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绘画的当代转化——陈玉圃访谈
文 / 黄洛华、阴澍雨
陈玉圃，1946年生于山东济南，少年时为著名山水画家黑伯龙和陈维信先生入室弟子。1976年任教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艺术系。1980年考入广西艺术学院，为黄独峰教授的研究生，毕业后留院任教。1993年起任广西艺术学院教授，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擅画山水兼作花鸟及简笔人物，格致简淡，主张画道无为。出版多种个人画集，编著《山水画理》《国画写意四君子》《陈玉圃解析唐寅》《荣宝斋画谱》《南田画跋解读》《樗斋诗丛》等图书。
阴澍雨：陈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美术观察》杂志一直以宏观视角审视、梳理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进程，［时代人物］栏目旨在推介对时代文化产生影响的艺术大家，所以今天想通过访谈呈现您的艺术道路与艺术思想，先请您谈谈早年的学画经历。
陈玉圃：感谢《美术观察》！我出生于山东历城县陈家岭村，父亲是非常普通的农民，母亲也大字不识几个。不过父亲从小尊重文化人，爱给我讲邓石如的故事，觉得画画也是一个手艺活，还受人尊重，所以他最支持我画画。当然作为农民子弟，开始学画仅限于兴趣，只能临摹《芥子园画传》自学。直到16岁那一年，我去济南文化市场买纸，路边一位先生忽然把我叫住，问我买纸干什么？我说画画，他说他也是画画的，还邀请我去他家看画。这位先生是南京艺术学院的黄芝亭老师，暑假回济南休息，在路边散步，正好看见我夹着纸路过，心绪一动就叫住了我。黄老师是画油画的，我说我更喜欢国画。黄先生就问：“那山东画家你知道谁呀？”我说：“听说黑伯龙先生画得最好！”黄先生就笑：“也不能这么说，不过我正好认识黑伯龙，下次你来济南，我介绍你去他那儿。”黄先生后来又介绍我认识了陈维信老师。人生就是这么神奇，没有黄先生的心绪一动，可能我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
1961年，15岁的陈玉圃
就这样，我成了黑先生、陈先生的弟子。黑先生强调“学老师的老师”“写”“多读书”，见面之后就给了我一些长卷的纸，让我临摹王石谷、王原祁、唐寅、郭熙等古人绘画。那时候印刷质量不好，但我也坚持认真临摹，往往一幅画要临好几遍。基本每隔两个星期我就抱着画去找黑先生，黑先生很开心，他觉得这个农村的弟子很勤奋，就不吝赞许，还说手卷留下来，他题跋存念、给美院的学生看看等等。可惜后来他被关进了牛棚，家也被抄了。我记得去看师母，师母很疲惫，还是坚持给了我一些画册图片，让我拿着自己回家学。那些手卷大多都丢失了，现在只找到两三卷，都是我十八九岁时的作品。
黑先生从来没有看不起我这个农民学生，没收学费，还赠送了很多宣纸、画册给我，而我只能给老师送些自家酿的老地瓜干酒，以示敬意。有一次大着胆子请老师展示一下石头怎么画，老师手边没纸，就拿了个牛皮信封，撕开摊平，在背面给我示范了几笔。虽然寥寥几笔，却打开了我用笔用墨的大门。这个记忆至今都是很深刻的。在去曲阜师范大学教书之前，我一直是农民身份，一边种地，一边学画。其间陈维信老师也介绍我认识了很多山东画界的青年才俊，比如李兆才、吴泽浩、张宝珠等，画作也曾参加过山东省美展。
1987年，陈玉圃（左三）与李可染、陈维信先生合影
黄洛华：您1980年考入广西艺术学院，是黄独峰教授的研究生。在广西艺术学院的学习经历，对您艺术道路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陈玉圃：黄独峰先生是岭南巨匠，花鸟画大师，他对我比较包容，毕竟我最初是画山水的。但是，在广西艺术学院的学习、工作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一方面是更系统地接受了艺术教育，接触了更多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学院也解决了我一家人农村户口问题。这让我的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
黄洛华：后来您又到桂林执教，您的绘画有哪些新变化？
陈玉圃：我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一共待了两年多时间，主要就是爬山！桂林山水甲天下，画好桂林山水的却不多，机缘巧合之下，我能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感受桂林山水，体会山水真情，于绘画感悟上有了更大的变化。以前还琢磨怎么画才能是山，看过桂林山水之后，我觉得怎么画都是山，笔墨就更自由放松一些。
1987年，陈玉圃在法卡山前线慰问解放军时留影
阴澍雨：又是怎样的人生机缘让您回到北方执教？
陈玉圃：有一次学术会议，我认识了南开大学的张永敬教授，她看了我的画，觉得足以胜任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的工作，那时候系里缺山水画老师，于是邀请我去南开大学。她把我的画拿给范曾先生看，范先生也认可。我也想老了能离家近一点，就这样回到了北方。
