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文与质的统一。文指礼仪形式，各种礼仪形式和制度规范，都属于文；质指精神实质，礼的精神实质是忠信诚敬。孔子说：“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质胜于文，表现不够文明，形式不足；文胜于质，精神不够充实，实质不足。
等而下之的是有质无文和有文无质。有质无文，不学无术，表现粗野，或者礼仪僭越，形式非礼。孔子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此即批评形式非礼。有文无质，不诚不敬，形式主义，是实质非礼。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即批评实质非礼。孟子对实质非礼的批判最为深刻：“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尽心篇》）礼主敬。敬是礼的内核，礼是敬的表现。没有敬爱，只有礼物和礼仪，徒具形式而已。恭敬必须真实，在送礼之前就该具备于心。君子不会被虚假的礼仪所笼络。虚拘，以虚假的礼仪笼络人。朱熹注：“此言当时诸侯之待贤者，特以币帛为恭敬，而无其实也。拘，留也。”（《孟子集注》）“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此言应是有感而发。当时的诸侯对待贤者缺乏真诚恭敬之心，或食而弗爱，或爱而不敬，或恭而无实。例如，齐宣王对孟子就颇为恭敬和礼遇。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王任之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准备离开齐国的时候，淳于髡说孟子：“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告子下》）可见孟子在齐国虽无实权，但有相当地位。崔述《孟子事实录》说：“孟子之在齐，乃客卿也，与居官任职者不同。”孟子准备离开齐国，齐宣王又表示：“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对孟子不可谓不恭敬。但齐王“恭敬而无实”。孟子对齐宣王进言颇多，都不见用。所以孟子尽管依依不舍，最后还是选择离开。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篇》）孝养父母需要恭敬，与人交往也需要恭敬。食而弗爱和爱而不敬，即使食而养之或送上礼物，也仿佛将人当作犬马看待。形式非礼易辨，实质非礼难辨。例如，孔子和左丘明都引以为耻的巧言令色足恭，很容易得到一般人的赞许。殊不知，非真实之巧言，非真诚之令色，非真敬之足恭，皆有其形而无其实，有其仪而无其义，表面工夫，不足道也。百余年来学界流行一种非常非礼的恶习：在思想争鸣时，或妄测对方动机，或故意歪曲、恶意引申对方观点，或动辄将理义批评上升为针对性的道德批判乃至人身攻击。无论形式如何，都属实质非礼。如此对待师长前辈，尤为非礼。当然，非恶意的思想误读、观点引申和道德批评不在此例。形式非礼和实质非礼，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形式非礼，纵有实质，非常有限；实质非礼，徒有形式，必不能久。比有质无文和有文无质更等而下之的是无质无文。这是双重无礼，轻则夷狄化，重则非人化。程颐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二程集》）百年来，不仅一般民众，三界精英亦普遍非礼，内则丧失了忠信诚敬的精神，外则态度恭高我慢、言语粗俗鄙陋、行为暴戾恣睢，此即双重非礼。我说过，五四至今是中国最无道、最缺德、最愚昧也最禽兽化的时期。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非一般士人所能及也，即使君子，也可能有质胜于文或文胜于质的时候。故君子标准只可用来自我责备，不宜以此衡量、苛责他人。某些无礼比较轻微，或不妨提醒，但不必苛责。例如，礼记曰，事亲有隐无犯，事君有犯无隐，事师无犯无隐。现代人很难做到。现代社会常态是，事亲有犯无隐，事上有隐无犯，事师或犯或隐。只要性质非严重，为人父母、上司和老师者，还是多多体谅为宜。另复须知，教育领域的礼有其特殊性。某些时候貌似无礼，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启蒙方法。孟子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释尊的置答，老子的不言，禅宗的棒喝，都是特殊教育法。孔子不见孺悲，就是一种不教之教。《论语义疏》引李充注：“今不见孺悲者何？明非崇道归圣，发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舛写之心，则非教之所崇，言之所喻。将欲化之，未若不见也。”李充认为，孺悲还没有生起“崇道归圣”之志，孔子纵然教他，也无效果，不如以“不见”来启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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