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作者、编者以及出版界朋友的共同努力，《土默热红学》一书终于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一部作品，在出版之前，其内容和形象在作者的掌控之下；一旦出版发行，作品自身便具有了独立于作者之外的生命，如何被读者理解、解读、评价，便由不得作者的主观意愿了。《土默热红学》出版后，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这是作者在出版之际最关注、也是最担心的问题。书中的内容在出版之前，曾在互联网上与相当多的网民见过面，网民们见仁见智，提出过好多自己的见解，其中最多的评价，便是认为该书是一部“颠覆性”的红学专著，是投向当今红坛的一枚重磅炸弹，可能对百年红学产生摧毁性的沉重打击！这种理解和评价，出现在出版之前还不要紧，倘出现在出版之后，则恰恰是作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土默热创作此书，其主观目的不是要颠覆哪个红学流派，也不是要摧毁某个红学专家的学说，更不是向当今主流红学宣战，而是希望成为一个与传统红学、当今主流红学兼容共存、和谐相处的新学说，并非想与红坛全体同人“华山论剑”，争当什么红坛“新霸主”——土默热既没这个雄心，也没这个野心，在这里先陪几句小心。土默热的全部《红楼梦》研究，归结为一句老老实实的话，就是“还原《红楼梦》”。当今红学界，“曹学”主流霸气十足，“索隐”宿老源远流长，探佚新秀蒸蒸日上，土默热岂敢与三大流派一争高下，不过是想通过施展一点历史考证和文学解析的笨工夫，在红学三大流派不屑于研究领域的夹缝中，搜求一点《红楼梦》创作真相和作品真谛，希望能通过这点微末的雕虫小技，对读者有所启迪，对国学有所贡献。土默热年已耳顺，垂垂老矣，年纪自然越来越大，胆子也必然越来越小。作品出版后，整日惴惴不安，生怕遭到红坛“群殴”——刘心武前车之鉴，可不惧乎？盼望能留着这把老骨头，再平平安安地吃上几碗干饭。因此，土默热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老实交代”几句自己的研究过程，避免被误解而招致飞来横祸。土默热的全部“还原”工作，大体分为三个方面，就是作品的还原，红学的还原和红坛的还原，具体阐释如下：《红楼梦》的最独特之处，就是作者异常“爱红”：书中的主人公宝玉有“爱红的毛病”，居住地点叫什么“绛云轩”、“怡红院”，平素性格喜欢舔食女人口上殷红的胭脂，作诗写文章顽固地坚持要说“红香绿玉”，姐妹们的命运也是“千红一哭”，总之，不仅书名为《红楼梦》，书中内容也处处体现一个“红”字。《红楼梦》作者为什么对“红”情有独钟，恐怕不仅是个人对颜色的偏好，而是有着深刻的隐喻和内涵。当今研究《红楼梦》的学者，知道《红楼梦》是“红”书，研究《红楼梦》的学问是“红”学，探讨《红楼梦》的领域是“红”坛，可是却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作者何以患了“爱红的毛病”。当今主流红学的研究重点，在“曹”字而不是“红”字，对红学正本清源，必须还《红楼梦》以“红”。《红楼梦》中之“红”字，实乃画龙点睛之关键字，理解透彻“红”字的内涵，对于正确解读《红楼梦》，正确欣赏作品的故事人物和思想文化，至关重要。综合土默热红学的研究成果，《红楼梦》作者之所以围绕“红”字作百万字绝大文章，其内心深处应该有五个方面的寄托。其一，红楼之“红”乃朱明之“红”。《红楼梦》是产生于明末清初的作品，作者创作中抱民族主义感情至为真挚，确有“悼明之亡，揭清之失”（蔡元培语）的创作宗旨。明朝皇帝姓朱，正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朝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又称“洪武”，所以，以红喻朱，是明清改朝换代时期遗民文人通行的写作方法，并非《红楼梦》作者独创。其二，红楼之“红”乃洪族之“红”。《红楼梦》作者是清初的大文豪洪升。洪家在明朝是个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在清初遭逢三次家难，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就是根据洪升自己在家难中的亲身经历创作的，主人公原型就是自己，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洪府”、“洪园”，这里既是作者的伤心之地，也是儿时与姐妹们厮混的“天堂”。在《红楼梦》中以红喻洪，应属情理之中。其三，红楼之“红”乃女红之“红”。《红楼梦》中的十二钗原型，就是洪升的诸多亲表姐妹，她们均聪明美丽，博学多才，在清初曾结成前后两期“蕉园诗社”。以“红”比喻女性，乃中国古典文学惯用手法；把富室闺阁称为红楼，也是古代文人常用的典故。洪升的这些姐妹们虽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由于“生于末世运偏消”，命运确实十分不幸，“千红一哭”是对她们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其四，红楼之“红”乃红墙之“红”。在古典文学中，红楼往往代指红墙碧瓦的皇宫。《红楼梦》作者洪升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长生殿》，就是一部描写皇宫红楼中爱情的故事，故事的结局就是“人散曲终红楼静”。演出又是在舞台的“红氆氇”上进行的，演出的效果是“旗亭市上红楼里，群指先生折角巾”。