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长寿、最高效、最广泛的组织是——

• 作者：朱仁健 王祥伍

最长寿的组织——宗教

最长寿的组织是什么？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教授的调查（1993年）得出结论。人类1520年以前建立的组织，目前仍然存在并以同样名字、同样方式、做着同样事情的只有85个，其中15个是宗教组织，另外70个是大学。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15个宗教组织更长寿一些，宗教是最长寿的组织。中国的白马寺建立于公元68年，而人类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1088年，现在最长寿的企业是日本金刚组，成立于578年，专门从事寺庙的建设与维修。

组织长寿的问题一直是管理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做大、做强的同时也要做久。组织是人与人的协同体系，组织不同于自然生命体，组织要想长期存在下去，必须重新进行自我认定，赋予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义，即确立组织的存在价值，这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内涵。在企业组织中，为什么从事寺庙建设与维护的企业最长寿呢？在各类组织中，为什么宗教组织最长寿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看看日本金刚组的真面目。

株式会社金刚组是一家日本建筑公司，创办于公元578年，现存世上最古老的家族企业，1955年转以有限公司方式经营，2006年1月，新金刚组放弃地产建设的业务，转回老本行，专门从事寺庙建设。

公元578年，日本敏达天皇6年，圣德太子为祈求法神四天王，庇佑佛法及信众，从韩国百济招请匠人柳重光，兴建四天王寺。该寺被视为飞鸟时代的代表建筑，期间经历七次破坏，屡被修补，一直保存至今。金刚组在往后历史中亦以建造佛寺为主，公元607年，金刚家族建造法隆寺，达到日本木造建筑的高峰。法隆寺与四天王寺是代表日本建筑的两大历史遗产，它们的构筑施工方法至今还保存在金刚组《施工方法汇编》里。金刚家族还曾两度完成水户偕乐园（日本三大名园之一）中“好文亭”的复原设计工作。

柳氏的子孙亦因兴建该寺而备受重视，由他们组成的金刚组，“堂主”相当于总裁一职，至今已传至第40代。金刚组的企业架构分成多个小组，5~8人为一组，各组保持其独立性，互相竞争。小组会集中改良固有技术，接单时总部会评估各组的能力，借以决定哪组承办工作。他们能将一根水泥柱，建得像木柱一样。金刚家族第40代堂主金刚正和曾说：“我们公司能生存这么久其实没有什么秘密。正如我常说的，坚持最基本的业务对公司来说非常重要。”金刚正和认为，无论是经济繁荣还是衰退，专一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永远是生存之道。这种专注更多地表现为职业信仰和追求。

让我们再看看那些有信仰的企业家，是如何经营企业的。在日本，以稻盛和夫为代表，提出了“在劳动中修行的”新的佛教观念，他一手创造了两个世界500强企业——京瓷和KDDI，并且拯救日本航空于大厦将倾时。稻盛先生和他的盛和塾，正在以一种新的佛教观念，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最大的精神动力之源。在台湾地区，以星云法师为代表，提出了人间佛教的观念，提倡人们入世修行。鸿海集团的郭台铭、凤凰卫视的刘长乐等著名企业家都是星云法师人间佛教的信奉者，人间佛教已经成为推动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经济复兴的重要动力来源。苏州固锝电子以佛家思想管理企业、歌尔声学高管团队有宗教信仰，马云等企业家也随俗去捧某大师，这绝不是偶然现象，其中的缘由我们尚未完全把握，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信仰的经济发展截然不同。

企业长寿问题一直是管理理念关注的核心问题，并吸引很多管理学者研究。德鲁克认为，企业长寿与否不取决于利润。1954在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IBM、西尔斯等美国著名公司进行深入研究后，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中指出，企业的目的是为客户提供产品与服务，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利润只是企业行为和决策有性的一种检验。1994年，吉姆·柯林斯在对38家美国一流企业进行6年研究后，在《基业长青》中指出，不是伟大的构想、宣有魅力的领导人，更不是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创造了比优秀公司更优秀的卓越公司，也为德鲁克的观点提出有力支持。1997年，阿里·德赫斯在《长寿公司》中将企业划分为“经济型公司”和“生命型公司”，指出前者利润最大化，后者则以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高度满意为目标，这种目标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经营绩效和存续时间，生命型企业的这两个指标要远远高于经济型企业。追逐利润的企业反而得不到利润，只有那些具有崇高精神和远大追求的组织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才能更长寿。

世界三大宗教组织：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变革与分裂，与其同一时期的强大帝国早已灰飞烟灭，只有宗教组织得以存续和发展，这是因为宗教有组织、有更加明确而稳定的内在监督与精神激励。