阴澍雨：南北方的求学与工作经历给您增加了生活的历练，也增加了艺术的厚度，这种地域、人文的差异在您的艺术道路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陈玉圃：绘画毕竟是造型艺术，它脱离不了形式，所以行万里路，对于画家来说，不仅是心胸的开阔，也是眼光的提升。随着眼光、心胸等素养的提升，对于自然山水的理解就会融于绘画，不即不离，就会对艺术形式更加包容，对艺术之道更加坚定。我在南方那些年是反传统风气最盛的年代，在南方冲击力更猛烈，我也犹豫过，也彷徨过，也尝试过，但随着对“画道”的理解加深，我对传统艺术之路更加坚定。而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就是一个以传统绘画为基调的机构，它让我有时间去思考，去包容不同，接受不足，然后理解画道。
2000年，陈玉圃在太行山写生
阴澍雨：中国画是中国文化的反映，通过作品可以看到传统文脉在您的身上得以延展，您如何看待文人绘画的当代演化？
陈玉圃：宋人说，画者，文之极也。在我心中，中国画就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在诸多中国文艺门类被逐渐西化、专业化之后，中国画还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着文化传统，很了不起。所以，不是传统文脉在我身上得以延展，而是它本身的旺盛生命力在我这里有所表现。相信在不同的领域，传统文化也是如此，皆会有具体体现之人物。
文人绘画的当代演化是一个大命题。它实际上始自新文化运动，从艺术审美到艺术创作，例子比比皆是。比如黄宾虹就曾经探讨过笔墨形式的变化，黑先生也有过创新式的尝试。我觉得，文化演化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个人在其中能贡献的力量还是太小。
古人说“易”有“三易”：易简、变易和不易。文人绘画的演变应该也脱离不了这个规律。它的当代演化应该也包含三个方面，一个是形式更加简约，易于当代人接受；一个是形式上要有所突破，融入自己的思想认识；一个就是坚持文化传统的初心。人之初，性本善。于文人绘画来说，就是作品要表达出“止于至善”的审美。历代为我们所记住的大师，大多都是在这三个方面有所突破，有的能力强，三个方面都能做得很好，有的能力差点，只能做好一个方面。但是严格来说，“不易”是“易”的根本，文人绘画的当代演变最要重视的就是莫忘文化传统之初心。
2001年，陈玉圃（左二）带学生在桂林写生
黄洛华：艺术家离不开大时代的背景，您是如何认识、彰显、表现时代精神的？请谈谈您的艺术主张。
陈玉圃：一个人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相对普通人来说，画家性情更加敏感，所以对于时代精神的触动他会感受更多。古人说过“道者，反之动也”。儒者如果自以为是文化的先行者，那么先行者就有引导后来者的责任。于是，对于时代精神的把握，文人群体会更注重把握“道”体的存在。
就像投资，有的人注重利益，有的人注重本金。传统文人都比较保守，更加注重本金的稳定增长，所以，他们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就会落实在“文化传统的伟大复兴”上。
我的艺术主张就是“画道”论，或许可以说是“以画证道”，证明中华传统文明之道的生命力，存在的必要性，还有人在恪守本心，不离不弃。其实“道可道，非常道。”传统文化之道还用我去证明吗？不需要，但作为中国人，这是我的文艺本份而已。
陈玉圃 一唱雄鸡天下白 纸本设色 67×33厘米 2017
阴澍雨：在当今中国画坛，您是文人画的代表，植根传统而又自出机杼，诗文书画兼能，这需要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儒、释、道思想是绘画的哲学基础，但要真正谈清楚，真正表现在绘画中是很不容易的。请您谈谈传统思想与绘画之间的关系？您如何理解老庄及禅学思想？
陈玉圃：谢谢！文人画的代表有很多了不起的人，我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个。黑先生跟我说，想学好中国画，就要多读书。那时候家里穷，我就只能借邻居家的书看，一套《李太白全集》，连注释都仔细阅读学习。一字一句之间，逐渐有了明确的价值观、审美观，以此映照绘画，就会一目了然，原来“匠气”是这个意思，原来逸品能置于神品、能品之上是这个原因。于是，绘画就有了自己的样式，脱离了藩篱，才有了自己的天空。
要想将传统思想表现在绘画之中，不能刻意，而是一种自然契合。契合点就是审美观的树立和坚持。一般而言，传统文化和绘画在审美观上是一致的，在价值观上是相同的。诗画相通，书画本来同，都是从“道”体上看的。于“画道”而言，儒家、道家、释家浑然一体，不必刻意区分。如果读书能明理，于画理就会豁然开朗，实践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其实，这没窍门，也没它途。可以当下悟道，也可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地辛苦打磨。但是不能靠形式上的故意做作，寻求所谓的古意来欺骗自己。古意，不能止于形式，更要紧的是笔墨的审美认识。
当然，老庄及禅学思想对绘画的笔墨审美影响要更大一些。因为夫子说过，要“游于艺”，悠游放松的心态，老庄和禅学思想显然更加契合。相对而言，儒家更喜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谨慎。面对不同的生活领域，需要不同的生活态度，它们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只是绘画更需要精神放松，身心才能愉悦，灵魂才能超越现实而存在，艺术才有生命力。