洪升用“红墙”之红透漏自己的文学生涯，是创作《红楼梦》的必然选择。其五，红楼之“红”乃寺庙之“红”。中国历史上，除皇宫外，唯一可以使用红墙碧瓦建筑的就是寺庙。洪升曾因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到盘山青沟寺“逃禅”，《红楼梦》中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就是以这里为原型创作的。作者在《红楼梦》书中，要表达“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思想，突出使用这个“红”字，也显得格外贴切。“红”字是《红楼梦》的点睛之笔，吃透了书中的“红”字的真实含义，也就吃透了《红楼梦》的精髓。土默热红学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说到底都是在一个“红”字的考证研究上做文章，都是在做还红楼以“红”的工作。“还红学以学”的提法，是当今红学泰斗周汝昌大师率先提出来的。究竟如何“还红学以学”，周大师没有给我们做出样子，提出这个口号后，只是推出了八部“探佚”专著，并鼓励著名作家刘心武创立了“秦学”。这些是否就是周大师要“还”的“学”，红学界自有公论，无须苛责先贤。“红学愈昌，红楼愈隐”的怪现状，从胡适红学诞生之日算起，也有近八十年了；早日走出红学困境，是红界同人及全体红迷的共同心愿。当今主流红学在“曹家店”泥沼中作困兽之斗，其志可嘉，其情可悯，但其路可悲。用主观唯心主义观念去指导红学研究，红学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学”、科学的“学”、文学的“学”，只有回归到唯物史观的正确道路上来，才能够真正地“还红学以学”。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必然折射时代的光辉，《红楼梦》当然不能例外。曹雪芹所处的乾隆“盛世”，是个封建正统观念居绝对统治地位的文化僵滞时代，决无可能产生《红楼梦》这样的文学作品，就象文革期间不能产生鸳鸯蝴蝶派作品一样。土默热红学根据唯物史观分析，认定《红楼梦》是明末清初那场波澜壮阔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的产物，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第一，《红楼梦》创作宗旨是“兴亡感叹”。《红楼梦》中反复强调的“末世”背景，决无可能指乾隆盛世，只能指改朝换代时期的“末世”。其实不仅是《红楼梦》，明末清初凡是具有遗民思想的文人，都把当时称为“末世”。《红楼梦》中浓墨重彩宣扬的“好了歌解”、“飞鸟各投林”，都是描绘天翻地覆时期社会大变动、社会总清算的真实场面，同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清王朝、蒋家王朝覆灭时期的场面大同小异。第二，《红楼梦》主导思想是“遗民意识”。《红楼梦》书中表现出很多有别于封建正统观念的思想理念，过去红学界不是解释为曹雪芹的“叛逆思想”，就是宣扬成曹雪芹的“超前思想”，这都是有悖于唯物史观的胡乱猜测。土默热红学认为，《红楼梦》中展示的所谓异端思想，其实都是改朝换代时期遗民思想的正常反映，既不超前，也不落后，就是特定时代的忠实反映。所谓“除明明德外无书”的思想，是当时“疑经辩伪”学术活动的真实状况；所谓反对“文死谏武死战”思想，是当时文人总结大明王朝三百年基业一朝灰飞烟灭经验教训的共同结论；所谓“男人泥做骨肉，女人水做骨肉”思想，是清军在江南强制推行“剔发易服”政策时，封建士大夫阶层屈辱心理的曲折刻画。第三，《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红楼梦》主旨言情，用梦幻手法架构，用通俗语言创作，清楚地显示出“晚明文化气脉”的文学特色。所谓“晚明文化气脉”，肇始于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崛起于《金瓶梅》及才子佳人小说的泛滥，中兴于《三言两拍》及世情小说的普及，延续于清初南洪北孔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终止于雍正乾隆年间的“侠义公案”文学的兴起，前后延续了一百年左右。《红楼梦》只能是这百年言情狂潮后期的一朵绚丽浪花，而决无可能是文学面孔严肃刻板的乾隆朝曹雪芹所能创作的。所谓“还红学以学”，必须从史学、经学、文学各个角度，对《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文学背景、作者人生背景进行科学考证和辨证分析，而决不能采用削足适履的方法，不顾历史真实，硬往乾隆朝的曹雪芹脑袋上贴金，结果造成红学的一连串死结。按照主观唯心主义思路，采用“猜笨谜”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红学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学”，只有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正途上来，才能真正“还红学以学”。近年来，红学界某个重量级人物撰文，反复强调《红楼梦》是小说。这种提法本来不错，《红楼梦》确实是小说，是文学作品，而不是信史。问题是，这位大师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一本来无须说明的常识性东西？根本原因在于，当今主流红学面对一系列死结无法解释，无奈之下才想起小说创作允许虚构，于是便顺手捞起“小说”这根救命稻草。