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方术、宗教与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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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方术考》2001年修订本的序言里，我曾许愿说，我要写三本我最想写的书，一本是《绝地天通》，一本是《礼坏乐崩》，一本是《兵不厌诈》。其实，这三本书的头一本，就是讨论中国的宗教传统。
“绝地天通”是个道理深刻的神话故事，出自《国语·楚语下》，大家都很重视这个故事。故事的意思是什么？本来很清楚。它是说，天地神人的交流，从前很容易，老百姓是通过民间的巫史，直接和神交流。后来，有了复杂的职官系统，则把这种关系断绝开来，神归神，人归人，世俗的事，由世俗官员管理，宗教的事，由宗教官员管理。任何人，都得通过这些神职人员，才能与神交流。也就是说，一旦宗教归国家管，归专责的神职人员管，僧俗分为二界，天地不分、民神杂糅的状态，就被彻底打破了。即使官民斗争，反反复复，也是这个格局之下的反复，大盘是定下来了。
我选这个书名，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澄清一个很流行的说法，也是相当糊涂的说法。
中国文化界讲中国文化，老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给人家脸上抹黑，张口闭口，都以“天人合一”自居，非说人家西方文化是“天人分裂”，两者拧着来，太物质，太技术，完全反自然，不像俺们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和谐而美满。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起码照字面理解，“绝地天通”四个字，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绝不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这个词，严格考证起来，其实并无深意。如宋人张载和王万，他们有这种说法（《张载集·乾称》《宋史·王万传》）。现代学者的用法，是来源于宋。先秦没有这种说法。汉代的说法也不太一样。当时的流行说法，其实是“天人之分”“天人之际”，“分”和“际”，都是讲天人的分别。当然，董仲舒是说过“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那是说，借助名号，把这两个本来是分开来的东西再合在一起，其实是讲天人感应。“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是方士化的汉儒讲的话。“天人合一”，这是援释济儒、援道济儒的宋儒讲的话。两者都有宗教味。
“天人合一”是宗教话语，一点不稀奇。任何文化的任何宗教都有这种东西。
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中国文化的特色，在我看来，主要是一种结构性差异，即早在近代欧洲实行政教分离之前，中国的政教关系就已经是二元化，我们比他们更世俗，他们比我们更宗教。异是同中之异。中国和西方不同，并不是我们讲“天人合一”，他们讲“天人分裂”，而是两者在僧俗和政教的关系上有巨大不同。
我们追求大一统，他们也一样。谁不想把一盘散沙的人群聚合起来？但同是大一统，中国和西方，道路不一样。他们是小国林立，宗教大一统；我们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两者都有世俗国家，两者都以神道设教，但政教关系不一样。我打比方说，翻毛大衣里外穿，这只是毛面在外，还是光面在外的问题。他们也好，欧亚草原也好，阿拉伯地区也好，凡行政效率不足的地方，都靠宗教大一统，这种情况很普遍。但即使是大地域国家，亚述、波斯和中国，国家再强，也少不了宗教支持。没有宗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主要是僧俗二界，分得更开，界限更明显。如果非用分合讲话，那也只能是，他们“天人合一”，我们“天人分裂”。
还有一种说法，是把“天”换成自然，说我们和自然贴得近，那就更离谱。因为大家想一想，文明在本质上是反自然的，中国既然以文明老大自居，人缩在城里，坐在屋里，马牛羊拴在棚里，关在圈里，为了土里刨食，树都砍了，草都烧了，怎么会比骑马肉食、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人、蒙古人，还有原来也很野蛮的欧洲人，更接近大自然。我们千万别叫中国的文人诗和文人画给蒙了。他们渔樵归隐，寄情山林，“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那都是在滚滚红尘中呆腻了的主儿。