基督教由耶稣于公元1世纪30年代创立。公元313年君士坦丁下达《米兰敕令》后，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整个欧洲的中世纪都是以宗教为中心的时代。1517年马丁·路德不满罗马主教兜售赎罪券的行径，贴出声讨檄文开启了宗教革命的序幕，从而形成了新教。但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都信奉上帝，以《圣经》内容为教义。

佛教由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后来传到东南亚、中国，后来大乘传教在中国获得了巨大发展。周朝时佛教已经进入中国，但正式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当时汉明帝派人到西域迎请法老来中国，并于洛阳设立白马寺供他们居住，在三国曹魏期间逐步形成出家受戒的规范，并开始建立中国的佛教制度。一直到唐初，僧人主要过着乞食于人或受信徒供养的生活，至唐百丈海禅师开始正式改变佛教东来的伴侣乞食制度，别立禅居、集体劳作、自力更生，颁布禅门修行的20条戒律，又称“百丈清规”。

宗教组织在欧洲中世纪具有统治地位，现代组织的很多管理模式其实都源自宗教组织。在西方的基督教会中，无论其上层的治理体制是主教制，还是长老制或公理制，其基层的教堂通常都拥有独立的财产权，能够有效地调动他们开发教堂所在宗教市场的积极性，不断地提高对当地信众的服务质量，以获得更多的捐款。如果基层的教堂不拥有独立的财产权，需要向上进贡，不仅会影响基层教堂的积极性，还会使基层教堂与上层之间关系变得复杂，从而提高管理成本。

宗教组织能够发展成为人类社会最长寿的组织，得益于其内部独特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其中，关键是通过宗教教义的内在监督实现了组织内部成员的自我管理，而自我管理是管理追求的最高境界。一般来说，人类机会行为的约束机制大致有三类：一是来自内在的第一方监督；二是来自交易对象的第二方监督；三是来自法律等方面的第三方监督。

在“经济人”假设下，通常认为第一方监督是不足的，因此特别强调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强化第二方、第三方监督。但对宗教组织成员来说，第一方监督可能是非常“硬”的约束机制。大多数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核心教义是鼓励人们放下对世俗财富与名利的执着，去追求彼岸更宽广与永恒的幸福。在宗教教义的影响下，一个标准的宗教信徒的需求偏好不是经济收益最大化，而是彼岸幸福最大化。为了这个目标，它不会时刻考虑如何将信徒的捐款据为己有，而是思考如何将捐款用好，以实现宗教组织的最大化。宗教人士相信上帝（佛祖、真主）无处不在，有他的监督，自然不敢做不利于宗教组织的事。人人为组织做贡献，组织自然会具备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源于信仰追求的内在监督成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的前提条件是，宗教组织的成员应具备虔诚的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尤其是佛教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出家制度和戒律制度，要求所有寺庙的专职人员必须出家并且严格遵守诸多戒律。一般而言，和尚有250多条戒律，尼姑有480多条戒律。出家制度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它能够让有真正信仰的人加盟组织，保证组织文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最高效的组织——军队

在各类组织中，军队是最高效的组织，令行禁止，视死如归，为了执行任务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在上甘岭战役中，敌我双方在一块3.7平方公里的山地上鏖战43天，双方舍命拼杀，联军发射炮弹190万枚，志愿军消耗各种物资1.1万吨，其中弹药5530吨，平均日消耗128吨，双方死伤两万多人。在这场战役中，涌现了以身体堵枪眼的战斗英雄黄继光；用自己的身体连接电话线的通信英雄牛保才；一人独守阵地，击退敌军40余次进攻，毙伤敌280余人的孤胆英雄胡修道；像王万成那样手持爆破筒赴向敌人的战士38人，这么惨烈、顽强的较量只有正规化的军队才能做到。

在人类战争史上，罗马军团、秦国大军、蒙古铁骑、拿破仑大军、普鲁士军队等都曾经非常强大，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些强悍的军队并不是拥有了超越时代的秘密武器，强大的实力源自组织结构。正如拿破仑所说：“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羊，可以打败一头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军队的战斗力取决秩序和将军，显然，秩序需要将军，将军不一定需要秩序。有效的组织结构，以及保持有效组织结构的能力是军队的战斗力所在，孙武的《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宫本武藏的《五轮书》分别从战略思想、战争组织、单兵技击术三个层面讲军事，这三本书不仅被摆在将军的案头，也常常被放在企业家的床头，是企业家的秘密武器、经营法宝。

