惠庆作为“代理人”，还帮助疏通同仁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宜。1915年5月15日《颜惠庆日记》记载：“伍光健携其著作来访，他要求将著作送往北京，然后再送商务印书馆出版。”^[17]221 伍光健也曾为著作出版事宜去信张元济：“日前拟具《十九世纪思想史》办法若干条，寄呈，转交讨论，想必达览。”^[18]390这封信最后的署名和日期是：小弟伍光健顿首 五月二十三日。“《十九世纪思想史》知前两册蒙允开译，咸深欣喜。”^[18]392 张元济给伍光健的这封回信日期为：一五年六月廿二日。可见伍光健因《十九世纪思想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事宜给张元济写信的时间为 1915年 5月23日，比颜惠庆日记中记载的 5 月15日晚8天，因此，可以确定伍光健先向颜惠庆表达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著作的要求，颜惠庆是他在相关事宜上的优先联系人选，侧面反映了颜惠庆和商务印书馆关系之密切。这也体现了颜惠庆的“代理人”角色，不仅限于帮助商务印书馆订购图书、纸张和印刷机，也为出版相关事务劳心劳力。

作为“代理人”的颜惠庆，与商务印书馆有许多经济上的往来。当时商务印书在社会上信誉良好，利息也较高，颜惠庆除了购买商务印书馆的股票担任股东外，还将自己的钱存入商务印书馆。1908年颜惠庆在日记中记录：“把1600元存在商务印书馆。”^[17]51916年日记中记载：“商务印书馆来信说，我名下有1000马克（相当于银 250两）。”^[17]463 直到1942年，日记中还有关于卖出商务印书馆股票的记录；1943年初，颜惠庆还曾去商务印书馆领取版税。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颜惠庆和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会上许多名人都持有商务印书馆的股票，包括著名翻译家严复和林纾，“后来严复又购买股票成为商务的股东，1920年时为四百股，1921年升股为五百股。”^[19]“林纾因为是商务的大作者，稿费收入多，也在商务有一定的股份，也是商务的股东之一。”^[20]学界名流纷纷购买商务印书馆的股票主要是因为该馆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而商务印书馆则将这种经济上的往来作为巩固它与社会名流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使得商务印书馆在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综上，颜惠庆在出使别国期间，多次演商务印书馆“代理人”的角色，不仅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网为商务印书馆办理业务，还一直与其保持密切的经济往来，对于商务印书馆而言，股份交易等经济往来则是其巩固自身社会关系网的重要手段。

四、商务印书馆的联络人

颜惠庆在北洋政府时期曾多次担任外交次长，有“不倒次长”之称，后一度担任外交总长一职。1926年段祺瑞失势后，颜惠庆担任国务总理并代行总统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他又担任驻美国公使、驻苏联大使和中国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的首席代表。长期活跃于政坛的颜惠庆，是商务印书馆在政界的重要关系之一。1924年张元济就曾为影印《四库全书》之事去信颜惠庆、孙宝琦、王克敏等人：“北京国务院孙慕丈、颜骏翁、王叔翁、张乾翁、顾少翁公鉴：顷阅公府秘书厅禁运《四库全书》出京至沪，至为惶悚。敝公司呈请清室领印是书，无非鉴于古籍易散，窃欲广为流通，廉价发行，宣扬文化。”^[18]528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须将其从北京运送至上海，却遇到许多阻碍，张元济遂给孙宝琦、颜惠庆等人写信，尤其与孙宝琦频繁联系，《张元济全集》收录了其与孙宝琦的书信达19封，皆为《四库全书》之事。张元济虽托颜惠庆和孙宝琦等人为此事周旋，但后因拒绝曹锟亲信的索贿而受其阻挠，此事被迫中断。据《大陆报》1926年7月22日报道：“日前，教育部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就《四库全书》（Ssu Ku Chuan Shu）的出版事宜签订了一份新的合同。”^[21] 但直到1933 年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与张元济接洽，希望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才得以陆续重印此书。商务印书馆为影印《四库全书》几经周折，终得偿所愿。