我用“绝地天通”讲中国宗教，目的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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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古代宗教，祝宗卜史，各有分工，祝宗跟礼仪关系大，卜史跟方术关系大，两者都和宗教有关，但前者更接近于教，后者更接近于术。
术和教的关系很重要。
在《中国方术考》及《中国方术续考》里，我想强调的是，巫术是小术，方术是大术，大术的来源是小术，但后来居上，既吸纳小术，又排斥小术，把小术压在下面，但大术小术都是术。同样，中国早期的宗教，原来也是小教林立，各地的信仰不一样，小教汇入大教，先是以国家为倾泻地，后来回归民间，重新酝酿，转以道教、佛教为龙头，但大教小教都是教。
研究中国宗教，巫术和巫教很重要。比如张光直先生，他就非常强调萨满教。研究早期宗教，巫是普遍背景。人类学家关心巫，当然很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商周以来，特别是战国秦汉，中国的教与术，早已超出这一水平，绝不是“热带丛林”式的东西可以比。
中国的“绝地天通”，是个很长的过程，但真正的重头戏还是在秦汉，特别是汉代。大术代小术，大教代小教，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分四步走：
（一）秦始皇的统一宗教。
秦始皇的大一统，是三个大一统：政治大一统、宗教大一统、学术大一统。这三个大一统，虽然不是由他收的尾，却是由他开的头。当时，百废待举，三件事，他只做成一件，就是政治大一统，另外两件没办成。天下初定，他把方士、儒生从全国各地招来，本来是请他们兴太平，方士搞宗教，儒生搞学术，共襄盛举，没想到，彼此闹翻，发生焚书坑儒。这不是他的初衷。他的初衷，和后来的汉武帝一样，也是收拾人心：统一宗教，才能赢得六国百姓的心；统一学术，才能赢得社会精英的心。但我们要注意，这两个大一统，一开始就是在政治大一统的前提下进行，起点本身就和欧洲历史不一样。我们的大一统，是先有政治大一统，才有宗教大一统、学术大一统。
（二）汉武帝的统一宗教。
汉武帝和秦始皇不一样。秦始皇没做成的事，他做成了：封禅郊祀，兴立祠畤，是统一宗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统一学术。他的宗教大一统，是想建立与统一国家相匹配的宗教制度。第一，是继承秦始皇，比如封禅五岳，祭雍五畤和齐八主，这些都是继承秦始皇；第二，是创立以太一、后土和五帝为核心的大郊祀，用大教统小教，新制统旧制。这种新制，好像政教合一，太一崇拜也很有普世宗教的味道。它使西方汉学家产生错觉：中国的宗教是上下共享的通用宗教，汉武帝就是中国的教皇。当时的国家宗教，与民间信仰关系很密切，有一定重合，但很多祭祀，国家有，民间不一定有，民间有，国家也不一定有，并非严丝合缝。
（三）王莽的统一宗教。
统一宗教，秦皇、汉武都倚重方士。儒生和方士，本来各有擅长。汉代，他们在皇帝面前争风，劲头十足。儒生并不满足于学术上的胜利，对宗教也要插一手。他们和方士乱掺乎，界限越来越模糊，但不同还是不同。比如《后汉书》的《方术列传》，就是两者并叙，但中间还是有界限。汉武帝以后，韦玄成提出罢庙，匡衡、张谭提出废祠，都是针对汉武帝的宗教大一统，最终导致王莽撤销武帝诸祠，只在长安四郊祭天地五帝。这是儒生对方士的反动。王莽改大郊祀为小郊祀，有当时的道理，而且是后世所本。其所有祠畤，被收拢于京郊，外面一风吹，好处是精练集中，坏处是对民间信仰失控。上面说过，“绝地天通”，官民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反反复复，这是固有矛盾，汉代也有这类问题。
（四）东汉时期的“借术立教”。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去美国前，正是“气功热”席卷全国的节气口上，我读《列仙传》、《神仙传》和《后汉书》的《方术列传》，真是感同身受。东汉时期，民间信仰如脱缰野马和决堤洪水，到处都在创立教派。原因是，王莽死后，国家失去对民间信仰的控制，民间信仰又恢复到自生自灭的无序状态。结果，当然是小教林立，对国家形成威胁。这轮高潮，特点是“借术立教”。各种占卜，还有符水治病、借助幻术的奇迹显现和荒诞不经的神仙故事，都是劝民向道的基本手段。释之入，道之兴，都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方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汉以后，儒家文化在牢笼知识精英的取仕制度中是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这是一元化。