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智:春意遍于华林——1961年“史学史热”追忆

作者:张广智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3
1961年中国史学界的“史学史热”,在“双百”方针指引下,讨论广泛而热烈,葳蕤春意遍于华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象:似乎思想的会饮在此岸举行,仿佛精神的百花在这里盛开。虽则短暂,但成就出色,影响深远。
1961年,正逢三年经济困难时节,曲折与坎坷相连,艰辛与探索接应。然而正是这一年,中国史学界发生的“史学史热”,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书写了绚丽的华章。是时,我已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高年级的学生,成为这场“史学史热”的亲历者。那时的场景,那时候的人,总是难以忘却。

史无前例的“史学史热”

1961年1月,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审时度势,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在各方面所带来的问题,飞速转动的共和国车轮放慢了节奏,转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轨道。与此同时,史学界于60年代初萌发了科学史学思潮,从而引发了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并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进而发展为“史学史热”。
是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编写高校教材问题的指示。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教材编写既不照搬苏联,也不仿效西方,而是要编写中国自己的文科教材。“史学史热”兴起正源于这次会议。
“史学史热”声势浩大,震动了当时全国史学界,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济南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召开学术座谈会,就史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比如史学史研究的对象与任务、内容与分期、教材编写的原创与方法等,展开讨论。参与讨论的有:陈垣、熊德基、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耿淡如、周予同、周谷城、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郭圣铭、田汝康等(以上为瞿林东据当时的报道统计)。
在上述名单中,我以为尤以白寿彝、尹达于中国史学史的贡献出众,白寿彝主编了6卷本的《中国史学史》,尹达主编了《中国史学发展史》,这两本书皆为传世之作。再览上列名单,似乎遗漏了当时享誉国内史学界治西方史学的名家齐思和与吴于廑,他们均为高教部《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组的成员,都发表了至今看来仍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后者还主编了《外国史学名著选》,为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1961年中国史学界的“史学史热”,在“双百”方针指引下,讨论广泛而热烈,葳蕤春意遍于华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象:似乎思想的会饮在此岸举行,仿佛精神的百花在这里盛开。虽则短暂,但成就出色,影响深远,促进了现代中国史学的进步。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正如瞿林东所归纳:60年代前期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已初步形成了全国范围内分工合作的局面:——白寿彝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吴泽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耿淡如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西方史学史。以后的顺利发展无疑离不开昔时“史学史热”的因素和助力。

