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时代：重塑王权的安邦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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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时代》第七篇：
松赞干布刚坐上王座时，国家正在风雨飘摇中，叛乱之火燃遍四境。
少年赞普一边用雷霆手段打击，一边用老臣出面安抚，总算将国家从四分五裂的边缘拉了回来。
但初步稳定之后，以娘·尚囊为代表的苏毗系和琼保· 邦色为代表的后藏系之间，又爆发了激烈的权利博弈。
手段更胜一筹的琼保·邦色，解松赞干布之手，将娘氏灭族，苏毗系就此一蹶不振。
而后，琼保·邦色又在大兵压境下，自杀以保全家族，后藏系也消散无端。
干掉了父王（囊日伦赞）时期的三个地域贵族集团，让吐蕃终于有了集权于中央的可能。但连续干翻贵族集团首领，也让吐蕃贵族人人自危。不知何时，利剑就将剁到自己头上。
松赞干布虽有心集权，但缺乏贵族支持的王权，必然是只跛脚鸭，只要有风吹草动，定会变起肘腋。
他需要一个重量级的人和一种重量级的手段，来安抚那些心中惶恐的贵族们。
体察上意是做臣子必备的素养，于是一个重量级的臣子，带着一个重量级的手段出现。
他就是韦氏家族的前任族长——韦·旁多热义策。
韦·义策所在的韦氏，也曾是苏毗国的大家族，囊日论赞挥戈渡江灭亡苏毗时，韦氏带路之功仅次于娘氏。
娘氏被松赞干布连根拔起，让苏毗旧臣们心中惶恐，但韦·义策却在危机中看到了机会。
他决定为了家族再赌上一把吗，便亲自向赞普表达了忠贞，并愿意对天宣誓。
够分量的韦氏，正是松赞干布需要的榜样，盟誓仪式迅速便开始准备，参与盟誓的不光有韦氏，还有另外六个受赞普青睐的家族。
吐蕃当时的主流信仰是本教，这种发源于西藏本土的原始宗教，对上在吐蕃君臣盟誓前，本教法师进行了盛大的请神仪式，表示誓词直抵神祗，如有背盟人神共弃。
对比松赞干布和韦·义策的两份誓辞，可以看出双方强调的焦点是忠心无贰。
松赞干布要求大臣保持绝对的忠诚，以此为前提，他可以保证大臣的家族利益，并承诺不会无端加罪和给予大臣自辩的权利，但如果大臣反叛，赞普承诺的一切都将作废。
以韦氏为代表的大臣们的誓词，则反复强调了对赞普的无限忠诚，绝不做反叛之事，发现别人反叛还要向赞普告密，可以见俯首帖耳之态。
这次高规格的盟誓活动，暂时弥合了朝野之间的裂痕，缓和了国内的政治矛盾。
吐蕃君臣登台盟誓后，大家心里都踏实了，不光大臣心里踏实，松赞干布心里也踏实了，至少短期内没人敢再折腾了。
此后，君臣盟誓成了吐蕃王朝的惯例，新赞普继位后，都会举行盟誓大典。
随着吐蕃疆域的扩大，为更好控制遥远地方的贵族领主，每年都会在拉萨举行议事大会。在议事大会上，盟誓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君臣盟誓不过是解决了人心安定的问题，或者说王权用这种方式宣誓对臣子利益的保护。
但对于国家治理来说，保证贵族集团的利益却远远不够，甚至需要一种手段来限制贵族集团的利益。
松赞干布所处的时期，恰逢吐蕃从部落联盟走向中央集权的关口，前代赞普制定的各项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另立一套国家管理规范，是松赞干布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综合各种史料的记载可知，吐蕃官僚系统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体系。
中央官员主要有政务九大臣，分属贡论、囊论、噶论三个大系统：
分贡——主管议政、判事和主兵；
囊论——执行诏命、财政、统计、民事及王室生活供应(行政)；
噶论——管审议、纠察和司法。
其中，贡论（“贡”有居中之意）又分大小，大贡论是王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也称大相。
吐蕃大相不但掌管国内政务，还有对外战事的军事指挥权，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囊论意译为内臣；也可意译为内相，相比于贡论职责为“似同丈夫，决策外事，果断行事”，囊论的职责为“如同贤妇决策内事”。
所以，囊论负责掌管赞普起居饮食、保卫、王廷内部事务，为侍奉赞普的近臣。
