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古代文化的几点反思
古代文化的几点反思
我国古代文化早熟，自成体系，相对独立，成为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化系统，由此创造出悠久的历史文明。反观我国古代文化史，这一文化系统或存在某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是宗教信仰的缺失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对世界文化作出巨大贡献。为什么没有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外，创造出一个影响世界的宗教？宗教文化作为精神生活之途径，处理人与神的关系。儒学文化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我国古代农耕社会，农业生产与水土、天候、阴阳五行密切相关，与神关系不大，故先民敬天而不敬神。小农经济务实，先天性缺乏创造神性、神学文化基础。肯定儒学是一种宗教的人，也承认儒教是道德宗教、人文教。民众造圣贤而不造神灵，孔子是人，不是宗教神，他得到的封号是“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敬天，自己就不信神，“敬鬼神而远之”。道教敬奉的太上老君神，延请道家哲学创始人李耳担任，去神格而近人格。社会为宣扬君权，敬奉玉皇大帝；为宣扬忠义，敬奉武圣关公；为海域渔业生产安全，敬奉妈祖；为宣扬木工技能，敬奉鲁班。我国文化从未产生过真正敬神精神，具有唯物主义色彩，充满实用主义，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文化。
宗教文化缺位，缺乏神性敬畏。汉文化中作为神性宗教替代物的灵魂不灭、祖先崇拜观逐步淡化。社会运行依赖人的道德自律，道德崇拜力量须特别强大，方可维系人的精神家园。否则会造成一切皆无所顾忌，不怕报应，不信庇佑；谋取利益不择手段，不受良心的约束，少忏悔精神。
二是科学精神的薄弱
西方社会运用以知识为中心的理性思辨。欧洲文明渊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家都是自然哲学家，着力于宇宙根源的探讨，重视对自然的客观理解。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万物的最根本元素”，阿那克西米尼视一切事物由空气凝聚与发散而成，毕达哥拉斯归万象于抽象的数，德谟克利特则以为万物由不可分的原子构成，恩培多克勒主张万物不外火、水、土、气四元素的聚合离散。
此后的古希腊哲学家开始注重人事方面问题，如苏格拉底的正义、美、善等概念，柏拉图主张理想国，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所讲的至善、中道、公平、道德意志。但他们都以对待自然的方法对待人事，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理智的思辨；喜欢对各观念下定义，遂建立了知识与逻辑，以及证明逻辑的各门自然科学和最终对自然科学抽象的独立哲学。
孔子不是从研究自然与科学着手研究客观世界，而是从人出发，从研究人着手，从而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治、文学，皆属于人文社科领域。中国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子较为接近美国的实验主义。《墨经》篇目主要属于逻辑学的范围，同时涉及数学、力学、光学等问题及攻战兵法等方面，但其立论出发点是为阐明“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道德观点，并非西方的逻辑学、物理学及数学。中国哲学的关注点在于生命与德性，重点不在自然科学研究探索。墨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在当时虽并称“显学”，但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及统治者的“独尊儒术”，秦汉之后墨学衰微，没有成为主流哲学。
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天文、历法、水利和经验。社会重人文教育，轻科学教育。应用技术运用发达，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科学精神的薄弱与忽视，导致工业革命的缺位、中国近代的衰弱。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不断推动强调科学精神，直到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中国文化逐步走向科学。改变国人感性、经验、模糊的思维习惯，倡导科学研究精神，是发展中国的必由之路。
三是家国模式的同构
我国农耕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内向凝聚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模式是家庭、宗族、家天下。作为农耕民族，先民首先实行以家长制组织社会，渐次发展而为三代之分封的国家制度。“其后虽又变封建而为郡县，而家长制度之精神，则终古不变。家长者，实行尊重秩序之道，自家庭始，而推暨之以及于一切社会也。一家之中，父为家长，而兄弟姊妹又以长幼之序别之，以是而推之于宗族，若乡党，以及国家。”（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唐虞三代伦理思想之萌芽》）
我国社会政治文化讲“家天下”。儒家将由己及人完善道德的全过程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八条目。汉语“国家”一词表明家国同构，治家如治国，治国如治家，将家庭的治理方式照搬移植到官府朝廷。
何以会如此，先哲认为自然本身存在着秩序，《易·系词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人类社会同理，故《易·序卦传》又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祖先崇拜的文化背景下，家庭文化中的孝，化作朝廷文化中的忠。
我国封建社会，家长制社会结构的治理方法即是父母官模式。以家庭治理模式治理社会，社会超常稳定，汉、唐、宋、明、清等封建王朝均能统治几百年之久，皆是以弱化民权为代价的。
四是自治精神的被动
早期家族结构是中国社会基础，民众能够切身感受到对自己有用的基层社会组织是家族，与自己终身发生主要生活关系的是家庭和宗族成员。习惯上直到今天，人们在申报户籍、填写重要人事信息表格时，还须一一介绍家庭主要成员及其社会关系。民众自身安全靠族众、教育在私塾、婚姻由包办、分家看父母、诉讼听宗法、养老送终有儿孙，人生的大部分问题是在家庭或宗族内部解决处理的。
国家形态形成后，家族之上的社会管理是政府官员。我国官员父母式的教化民众的传统可追溯至尧。帝尧时主管农事的官员是后稷，“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帝尧）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这一传统教化方式一直延续下来，正式称州县地方长官为“父母官”，大抵始于宋初。王禹偁《谪居感事》诗云“万家呼父母”。（作者注：民间多呼县令为“父母官”。）
父母官政治的主要文化特征是民众对官员的信任和服从，民众像信任、崇拜、依赖、服从父母一样信任、崇拜、依赖、服从官家，把自己的出生、婚姻、赋税、徭役、诉讼、断狱等几乎所有权利交予官家、官府衙门。
小农经济信奉自劳自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宗法社会，由于宗族血缘、宗法族规约束，理学教化，人的私欲有所自我约束。
随着宗法社会、乡绅文化消亡，家庭成员完全社会化，则会有道德失控，欲望的恶性膨胀释放。后小农经济社会存在的不劳而获现象，他人能够拥有巨额财富的刺激，打破小农经济自为主义的潜意识、小农经济的信仰。清贫生活的心理秩序，经官本位、金钱本位发酵，点燃对于地位、财富的欲望，需要新的道德法律体系有效规范制约。
历史形成的民众自治训练的缺失，自治精神的被动，面对个人的社会化，民众的自我约束能力、社会自治能力面临挑战。社会管理不能完全依赖外力，而没有民众的自我管理、自治精神、社会自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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