在美国，最优秀的商学院是西点军校，500强的当家人中毕业于西点军校的最多；在中国，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宁高宁、王石、王健林等优秀的企业家也有过军旅经历。王石曾讲：“新疆的军旅生涯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支撑着我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透过任正非的讲话，我们也能看到许多军事术语，也能感受到军旅文化的风采。军队组织有什么特点呢？

（一）高度重视文化建设

解放军将支部建到连上，形成党指挥枪的政治指导制，在训练或战争间隙深入而广泛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了一支闻名世界的陆上劲旅。其实，思想政治工作更准确的表述是文化建设，军队的军歌、军旗、军装等是一套最严格、最完整的VIS，各种各样的仪式活动，让文化理念可以随处看到、听到、做到，文化建设与文化管理贯穿整个军旅生活。军人转业、复员后，我们依然能够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军人气质。美国西点军校把“职责、荣誉、国家”作为校训，西点军校特别重视对学员品德的培养。他们反复强调，西点军校仅仅培养领导人才是不够的，必须是“品德高尚”的领导人才。日本军队一直灌输武士道精神，为天皇献身而无比荣尚；国民党军队一直提倡不成功便成仁，为了党国，为了三民主义而奋斗，牢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长征中，红军战士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战胜一切的英雄主义气概，更是令人赞叹和敬佩。红军长征途中，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交战，368天，有15个整天用在打大决战上，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有18天用于夜行军。长征路上，红军只休息了44天，平均走365华里才休整一次，日平均行74华里。路上共爬过18座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渡过24条河流，经过11个省，占领过大小62个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通过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精神、这种气概就是长征精神，也是解放军军旅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

（二）铁的纪律，铁的执行

为了考察孙武的军事才能，吴王将宫中180名美女召到练兵场，交给孙武演练。孙武把180 名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指定吴王最宠爱的两位美姬为左右队长，让他们带领宫女进行操练。孙武首先宣讲纪律要领，宫女们口中应答，内心却感到新奇、好玩。尽管孙武三令五申，宫女们还是不听号令，随意肆行，队形大乱。孙武便依律斩杀两位队长，吴王求情，孙武以“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为由，还是杀了吴王的爱姬。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令行禁止，阵形十分齐整。

这是《史记》中记载孙武练兵的故事。在现代战场上，同样是铁的纪律，铁的执行，战场执法队可以对不听号令、指挥不前、临阵脱逃的人当场枪决。当然，正面的激励也是立竿见影的，战地入党、战地提拔也是常有的事。军队的执行力、高效率也是制度管理出来的。指挥员为什么挥舞手枪或指挥刀指挥，这是权力的象征，手枪在战场上充当不了对敌武器，射程太短，主要是用来指挥士兵及身边的人，战场抗命可以就地枪决。首先，培养军人的服从意识，确立“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念。其次，制定军人能理解、好执行的规章制度，比如，“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注意”语言简练，形象生动，表达准确，易于执行。为了让官兵好学好记，又将“三大纪律八注意”内容编成歌曲传唱，让每个军人都能记住并理解纪律的内容。

当然，遵守规章制度成为习惯需要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教化与武化的过程，齐步走、站军姿、出早操、整内务，处处体现了“规矩”。在潜移默化中，每个战士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了。二战期间，德国军队即便战败撤退，也井然有序，表现出了良好的军事素质。

（三）明晰的组织架构

军队采用军衔制，该听谁的指挥，大家一目了然。在军队组织中，结构清晰、组织严明，“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更小的还有战斗小组。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哪个序列的，归属感、认同感强，集体主义荣誉观强。军衔制产生于15—16世纪的西欧国家，到17—18世纪，相继为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在现代，军衔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军队的重要制度之一。

通过军队组织的结构将一个个单兵组合起来、协同起来，使“点线面”的效率倍增。单兵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提高点效率，如工兵、狙击手、爆破手、机枪手等，单兵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作战单元，多个作战单元通过分工与协同形成一个战场协同组织，在点效率、线效率的基础上形成组织效率、系统效率。古代战场上的排兵布阵最能说明军队组织化的威力。

最广泛的组织——企业

我们离不开企业，NBA是公司，世界三大男高音放歌紫禁城不是义演，是企业行为，托福考试也是企业行为，企业是当今社会最广泛的组织。企业、公司是经常交替使用的两个词汇，那么，我们首先来厘清两个概念：企业、公司。

企业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其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企业一般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和企业家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经济组织。