垦荒者的足印

“我们应不畏艰难,不辞劳苦,在这个领域内做些垦荒者的工作。我之所以提出本问题,不是妄图解答而是希望大家来研究、讨论并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垦荒,斩除芦荡,干涸沼泽,而后播种谷物;于是一片金色草原将会呈现于我们的眼前!”
1961年10月,正是在“史学史”大讨论的日子里,复旦大学历史系耿淡如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发表了《什么是史学史?》一文。上引这段话,是耿文之末尾句,他用形象的垦荒作比喻,鼓励学界同仁为正在勃发的中国西方史学史奋发作为。
耿淡如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者。说起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发展史,中国史学史一直是“领跑者”,行至60年代前期,它已进入了“活跃时期”,而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倘从李大钊1920年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思想史”起算,也有了40年的发展史。前人在这块外人世袭的领地上耕耘,虽有成绩,但直至50年代,西方史学史还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处在萌芽时期。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直至60年代初,才进入了它的奠基阶段。1961年2月,中央发布编写高校教材的指示,4月为此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对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起到了非凡的意义。
耿淡如(1898—1975) 作者/ 供图
1961年,耿淡如时年63岁,如果按现时来说,还正年轻着呢。不过他身体历来孱弱,其时已被师生们尊称为“耿老”了。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耿老不服老”。1960年,在全系召开的“反右倾、鼓干劲”大会上,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耿老:稀疏的头发,略显花白;脸上的皱纹,略显苍老;有神的双眼,略显深邃;讲话舒缓,慢条斯理,略带乡音。如今一个甲子过去了,先生在那次会上讲些什么全忘了,但他那不服老的声音却响彻会场,至今仍在我胸中回荡。
50年代,由于工作的需要,耿淡如全身心投入世界中古史的教学与研究,是那时国内数一数二的世界中古史研究的权威。60年代初,他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学术转向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科建设的谋划配合,也与60年代初国内思想文化界的温润相关,他作为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在1961年前后,为此竭尽全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要说的是上文提及的《什么是史学史?》,作者在文首明确提出,“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接着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等作出了很全面的论述。耿氏此文是“史学史热”的产物,见世后又推动了史学史大讨论。从此文刊发至今,已过去了60年,但大音希声,历久弥新,此文成为学界公认的具有路标性的传世名篇,为后世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回音。如在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3编“史学史和史料学”栏目,被列为首篇;2006年瞿林东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中国史学史研究》分册中,文存部分被列入“总论”篇,目录索引部分被列入总论第3篇;2014年被《中国历史评论》第5辑列入“重温经典”栏目,重新刊登,并由学者撰文导读;2015年出版的《复旦百年经典文库·耿淡如卷》亦列为首篇;复旦大学历史系系庆文集更是多次收录。历经60年的检验,称《什么是史学史?》为我国史学史上的经典名篇,当是实至名归。这不由让我感叹,文不在多,一生有此一篇足矣。
其次,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耿淡如是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1961年4月,在北京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工作会议上,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两科均被列入历史学的教学方案中。是年5月,上海市高教局迅即回应,决定由耿淡如主编《外国史学史》(实为西方史学史)。次年2月,上海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召开了全国性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皆是世界史的“大佬”,可谓极一时之选,参会者有北京大学的齐思和与张芝联、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南京大学的蒋孟引和王绳祖、中山大学的蒋相泽、杭州大学的沈炼之、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养冲和郭圣铭、复旦大学的耿淡如和田汝康等。会议决定由耿淡如主编《外国史学史》、田汝康主持编译《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会后,耿淡如执主编之责,更加努力工作。1962年8月28日,《文汇报》曾以“耿淡如积极编写外国史学史教材”为题,专门报道他为此奋发工作的情形。可惜的是,中国第一部外国史学史教材,因“文革”而被迫中止,只留下了他精心编成的《西方史学史文献摘编》,从希罗多德到汤因比,串连起来,就可构成一本从古希腊至20世纪的西方史学的长编,可谓西方史学史的雏形,但终未能成章,这或许是先生毕生的一件憾事。
再次,从1961年开始,耿淡如首次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开设外国(西方)史学史一课,系统讲授自古迄今的西方史学的历史进程。在这里,顺便要说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历来重视史学史的学术传统。早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里,身居“孤岛”上海的周予同就写下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名作《五十年来之新史学》。此后,他与周谷城相继主持系政,都十分重视史学史,强调史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成分,历史学专业应同时开设“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这两门主课,以及与之相关的课程。60年代初,由陈守实、耿淡如分别开设“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两位先生讲授的两门史学史课程,都以独特的风格吸引着青年师生,并且各自都在本系带出传人。1964年,全国性研究生统考首次举行,我有幸被录取为国内首名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师从耿淡如先生,成了他的“传人”。我得以“接着做”,从编纂《西方史学史》《西方史学通史》到《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为中国的史学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作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这是后话了。
最后,译事。1961年,耿淡如翻译的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上册出版,该书下册于1963年出版。同年,应商务印书馆之约,耿淡如开始翻译西方史学名著、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笔者曾参与该书译稿的校订工作,该书“文革”前已译就,商务印书馆将之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于1989年正式出版。
在这方面,耿淡如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中是独一无二的顶尖者,他通晓多门外语,如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早在1933年就有译著《近世世界史》问世,由此奠定了“翻译名家”(何炳棣语)的地位。50年代初因工作需要,他又自学俄文,并很快运用在教学科研中,俄译史著甚丰。令人感动的是,他晚年在病房里仍坚持自学日语,还抱病为我系新成立的拉美研究室翻译西班牙文《格瓦拉日记》等,其业绩犹如“奥林匹斯山的宙斯”,是我辈无法企及的。
1961年,耿淡如为史学,尤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而忙碌着,不辞辛劳,永不止步,留下了为后人永远寻觅的垦荒者的足印,这也是“史学史热”的一个缩影。