但民间信仰却是由释、道二教为龙头，其他小教作缘饰和补充，呈多元化格局。方术的香火也是绵延不绝。从此，国家大典是国家大典（王莽式的郊祀），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各得其所。远的不说，我们这座北京城，皇家有左祖右社和六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先蚕坛），民间有五顶（北京城外，东南西北中各有一座碧霞元君庙，号称五顶），就是两码事。
我认为，通用宗教说，对解构大小传统说，强调上、下层有道理，有一定合理性。中国和西方在摸索道路的过程中，有过相似的考虑，这点也有启发性。对中国学者来说，这是值得参考的另一种视角。但这种说法，对解释汉以后的二元化格局，显然不适用；即使讲汉代，也只是貌似而已。
为什么？我说过了，关键是起点不同，政教结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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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方术，外国也有，前些年，我在法国高等实验学校宗教学系当客座教授，马克教授带我看过法国的日书，并向我介绍过欧洲的方术门类。他说，中国的方术比他们更发达。
人家对我们很敬重，我们不能太狂妄。
我们要知道，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是靠科学来传教。科学虽不等于方术，但在文化比较的谱系上，其位置却是对应于巫术和方术。他们的术，古代不如我们，但现代比我们发达。在科学的面前，我们的方术像巫术。
还有，我们要承认，在大教代小教方面，在宗教大一统方面，他们比我们走得更远，宗教的地位更突出，远比国家更能支配一切。中国的教没有这种地位，再大也大不过国家，撑死了也只是三教之一。更何况，大教之下，还有数不清的小教。即使大教，也是大杂烩，比西方有更多的小教特点。
我们是国强教弱，他们是教强国弱。
中国的宗教不发达（利玛窦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没有像西方那样笼盖一切，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颇有争论，我看未必是坏事，特别是把眼光放得远一点。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中国早期宗教，方士和儒生是两股力。这两股力，在中国历史上各有变形，各有遗产。方士的遗产在道教，儒生的遗产在取仕。前者的优势是信仰，后者的优势是政治。但儒生在信仰上争霸权，与道争，与释争，可谓经久不息。今天，作为体用之争的延续，作为国粹与西化之争的延续，也有这类冲动。有人甲午不服气，庚子不服气，倒也罢了，辛亥、五四，气也理不顺。他们觉得，师夷长技以制夷，如果只学船坚炮利和议会政治，那是没有学到根本，夷也有道，是他们的教，故死乞白赖，非给咱们中国立个教。立什么教？不信洋教信什么？现现成成，当然是儒教了。道教不行，政治去势，无为无为了两千年，自然没它什么事。
立教之说，久已不行，如今又成新时髦（有几个钱，气就粗了）。谁都赶来凑热闹，我觉得十分无聊。
先秦的孔夫子，不管政治观点多保守，他毕竟是一位社会批评家，和人家老子、墨子平起平坐的批评家。他这一生，累累若丧家之犬，无权无势，从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他惟一认可的头衔就是“丧家狗”）。汉以来，唐以来，宋以来，孔子不断被圣化，地位越来越高，两千年吹捧，他想都想不到。但就是这么吹，他也还没有被拔高到耶稣那样的教主地位，时人以为可惜。我看，没什么不好。现在的学者，说是弘扬中国文化，其实是糟蹋中国文化。他们把一切中国文化都装进儒家的瓶子里，表面是大，其实是小。再把孔子弄成教，就更加可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岂是儒家二字所能概之。就算讲儒家，又何必舍本而逐末？
吾爱孔夫子，乃先秦的孔夫子，活着的孔夫子，真正的孔夫子，而非后人吹捧为大成至圣先师，政治化和神学化的孔夫子，更不是那个还在幻想之中，有如救世主的孔夫子（不但能救中国，还能救全世界）。
去圣乃得真孔子，还俗才有新文化。
这是解放孔子。
*本文摘自《中国方术考》（典藏本）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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