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明宝钞不是真正的纸币？| 旧文新刊③
自马克·波罗以来，国外很多观察家就对中国出现人类史上最早的纸币现象表示惊叹不已，同时也充满疑惑①。
不少学者认为纸币的产生、发展体现了中国商业经济的繁荣与过分早熟性②。也有学者认为纸币是一种并非基于发达的信用关系的替代性通货，具有鲜明的国家强制及原始通货特点。③
如果我们抛开西方近代纸币衍生的经验不论，仅将货币归纳为在人类经济活动和市场交往中凝汇着人们“集体意向性”的一种制度实在，一种依赖于某种信用关系的价值手段。④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的纸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一种具有信用基础的真正货币。
中国的“纸币时代”自10、11世纪之交诞生，历经4个多世纪的运行，最终于15世纪黯然谢幕，俨然成为中国货币史上最耀眼的一幕。宋元时期，纸币从区域性的地方货币扩展成为全国性的单一货币、从可兑换的代用货币演化成不可兑换的国家货币的过程，反映了“纸币时代”内部的变化、演进，以及信用层次的积极发展。⑤
在此过程中，纸币运转的发行制度和配套措施越发成熟，似乎预示着中国的货币道路将会与世不同。然令人惊诧的是，“纸币时代”却在明前期经历了急速的膨胀式消亡，从此一蹶不振。
为何会形成如此的局面？谜团似乎应从明初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时代”最后一种纸币——身上挖掘。
问题的答案或许在于，大明宝钞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纸币。
这是“彰考局”为你推送的第 8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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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明“宝钞”无国家财政信用意义上的支撑
2、大明宝钞的发行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3、宝钞不是真正的货币，只是国家管制价格的工具
4、宝钞体制脱离了国家财政，也脱离了民间市场
撰文▼ 邱永志 （“彰考局”专栏作者）
货币史学者高聪明曾从信用的角度将中国史上的纸币划分为两类：
一种是随时可兑换金属币的纸币，类似于近代的银行劵，信用由随时可兑现的金属货币来支持；
另一种是不可兑换的纸币，由国家强制发行流通，然必须由有国家财政收支流作为其信用保证。⑥
第二类乃是由第一类发展而来，元代之前的纸币类型大体可归为以上两类，但朱元璋于洪武八年发行的大明宝钞除了在为时极短的初期属于第二类纸币外，实际上开创了第三种类型：完全性的法令符号货币，且毫无信用意义上的支撑，几乎只执行国家支付功能，并抛弃了宋元以来纸钞运转的发行制度经验和配套措施。⑦
说它毫无信用支撑，表现在：
其一，它一开始执行不兑换政策，属于不兑换纸钞，难以在初期建立起信用受领性；
其二，它的信用没有国家财政收支流强力保证（国家实行的是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缺乏信用内核的坚实支撑。
其完全执行国家支付功能表现在，宝钞每年回收数量极少，支用数额却巨大，多用于临时性赏赐支出。
说它抛弃宋元以来的制度经验和配套措施表现在：
其一，宝钞的发行机构不稳定、面额也不齐全，相关规定亦不完善；
其二，政府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用于兑换金属币和倒换旧钞的各类钞库，严重影响宝钞的扩展。这一点和元钞的差异明显。
▲大明宝钞。
大明宝钞的发行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除了弥补财用不足、宣示政治权威可见目的外，日本学者檀上宽从明初空前强硬的专制体制建构轨迹出发，通过考察后发现，朱元璋发行宝钞的用意在于，将具有封闭特征的“南人型”政权急速扩展为“全国型”政权，打击江南等地的豪强、富民等阶层。
据称，由淮泗集团及江南士人、富民地主等构成的明初政权是南人型政权，具有颇强的地域封闭性。
为了使“南人型”政权一举跃升为整合北方并最终统一全国的政权，朱元璋实施了众多堪称绝大手笔的动作（如江南重赋、多次血腥的政治大案、计划迁都北方、科举南北分卷等）。
在货币领域，朱元璋推行“国家主导型”宝钞政策，并同时严厉禁止“民间主导型”的白银在江南等地流通，目的正是为了统制江南经济，压制江南银货经济，打击江南豪民、富商阶层。⑧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朱元璋进一步颁布禁止铜钱交易的法令，目标也是直指两浙、福建等地民众重钱轻钞的交易行为⑨，力图管控基层社会的货币流通。
▲大明宝钞印版。
充当国家价格管制的工具
刘光临认为，明初统治者构建了一个依赖于实物劳役运作的指令性经济体制，并直斥政府发行的宝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乃是国家管制价格的工具。⑩
自洪武八年宝钞发行之后，官方确定了钞、钱、金、银之间的比价原则：钞1贯=钱1千文=1两=金0.25两。其后随着宝钞急速贬值，官方虽将彼此之间兑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下调，但是朱棣篡位后又重审了洪武八年的兑换关系，之后脱离市场的官定价格也一再得到明代前期数位统治者的重审和维持，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洪武八年的兑换体系”确立了明代前期重要的兑换原则。⑪
如今，我们很少能挖掘出明前期民间市场上有效的货币比价、物价资料信息，然政府规定的折价和兑价俯拾皆是，深度说明了这个问题。
宝钞体制与国家财政脱节，主要表现在：
其一，宝钞体制与国家财政的主要收支流存在脱节；
其二，宝钞的支出与回收存在很大的脱节。
当时，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基于实物或劳役，甚至课程、商税、专卖等都不乏实物缴纳。
在实物劳役型体制内，虽有少量的折色补充，但多以布帛、丝绢、金银折纳，折纳钱钞数额也不大。
宝钞最大宗的回收渠道是商税，前中期规模似乎只有15万贯（洪武二十三年前后达2000万贯）；
