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氏微言》序言
看到盛大林的这本时评文选《盛氏微言》，我的第一反应是，联想到近代启蒙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1）的名著《盛世危言》。郑著初版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那个年代天朝体制虽然早已在列强攻击下露出百孔千疮末世景象，欲进言者还得顾及天朝自信美称“盛世”，而先自贬为“危言（耸听）”。郑以洋行买办（外资企业经管人员）身分与经历学通中西，著书宣称“首为（中国与列强进行）商战鼓与呼”，而内容包括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下危难的所有问题，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之战次年），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皇帝，正思变法图强的皇上批示印制二千部，分发给高级干部参阅；国内各书坊立即盗版翻刻十余万部，学林士子争相传阅，此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七尺身躯大丈夫，百年世事竞如何”？整整120年过去了，郑观应所谈到的“商战商务”基本上已经实现，经历了二战后的非殖民化浪潮和经济全球化，“中国制造”的产品不用炮舰开路已行销世界各国；但是，郑观应提出的“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即民众的国家认同感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以致今日执政者认为还有必要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以致在网络上“五毛”与“汉奸”的对骂日甚一日，以致近年有论者在纪念郑观应的文章中说“盛世一日不到来，危言一日不过时。”
然而，盛大林氏只有“微言”而已。这“微言”是“人微言轻”，还是“微言大义”，抑或兼而有之？我想，大林是不会有“人微言轻”叹息的，因为他是在进行公民表达，是在对大众说话，从未将自己定位于上奏折的谏官，更没想做胡鞍钢那样的“国师”。
关于大林的写作经历和创作特点，文集附录的两篇记者专访、一篇编辑友人的特写有生动的呈现；而作为一位活跃的公知，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刘锐的论文《网络意见领袖在突发公共事件舆论中的作用——以盛大林为例》（节选），则有令人信服的专业分析，他们的描述与概括我基本上都赞同，这里就不多重复了。
我俩共同的朋友陈雯女士说，作为（贵阳晚报及日报）“言路”编辑，与盛大林的交往，见证了大林从一个杂文家到时评家，从纸媒活跃时评家到网络“意见领袖”、名博博主到现在的电视、电台评论员的全过程。我写杂文比大林早，写时评可以说是同时起步，如今他在新媒体、全媒体上很活跃则是我所不及的。这不是因为我们思想上有什么代沟，而是出于自然规律，他年轻，精力旺盛，思维活跃，可以一日一篇“围观”和评点诸多公共事件，又英俊上镜适合在电视上发言。
大林说，“我认为就像王国维的‘三境界’论一样，新闻评论也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是代言人，第二种是启蒙者，第三种是思想家。”我不知他这是不是夫人自道其追求。据我对他的了解，又将心比心，我觉得我俩更相似的是，鬼使神差，不期而然地以写杂文和时评为职业为爱好，一是出于好辩的天性，二是出于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在生活中我们都是比较温和谦让的，不喜欢出风头，更不与人争锋，但读报读文章正如大林对记者所说，“每次看到有人胡说八道或者强词夺理而没有人驳斥，我就着急……”，“没有人驳斥，就会有很多人以为他说的有理呀，这是我难以容忍的！”除了稿费是收入的一个来源，“自己坚持写评论，表达的欲望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老实说，写了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无力感和疲倦感。自我重复，没有成就感，没有稿费日子也过得下去，靠什么坚持写作？这是大林与我们这些写作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大林说2005年的时候，他一度中断了写作，“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准备金盆洗手。幸而有网络，当他尝试网络博客写作，表达自由度的增加，又激活了他的写作热情。但是说到底，“我的表达欲在更深层次上的因素，可能还是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我认同大林这个判断，因为网络表达自由度虽然比传统媒体高，但你高别人也高，言论市场竞争只会更激烈，思想表达的多元仍然有是非高下，有更多的话题让你觉得当仁不地要参与，要辩上一辩，表达自以为是（独具只眼）的是非观。在这个辩论过程中又逼着自己读书思考，将直觉变成条分缕析。大林之所以能大大拓宽自己写作的路子，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方面无所不谈的综合型评论员，我相信他这句自白是关键：“表达的渴望是力量之源”。
对于评论作者要有独立品格，即不屈从于权力，不依附于资本，也不从众不媚俗，不独是盛大林一人之见（虽然许多人只是标榜），而大林意识中的独立品格还包括独立于一己之私，即具有超越性。你看，“记者（问）：上面您讲的是对是非、人心的评价标准。但位置不同，是非也就不同。您的位置是？”记者讲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认同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论。“盛大林（答）：我从来是先有是非，再有立场。”好一个先有是非，再有立场！一是指不“站队”，不搞党同伐异，二就是从公是公非出发，表达理性判断、应然状态，而不是利益取舍。事实上，中外历史上有许多仁者贤者智者，发言与行事，并不符合他们所属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甚至与个人得失正相反。
认识到自己对于我们所处社会转型时代的责任，时评人不能轻言放弃，尽管“我们是思想的‘二传手’，极少有原创思想，但这也是有价值的。”大林说“时评的价值主要是思想启蒙，普及常识，这也是时评人最重要的使命。”对此，我极表认同。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托马斯·潘恩在《常识》小册子中写道：“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人要合群才能生存与发展——鄢注），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制止人性中的贪欲与争夺需要有公共治理——鄢注）。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政府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免不了的祸害（需要人们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由，授权政府来管理大家——鄢注），而在其最坏时，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只有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性方面的天生缺陷。”这样的“常识”，在中国还远没有成为常识，需要我们借助对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例的评析和讨论来建立。
至于大林作为无所不谈的“综合性评论员”的写作特色，这里就不用多费笔墨了，只要看看目录就一目了然。他的话题涉及的领域是那么宽广，但几乎每篇文章都有他独到的发现，这只要一读标题就可有“是吗”的阅读欲望。
2016/5/4 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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