噶论的藏文字面意思是“纠正法令的错误”，类似于汉地的“刑部尚书”，负责监察官员和法令的执行情况，为吐蕃的最高法官。
史书中对其的职责描述为“若是贤者，则系仇敌之子，亦给奖励；若犯罪，则系自己之子亦予惩罚”。
以上三个系统的大臣，总称为“九政务大臣”是松赞干布时期，吐蕃中央最重要的官职。
除了中央的官员系统外，地方系统的官员还包括总管型的“节儿”(“节度使”)、观察使，负责民政事务的营田使、水监、税监等，以及主管军政事务的镇守官、都督、军官等。
《王统世系明鉴》等史料记载，松赞干布有大臣三百多人，可见当时吐蕃已有了复杂而完备的官僚体系。
对于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松赞干布还借鉴了唐朝的品级，推行了“告身制”。
告身是中国古代授官的凭信，类似后世的任命状。
吐蕃的告身，藏语称为“由仓”，由方圆三寸的金银等物制成，戴在臂前来区分官阶品级。
《册府元龟》记载：“（吐蕃）官章大略有五等：
一谓瑟瑟（指一种宝玉———引者）、二谓金、三谓金饰银、四谓银、五谓熟铜。各以方圆三寸褐上装之，安膊前，以别贵贱。”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弟吴佛教源流》内，对吐蕃告身的记载更详细，分为六种，十二级，包括了勇士佩戴的铁质和平民的木质。
这套告身体系将整个吐蕃社会全部囊括其中，甚至对本教僧侣的社会地位，告身制也进行了安排。
本教系统中的持咒者，被赐予第四等大银告身与低级朝臣同列。普通教众则赐予小银告身与赞普侍卫军官同列。
可见在松赞干布时期，本教集团在吐蕃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除此之外，松赞干布还建立了一套垂直管理的行政体系。
他将吐蕃疆域划分为4个茹（征服象雄后单设1茹）、61东岱。
“茹”（伍茹、约茹、叶茹、茹拉）是吐蕃最高一级的行政单位，每茹设一个“茹本”，总辖政治、经济、军事、税收等事务，由当地最大的氏族贵族担任，下设副职和文书。
“东岱”意为“千户”或“千人之队”，主要负责军备事务。
每一茹分为10个东岱，其中包括一个直属东岱，也称为“禁卫东岱”。
东岱指挥官称“东本”，由氏族显贵世袭，下设百户长。
“茹”和“东岱”系统内的各级官吏，都由赞普直接任命，纳入国家管理系统，不归属原有贵族体系。
早期的氏族组织是自然形成的军政结构，众多氏族集团向王室效忠，集合而成的大政治集团，便是吐蕃王朝。
这种政治结构，让吐蕃具有明显的部落联盟特点。
换句话说，吐蕃百姓在效忠赞普的同时，也向部落头人效忠，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首先效忠的对象是本部落的贵族。
而构建谋求一个集权国家的松赞干布，要有意识的弱化部落贵族的权重，实现更有效的国家垂直管理。
但千百年形成的氏族部落，必须要给予足够尊重，毕竟他不是通过革命上台，没有砸碎一切，推倒重来的权威基础。
因此，松赞在国家行政划分时，让渡了一部分权利，任命当地贵族担任“茹本”和“东本”。
但与此同时，他又在“东岱”里特别设置了4个直属于赞普的东岱作禁卫军，以及16个可直接调动的东岱作预备部队。
这种混合型的千户制，在照顾大贵族利益之余，也加强了王室对地方的控制力度。
由于“茹”以地域作为划分基础，每“茹”的士兵组成依旧是原来的部落民， 一个东岱统御的兵士甚至可能来自同一部落，作战时相互协作根本不是问题，并且为自己部落的声誉，士兵常常悍不畏死。
据《五部遗教·大臣遗教》、《贤者喜宴》等史料记载，吐蕃每“茹”的军马由同色马匹组成，旗帜亦各有区别，只要看到马匹和旗帜，就可以辨别是哪“茹”的军队。
通过松赞干布对国家制度的梳理，吐蕃人第一次整合在了一起，随即便爆发出令周边族裔战栗的能量，开启了一段二百余年的豪劲时代。
从这个角度上说，松赞干布的作为堪比蒙古族的成吉思汗。
但有一点必须要清楚，即便松赞干布及后代赞普用尽全力，但终吐蕃王朝一世，地方贵族权力过大的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吐蕃王朝也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从崛起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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