当初，主流红学的鼻祖胡适先生，可不是按照“虚构”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只是胡适传人发现胡适之路不通时，才想起了《红楼梦》原来是小说，可悲也夫。《红楼梦》本来就是小说，但小说本身也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尤其是《红楼梦》这样的现实题材原创型小说，也必须要有故事素材和生活原型，要反映时代背景，不是任何“天才”作者的脑袋可以凭空杜撰、胡编乱造的。当今红学界研究《红楼梦》，最缺少的就是按照小说的创作规律来研究，去找出作者的生活基础，创作冲动，文学传承，创作手法，文学风格等等。只有这样，才是“还红坛以文”，真正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而不是把“小说”二字当作红学死结的遮羞布。第一，《红楼梦》是记载作者“亲历亲闻”的写实小说。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在书中交代的很清楚，书中“一干女子”都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创作方法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作品的写实性。当今红坛之所以怀疑《红楼梦》是记实性小说，根本原因是在曹雪芹身上找不到人物原型和故事素材，本来应该据此否定曹雪芹的作者地位；但我们的红学家们却本末倒置，凡是找不到原型的，统统归结为曹雪芹是“天才”。这不是在研究文学，而是在宣扬玄学。当你把研究的目光转向土默热红学考证的真正作者洪升身上，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去分析《红楼梦》的创作过程和作品真谛，一切都顺理成章了。第二，《红楼梦》是使用“传奇手法”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创作手法，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确实独树一帜，与任何其它古典小说都不同。鲁迅先生说的很深刻：“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红楼梦》一出来，传统写法都打破了”。在《红楼梦》作者为什么能创造出一种全新小说创作方法问题上，我国当今学术界的现状是，研究小说的不敢涉红，涉红的不去研究小说，形成了红学的“真空地带”。必须“还红坛以文”，把《红楼梦》真正当作小说，按照小说的研究规则去研究，方能走上学术正路。按照土默热红学的解释，《红楼梦》独特的创作方法，并非什么作者天才的独创，而是习惯性地使用传奇戏剧手法创作小说。《红楼梦》严格按照三一律写故事，是戏剧创作的第一要义，否则无法在舞台上演出；《红楼梦》语言明白如话，体现的正是当时戏剧创作要求宾白“明白如话，雅俗共赏”的创作原则；《红楼梦》写梦写幻的创作手法，也正是明末清初传奇界普遍写梦写幻的文学思潮体现，如“临川四梦”、《扬州梦》、《通天台》等等。《红楼梦》作者洪升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创作大师，一生创作了四十多部戏剧作品，《长生殿》成为古典戏剧的峰巅之作。由戏剧大师使用传奇手法创作小说《红楼梦》，顺理成章。第三，《红楼梦》是遗留“文学遗憾”的未完小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遗憾的艺术”，但《红楼梦》的“遗憾”却有所不同，书中的故事时序、人物年龄都有颠倒错乱之处，预示人物命运的“判词”，多数都显得文不对题，不可理解。红学界的专家们总是试图解释作者这样描写的合理性和艺术性，但结果全属徒劳。其实，当你按照土默热红学揭示的《红楼梦》创作过程去研究这些错乱之处，一切又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洪升创作《红楼梦》经历了人生的五个阶段，先后五易其稿，最终也没来得及统稿，所以才使书中出现了所谓的“大小宝玉”、“大小黛玉” 的问题；书中人物的“判词”多数是按照创作早期设计的人物命运的预示写的，当然与后期人物命运不符。洪升是落水猝死的，《红楼梦》最后创作没有完成，所以留下了这些遗憾。在《土默热红学》出版之际，之所以要再罗嗦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目的无非是再交代一下土默热红学的研究基调和研究方法，避免误解，以正视听，并作“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声明：土默热红学说自己的话，但不反对别人说话；土默热红学走自己的路，但不干涉别人走其它什么路；土默热当然是土默热红学的奠基人，但不是传统红学的掘墓人，更不是当今主流红学“危险的杀手”。土默热愿意与胡适、蔡元培红学的传人和平共处，不“文人相轻”，不“打冤家”，不组织“群殴”，共同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历史和社会去检验。但是，倘若有的朋友问土默热，为什么不加入中国《红楼梦》学会？土默热会老老实实告诉他，“道不同不相为谋”，土默热红学与“曹家庄”、“胡家店”不搭界，加入了也无话可说，还是特立独行为好，总比心里疙疙瘩瘩表面还要拍肩膀，嘴上客客气气脚下还要使绊子心里舒服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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