此外，商务同仁还经常为印刷出版的相关政策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事情与颜惠庆沟通。1925 年李拔可曾为印刷附律的事情来找颜惠庆，《颜惠庆日记》记载：“商务印书馆李拔可先生来访，他反对印刷附律。”^[22]236 虽然日记中未反映出颜惠庆对印刷附律的态度，但已证明颜惠庆确实是商务印书馆在政界的主要关系之一。1929 年颜惠庆还为商务印书馆给银行写信：“为商务印书馆经销部收款事写信给上海银行。”^[22]485此时，颜惠庆已离开商务印书馆多年，却还在为商务印书馆操劳，可见其情谊之深。“一 · 二八事变”时，商务印书馆遭日军轰炸，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和印刷厂等均被焚毁，损失惨重，颜惠庆于 1934年4月4日前往此地，视察商务印书馆遭焚毁后的景象，“去北河南路和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一片废墟。”^[22]8055 月 4 日他与李拔可谈论商务印书馆馆址如何重建等问题，始终关心商务印书馆的发展。

颜惠庆之所以多次充当商务印书馆与政府之间的联络人，主要是因为他与商务同仁之间良好的关系往来。他与张元济、谢洪赉、高梦旦、邝富灼、李拔可等人均有来往，这些人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在馆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颜惠庆与张元济不仅因为商务印书馆的事宜有所往来，两人的私交也很不错。颜惠庆曾多次拜访张元济，1940年还送给张元济一本生日纪念册。1946年，颜惠庆请张元济为其题字，“访问张菊生，请其在一幅崇祯年间的扇面上题字。”^[13]8281949年张元济中风后，颜惠庆在日记中记载：“张元济先生仍住院，看来有一段时间不能走动”^[13]1101，可见颜惠庆时刻关注其身体状况。

此外，由颜惠庆、谢洪赉、黄佐廷等人创立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也是商务印书馆同仁交往的重要渠道。这主要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创始人笃信基督，与商务印书馆密切相关的鲍家、郁家、谢家也都是基督徒，因此基督教青年会中有许多商务印书馆职员。其中，邝富灼作为商务印书馆英文部早期编译人员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奠基人，与颜惠庆的关系非常密切，两人之间的交往不仅限于青年会中，邝富灼还曾向颜惠庆约稿，并亲自拜访后者。“余所与接触之青年会中人，有颜骏人博士，及已故之唐价臣君，及黄佐廷君，此三者皆为一时之领袖而曾一度为余之导师者也。” ^[11]57 颜惠庆比邝富灼年轻几岁，却被后者视为导师，其为人与学识可见一斑，“才华轶群，对于社交、教育、美术、人道、政治、外交，与夫国际问题各方面，无论学问上，兴趣上，均极广博而浓厚。且明知人，而观察敏锐。天赋如此，用能在政海中，迭膺艰巨，应付裕如。”^[12]7 顾维钧在《颜惠庆自传》序言中对颜惠庆的极高评价也证实了这一点。

综上，颜惠庆在政府任职期间，多次扮演商务印书馆与政府之间的“联络人”角色，是商务印书馆在政府的重要关系之一。在局势动荡的近代社会，颜惠庆与商务印书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商关系，在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以及灾后重建等问题中，颜惠庆作为政府人员一直关心并引导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帮助商务印书馆解决实际困难，从未以权谋私，堪称近代良好政商关系的典范。“商务印书馆与江苏省教育会、北京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在民国初年，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23]笔者认为，当时颜惠庆、孙宝琦、王克敏等供职的北京国务院同样是商务印书馆在发展历程中所倚仗的重要势力之一。

五、结语

通过梳理颜惠庆与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的关系，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精英阶层与出版机构的互动模式。作为近代精英阶层的代表人物，颜惠庆在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成就非凡，在商务印书馆从一间小小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著名文化出版机构的这一过程中，他立下了汗马功劳。笔者认为，颜惠庆既是近代商务印书馆英文部早期的“编译者”，又是商务印书馆在国外业务方面的“代理人”，还是商务印书馆与政府之间的“联络人”。“吾人如欲明了我国教育的进步，最好一考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12]401 颜惠庆晚年在其自传中对商务印书馆评价很高，认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史足以代表近代中国教育之进步历程。如今，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之一的商务印书馆，一直致力于出版各类优秀书籍，是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与传播道路上的中流砥柱，这足以告慰颜惠庆先生对商务印书馆的期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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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