宝钞支出投放领域却十分之大，可分为常规性支出和临时性支出两类：常规性支出（官员俸禄、盐户工本、士兵月工资补充、宗藩食禄、宫廷开支、钞库钞本等）额逐步跃升至每年900万贯；临时性支出（赏赐、赈灾、籴粮、购马等）在前期并不高，维持在300—500万贯水平，洪武十九年达1500万贯以上，洪武二十一年及其后三年更达6000万贯以上。⑫
可见，回收与支出的严重不平衡性。
而宝钞体制与民间市场也存在脱节。
大明宝钞实施的经济背景是抑制商业市场的经济体制，财政背景又是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加之宝钞发行制度上的缺陷、无节制滥发，故造成宝钞投放区域贬值迅速、某些地区宝钞又十分难得的现象。
赵善轩指出：“宝钞自1376年发行起始，不足10年价值就已经急跌至原来的两成，而且一直下跌不止。”⑬宝钞的贬值，已经为大家所熟知；宝钞的难得，某些史料也有反映。
而从民间流通的实际状况看，除了洪武永乐时期宝钞在民间占据主要流通地位，整个明前期，地方社会的民间交易通货不仅多元混杂，且实物色彩浓厚⑭。
《明会典》记载洪武前期：“民间金银、米麦、布帛诸物价钱，并依时值，听从民便。”⑮洪熙宣德之际，政府发现“民间交易率用金银、布帛”⑯，甚至有人建议除金银、铜钱应禁外，还应“禁止民间毋以布帛、米麦交易”⑰。可见一斑。
透过以上分析可知，从最初的制度设计上来看，大明宝钞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与宋元纸币存在重大差别。中国的“纸币时代”为何会急速消亡，应该说可以得到比较深刻的认知。
但大明宝钞为何没有在洪武时期就消亡，而是苟延残喘至15世纪呢？
一是由于洪永时期政府的动员、管制能力尤强，矛盾处于积累期；二是由于后续的几位统治者开展了几番规模浩大的“救钞运动”。
永乐及其后的统治集团不得不正视宝钞与财政及市场脱节、信用供给不足等结构性弊病，上层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后，统治集团决定继续坚持单一宝钞体制，而非放开金银及铜钱禁令，并着手重建宝钞的信用体制，即积极拓展宝钞在财政领域的循环回笼力度，力图以国家的财税收支系统来重建其部分信用，试图将第三类纸币形态扭转为第二类纸币形态。
其举措包括：实行户口食盐纳钞法、罪赎输钞、广开商业税种纳钞、增设钞关，甚至主动停开印局、停造宝钞投放。不断扩大回笼力度、控制纸币发行数量，这一波增税回笼的措施和力度无出其右，动静实不可谓不大⑱。
“救钞运动”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依然无法重建宝钞极其微弱的信用受领性。反而，政府为了拯救钞法肆意增设税收，增加税额，进一步打击了民间市场的发展和商人群体，导致明前期的社会经济陷入更加萧条的境地。
EFERENCES
参考文献
① 马可波罗曾惊叹纸币是中国皇帝神奇的“点金术”。《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黑田明伸认为，中国古代产生了与银行制度无关的纸质通货，且这些纸质通货与现代纸币间存在重要区别，是个极其罕见的现象，见氏著：《货币制度的世界史——解读非“对称性”》，第96页。
②万志英也指出，西方历史学者对中国最早产生纸币感到很费解，认为它是一个早熟性畸变。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p. 43。
③包伟民：《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④韦森：《货币、货币哲学与货币数量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⑤参见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⑥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第51页。
⑦关于这些内容参见拙文：《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体制及流通的变迁》（待刊）。
⑧檀上宽：《明王朝初期的通货政策》，《东洋史研究》1980年第39卷第3期。
⑨《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第3417页。
⑩Liu william guanglin, The Chinese Market Economy 1000-1500,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⑪关于“洪武八年兑换体系”如何维持等问题，参见黄阿明：《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第22—23页。
⑫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49—53页；拙文《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第74—76页。
⑬赵善轩：《重评“大明宝钞”》，《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70页。黄阿明最新研究认为，宝钞大体维持了近20年的稳定流通期。参见氏著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54页。
⑭参见拙文：《论明前期白银的“双轨”流通及其内涵》（待刊）。
⑮万历《明会典》卷一六四《刑部六·仓库·钱法》，第841页下栏。
⑯《明仁宗实录》卷六下，洪熙元年正月庚寅，第219页。
⑰《明宣宗实录》卷一五，宣德元年三月丁巳，第415页。
⑱永乐之后，宝钞的回笼数额逐步攀升：永乐前四年由2800万贯升至3830万贯，永乐五年至八年达5000万贯以上，后期再升至9000万贯以上。到了洪宣时期，宝钞回笼数额进一步攀升至2亿—3亿贯上下，宣德十年后，宝钞急速回笼告一段落，下降至4750万贯。参见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第64—78页；拙文《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第76—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