“企业”一词来自日语，它是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与制度的过程中翻译而来的汉字词汇。中国在戊戌变法后，由日本引入。较常见的用法指各种独立的、营利性的组织（可以是法人，也可以不是），并可进一步分为公司和非公司企业，后者如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因此，凡公司一定是企业，但企业未必都是公司。公司只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态。

相对而言，“公司”这个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最早出自孔子的《大同·列词传》：“公者，数人之财，司者，运转之意。”庄子说：“积弊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是谓‘公司’。”其含义与现代公司大致相同，即公司是聚多人之财、共同运作之意。

公司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12世纪意大利一些城市出现公司一词—compagnia，即company的词源，后来在中世纪欧洲大陆的地中海沿岸得到较大发展。由于海洋广阔，从事海上贸易需要巨额投资，而且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叫索塞特斯和康孟达的企业组织，这种组织就是公司企业最早的形式。

其次，让我们一起看看企业的力量。19 世纪末，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这样评价公司的威力：“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从这个角度看，近代以来，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弱则国家弱。国家实力由企业的制造能力、竞争力决定的，核能源、飞机制造、船舶制造、精细化工、电子芯片、发动机等直接决定了一个家国的军事实力。美国强大是因为美国拥有GE、GM、福特、波音、微软、英特尔等世界一流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实力构成了国家的实力。

在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体中，51个是跨国公司。美国沃尔玛公司员工200多万人，年产值超过4700亿美元，超过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全球最大的10 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100 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提供了工作机会，占全球经济力量的90%，占全球生产总值的94%。

二战前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对对美开战一直忧心忡忡，他曾经游历过美国，深知美国的工业实力，他明白如果不能快速打垮美国的战斗意志，日本根本打不赢美国，这是由日美两国的企业实力决定的。为此，他精心策划并指挥了偷袭珍珠港，并在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中寻找机会尽快与美国决战，他怕美国一旦成为战争机器，日本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所以，他非常急切地与美国海军决战，击溃美国太平洋舰队，迫使美国坐下来谈判。

事实也证明了山本五十六的担心不无道理。1941—1945年日本共生产了航母17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63艘、潜艇147艘。而在同一时期的美国生产了航母131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355艘、护卫舰498艘、潜艇203艘。仅从数量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日美在生产能力上的差距。日美双方作战飞机年产量对比：美国不仅在飞机数量上占了上风，而且在战争中不断推出新型飞机。战争后期，美军的飞机性能远远优于日军。反观日本，在整个二战期间基本上都在使用“零”式或其改型。从很多方面来说，“零”式确实是非常优秀的战斗机，但是到了1943年，其性能已经明显落后于美国的新机型。在美国生产的飞机中约有97810架是多引擎轰炸机（双发或四发），而日本仅仅生产了15117架（基本上是双发机）。因此，无论是从飞机生产数量上，还是从飞机总载荷上看，两国之间的差距都非常明显。

在火炮、坦克、军车、机枪及其他战略物资的生产与供应上，日本更没法与美国相比，美国可以将可口可乐、蛋白粉等物资直接配送到战壕里，美国大兵可以喝着可乐战斗，日本则缺医少药。

在和平时期，公司是构成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是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保证。华为的通信技术“丰富人们的沟通和生活，提升工作效率”，万科为人们建筑了美好生活，万达的万达广场成为一个个城市中心，中粮的全产链也给人们的食品安全带来信心和希望等。韩国三星集团是韩国最大的企业，是一家令人敬畏的企业，横跨机械电子、金融保险、酒店医院等多个行业，在智能手机、电子芯片、液晶面板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

再看企业与社会。企业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人类97%的财富是工业革命后创造的，创造这些财富的主角是企业。企业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与生活习惯。经济学家熊彼特说：“光制造出令人满意的肥皂还不够，还必须诱导大家洗澡。”没有企业，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也会黯然失色；没有组织良好的企业，人们就无法获得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也不会有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

企业是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者。各行各业的标准、规范，绝大部分出自企业。IBM、杜邦、可口可乐、微软、英特尔等大型跨国公司制定的标准，往往就是国际标准。如计算机分为IBM系列和非IBM系列，微软的计算机认证通用全球。

企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由4000万家企业奠基，美国由550万家企业支撑，企业文化直接影响了社会文化的风向标。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讲：“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它的经济可以发达；找不到一个市场不发达，这个国家可以发达的例子。所以，现代社会财富的创造，国民财富的积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它们实际上是同一问题。”

企业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国家是对财富再分配的组织。国家的作用就是维护市场秩序，维护公平正义，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做久。然后，将企业创造财富的一部分以税收的方式收取，进行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来源：选编自《在组织中绽放自我——从专业化到职业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