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中国政治的历史底色:从古典做主到现代民主的观念嬗变 | 聚焦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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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王旭
王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党史、政治思想史与基层社会史。曾在《史学月刊》、《政治思想史》、《民国研究》、《城市史研究》、《清史论丛》、《社会科学报》等期刊发表文章10余篇,目前主要关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机制,学术成果丰硕。
内容速递
《中国政治的历史底色:从古典做主到现代民主的观念嬗变》
图|年会现场
在近代中国急速变革的语境中,传统词义概念与现代意义演化存在一个复杂的形成机制。“做主”是一个古典话语,其词源充满了浓厚的传统性。在历史的长期演进中,“谁来做主”不仅是权力分配的事实表达,也是政治实践群体的界定标准。做主与民主,构成了中国政治思想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概念。
政治是一种社会关系与上层建筑,具有显著的分层属性。从权力属性来说,中国传统的做主观是建立在帝制-科层官僚管理体制之上的,国归“一家一姓”所私有而非全民所有。对于汲汲名利的士人阶层来说,从政的理想与旨归亦不外乎“做清官”和为老百姓做主。做主观念是一种“替民用权”的制度化延伸,皇帝是“君父”,朝廷宣扬帝王“爱民如子”,凌驾于全体臣民之上;官员是“父母官”,负责“牧民治下”;民众是作为社会控制的对象出现的,是臣民而非国民、公民。尽管古典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贯穿于整个传统时代,但是这样的言说话语亦基本是在“皇权-官僚”的范围内产生与扩充的,天子-庶民在儒学经义的系统解释中仅仅实现着理论上的和谐相处,做主及其观念系统逐步成为中国儒家宗法社会下的核心伦理之一。秦政之后郡县制的建立和唐宋时期文官体系的形成,明清时期传统政治趋于精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和流动机制的定型化。整个社会的治乱,取决于“君心正与君心不正”和官僚集团的辅助,庶民的角色是拘泥与失落的。
事实上,帝制时代的“为民做主观”代表了一种儒家道统的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感。晚清时期,随着民主思潮的传入、地方自治实践和“庶政归于舆论”的呼声渐涨,作为“儒学政术”的做主观念遭到了先进知识人和革命者的质疑挞伐。清廷结束之后,皇权不复而民权兴起,建立具备现代国民-公民的国家,是通过“民主”的形式实现的,基本已成社会各界之共识。辛亥革命之后,革命运动塑造出不同于古典王朝更替的政治构造和思想形态。与民主一词相比,做主更与传统社会相契合,也更贴近中国实际。做主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属性与如何实践的表达,同时是在组织化进程中实现着网络的扩展。在近代民族国家尚未建立之前,社会和个人的力量相对拘谨和弱势,“谁来做主”是作为朝廷权力的派生面孔而出现。晚清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流布与变异,形成庞杂的知识谱系互动纠葛,最终亦是呈现在中国政体建设形式的演化过程之中。
民主思潮传入中国,存在一个实践情境与意义重置的过程,是一种古典政治资源下的理论建构。在政党出现和党化国家的趋向下,做主是民主的表现形式之一。政治权力是需要让渡的,先集权培训民众再发扬民权,“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故而,权力的属性、分配与建政问题逐步演变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政党政治适应了君权退却之后权力格局结构性变化的实际。以政党作为中介的权力分配模式,演变为时代之风潮。现代型政党构成了权力流动和分配的新格局,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时代的权力图景。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运动其具体过程所呈现的是:个人的生活、价值的选择和社会的终极走向之间,在不同思潮展演中,最终达到了某种一致,强动员性和被制度化成为选择革命后的现实结果。
基于观念演进的层次而言,古典做主、政党做主和人民做主是一个逻辑相继的延续体,构成了政治话语的三重维度,由于社会分化、经济关系多元化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三种观念或同时存在、共同发生作用,或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有主流与支流之别。近代中国东西文化交通与政治话语之冲突紧张,存在着多元复杂但相对稳定的结构。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社会运动,将第二、三种做主模式统一起来,在“反封建反帝制话语”下摒弃了专制体制下的“古典做主”模式,从而建构起“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理论,对于革命成功的意义非凡。通过革命时代的实践,做主思维和政治逻辑走向话语层面的一致,人民民主观超越了传统政治型态的局限,最终在1949年之后建构出民主政治的中国特色模式。
客观来说,民主政治的呈现形式并非只有西方模式,东方世界很难脱离社会存在而独立发育出不合轨的政治理念。有理由相信,“人民当家作主”这一观念仍将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基于人民民主而布局的政治结构也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需要继续坚持下去。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促进高层政府和民间社会在张力下形成基本的认识:在一党执政的总体背景下,立足于最基本的共识和底线,不断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理念和实践,才是政治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