陈玉圃 降龙尊者造像 纸本设色 67×43厘米
黄洛华：您的画路很宽，人物、山水、花鸟兼能。能打通画科之间的壁垒，融会贯通，这对于当代画家来说很不容易。现在的学院也一直在分科教学，越来越专，越分越细，您是如何看待画科之间的差异与关联的？
陈玉圃：有了传统的审美观，则虚实、明暗、笔墨之间的关系处理就会符合画理，符合画理，笔墨就无一不美。笔墨无一不美，山水、花卉、人物等就不是障碍。这就是一理通，百理通。在文人绘画这个领域，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毕竟写意画，注重的是散怀抱，得鱼忘筌。当然这种由上至下的教学方式，虽易于表达，却也会流于僵化的形式主义。
现在的分科教学，是反其道而行之，由素描速写的形式入手，容易成功，易于普及教育，但也因为过于专业而疏忽整体的文化素养，以至于越来越专，越分越细。这可能也会导致某种形式主义？所以，与其形而下，不如形而上，对于文人绘画的写意而言，画科之间的区别不大，最多就是造型的把握上有差别，导致品质上稍有区别，但在笔墨审美上，可能就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对我来说，人物我最不想画，因为有时候造型能力相对差一些，会有失误，画人物不可能完全忽略造型。所以，我最喜欢画山水，信马由缰，不用打草稿，从第一笔开始，笔笔相扣，然后山石草木，不过是一个笔墨关系的梳理而已。
陈玉圃 墨兰 纸本水墨 34×32厘米 2001
阴澍雨：当代的写意画日渐式微，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然要从年青人才培养入手，但现实是，写意画教学并不理想，学院教学中的写意画家成材率极低。您长期在学院里从事中国画教学，写意画的教学有哪些难点，请谈谈您的教学经验。
陈玉圃：写意画教学的难点，要说有，就是学生们太急于求成。总是想从形式上入手，迅速成名，有自己！我讲了那么多年的课，归根到底就是“画道”，两个字而已。可是学生们总是会多想，比如一位学生读了我的《画理》，曾特意问我，“画理”究竟是什么？我说画理就是绘画的道理。他说：“哦，我想太多了，原来就这么简单。”可能就是因为简单，他们才有所怀疑，总觉得我还留了一手。学生们要看我画画，我从来都是开放的态度，但是他们看了多少遍了，还是觉得下手生涩，这就是基本功的问题：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不够，一方面是对绘画技法的实践不够。
想“熟后生”，总得有个“生后熟”的基础；想“有自己”，总得有个“无自己”的过程。可能这个过程太慢，而外面的诱惑又太多，学生们总是静不下心来，认真学习传统。杜甫说过：“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社会古今一样，真正耐住寂寞，不是说说就能做到的。
陈玉圃 座下拥白云 纸本水墨 135×67厘米 2015
黄洛华：看到您新近出版的牡丹绘画技法教材，我认真拜读后发现您对于中国画创作教学依然充满了热情，请谈谈您现在的绘画状态。
陈玉圃：这本书是广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他们是看了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梅兰竹菊四君子》比较成功，一年内加印了6次，据说有十几万册的发行量，正好有机会，就约了稿子。我当然愿意把自己的绘画经验告诉大家，希望他们能有所借鉴。现在，画画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精神放松，一天不画画，就觉得不舒服。当然，命题作画除外。
陈玉圃 富贵高寿 纸本设色 135×67厘米
阴澍雨：“人书俱老”是中国画的高境界，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您的艺术也愈发醇厚。我们也特别希望看到您的新作品、新展览，您近期有哪些创作、展览计划？
陈玉圃：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两年我都在三亚和桂林居住，那里气候好，安全性高。画是画了不少，也陆续出了几本书，《画理》第三版很成功，《斯文在焉》也多次加印，《梅兰竹菊四君子》《写意牡丹》都还可以。孩子还要求我解读下《石涛画语录》，这个还只是刚刚开始。写文字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比较头疼，还是画画好。
展览今年可能会有几个，但也不确定，都随缘吧。近十几年，因为老伴心脏病的缘故，我基本每年在三亚都要待半年以上。可以说，很少与同行联系。我是这么想的，老伴杨桂珍女士，是我绘画所以成功的最大助力，帮我孝敬父母，养育儿子，任劳任怨了一辈子，老了肯定要优先对待。所以现在生活基本围着她转。我们没有计划，就是享受生活，安度晚年。我们俩同岁，都生于1946年，又在一个村里长大，一起吃了那么多苦，还有什么看不开的？除了特别感谢现在社会的安定繁荣，真的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之外，其他都随缘。（本文由录音整理，经陈玉圃审阅）
黄洛华 广西艺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专业教师
阴澍雨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