吹来一股清风

我是1959年秋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入校时仍有余波,有碍正常的教学秩序。1961年,随着党中央“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思想文化领域吹来了一股清风,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出现了求新务实的学术氛围。1961年的“史学史热”应运而生。
在清风下,随着“高教六十条”的发布与贯彻,高等学校教育逐渐走上了正轨。就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而言,当时就特别强调“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理论),在课程设置上也与之配套,旨在为历史系学生打下扎实的史学基础。比如那时有“形式逻辑”、“文献与写作”等课程,特别是有一门“马列主义基础”课,至今仍记忆犹新。任课老师袁辑辉,兼我们这一年级的辅导员,他以深入浅出的语言,用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给我们精心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我们这些刚进大学校门的学生面前,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列宁语),也是我们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津逮。
在清风下,教师可以放开地讲。1961年,笔者当时大三,两门通史课(“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都讲至近代,两门任课老师深入肯綮,各抒己见,有声有色,力求还原历史真相。比如由金冲及讲授的中国近代史更是难忘。几年前,我在一篇回忆先生的文章中写道:他之讲授,具有独到的新鲜的见解,且充满了个人的感情色彩。讲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时的豪情,讲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炽热,讲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的愤怒,讲甲午战败后签订马关条约时的遗恨,讲“武昌起义天下应”时的畅快……这里值得多花些笔墨,记上他讲邹容《革命军》时的真情:“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动情地接下背诵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仿佛此刻他就是邹容,感动得我们全班个个热血沸腾,豪情满怀。
图为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和1948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作者/ 供图
在清风下,学生可以认真地学。上课认真地听讲,课余配合各门课的进程,读书找材料写作忙个不停。一到假期,特别是暑假,更是安心地读书。说真的,大学五年,正是在这段时间,为我们赢得了难得的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的好时光。记得1961年暑假,我全泡在学校里了,长长的暑假,读书很杂很多,但与我专业有关,至今仍难以忘怀的是:对照《共产党宣言》1959年的中文版,花大力气啃读《共产党宣言》1948年的英文版;在校图书馆参考阅览室,苦读两部西方史学经典名著,即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这三本书影响着我,影响我日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从事西方史学的教研工作。
在清风下,尽管物质生活艰苦,但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校内的文化生活,登辉堂周末买票看电影,还常有中文、历史等系的教学电影,我系放过印度电影《流浪者》等,中文系放的影片如《静静的顿河》等最吸引人,因而一票难求。校外的文化生活就是观剧了,平时母亲给我的一点零用钱,主要供买书用,其余就用作观剧的支出了。我自小就喜欢看京戏,进大学后,还喜欢上了话剧。这里掇拾一二,照我收藏的与历史相关的说明书直录如下:1961年2月,观周信芳主演的京剧《海瑞上疏》;1961年10月,观上海戏曲学校京昆实验剧团建团公演的《杨门女将》等,这里涌现与培养出了李炳淑、杨春霞、蔡正仁、华文漪等一批京昆艺术家;1961年10月28日,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由郭沫若创作的新编历史剧《蔡文姬》,北京人艺的朱琳、刁光覃、蓝天野、苏民、于是之等大牌演员一一亮相,把观众带入了东汉末年的历史场景中,演出十分成功。另要记上一笔的是,真是凑巧,是日晚郭沫若也在观看,剧终走上舞台,与演员一一握手,向观众致意,我虽买的是二楼后座最便宜的票,但郭老的潇洒,看得也很清楚;1961年12月9日,观曹禺等创作的《胆剑篇》,剧终也谢幕多次,但那次谢幕,最终都没有等到剧作家曹禺,尤令看过《蔡文姬》、邂逅郭老的我很失望。
1961年的“史学史热”,给我留下了不可泯灭的“个体记忆”,从这“个体记忆”中,亦能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历史的沧桑,更可映照中国现代史学的进程。于此,我总是难以忘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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