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烟草今人糖，控制人脑的生意有多强？
1954年6月，在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班机上，一份早餐菜单暴露了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饮食习惯。
在这份菜单中，第一盘上的菜品包括水煮蛋、吐司、果酱、牛油、咖啡、冰牛奶及冻肉。第二盘则由葡萄柚、糖罐、一杯鲜榨冰橙汁以及威士忌苏打组成，并备注了“洗手，雪茄”。
一份平平无奇的英式早餐，却揭露了丘吉尔的饮食爱好：糖、咖啡、威士忌，以及饭后一根雪茄。
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竟也离不开烟酒糖。
上瘾的不光丘吉尔，“小时候'找糖吃’，长大后'找酒喝’”是众生百态里的常态。烟、酒、糖所带来的持续却又短暂的快乐，让无数人前赴后继为它买单，当饥渴的心灵取代了饥饿的肚皮，“瘾品”也随之产生。
而作为精神刺激革命中的几大主要产品，烟酒糖瞄准的不过是底层人性驱动。所谓底层人性驱动，是在基础生存需求之外，略超过一点点，最初级也是最原始的非必要需求。
于是从古到今，这几大产业的衍生品都是市场上不可撼动的香饽饽，不仅直接催生了“成瘾性消费品”的诞生，更是将它们隔绝在了商业荣枯循环的影响之外。
前人的黄金，今人的黑铁
区别于柴米油盐，烟酒茶糖并非生活必需品，但这四件东西共同构成了普通平凡人最简单的快乐。
其中最常见的“瘾品”，莫过于糖。
糖的生产与消费历程，在“瘾品”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想要系统地了解“成瘾性消费品”，就必须要知道糖的发展的经过，反之亦然。
成瘾性消费品在全世界流行，起源于大航海时代。
15世纪，欧洲的船支开始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他们在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
作为糖的原材料，甘蔗最早起源于新几内亚或印度尼西亚，伴随着贸易往来以及殖民扩张，甘蔗先后被移植到世界各地，17世纪间，世界蔗糖贸易每年增长约5%，而蔗糖的重要产地，也转移到了巴西与加勒比海东部群岛。
大航海时代，不仅是“成瘾性消费品”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的重要契机，也是其快速传播的加速器。
而更加快速的获取方式，则是侵略扩张。
伴随着殖民地蔗糖产量的增多，糖价开始下跌，糖得以正式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人们渐渐利用糖来增加咖啡、茶、巧克力的甜味，并直接刺激了需求量的迅速上涨。18世纪，糖的需求量年增长率上升到7%，到了19世纪，甜菜制糖的诞生，令糖的需求量年增长率上升至10%。
在1700年—1800年的一百年间，嗜甜如命的英国人每人每年消耗的糖从2公斤增加到了8公斤，到了19世纪90年代，则达到了40公斤。糖，成为了欧洲人眼中的“强效瘾品”。
而当代中国人对糖的热爱，完全不逊于英国人。
近年来，我国国内食糖消费稳步攀升，食糖消费量从2000年的768.5万吨上升至2020年的1595万吨。除此之外，我国还是全球第二大食糖进口国，国内食糖缺口长期依赖进口弥补，2020年我国食糖进口量460万吨，占国内消费量的28.8%。
随着糖产业的升级，制糖工艺的不断精进，糖不再稀缺，但人们对快乐却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没有负担的快乐。于是乎，“无糖”的概念产生，在保留甜味的同时，更加低卡、健康。
1985——1995年是日本无糖饮料发展的黄金十年。彼时，日本碳酸饮料的增长几乎为0 ，反观无糖饮料，一直到2015年，均保持着至少两位数的增长。而目前我国无糖饮料市场恰如当年日本，2014——2019年我国无糖饮料CAGR40%+，2019年，我国无糖饮料市场规模为98.7亿元，预计在未来数年我国无糖饮料均能保持两位数增长。
今年4月，一份元气森林的致歉声明，揭开了“无糖饮料”的神秘面纱，让“代糖”走到了世人面前。阿斯巴甜、安赛蜜、三氯蔗糖、赤藓糖醇......这些被称为“甜味剂”的代糖，精准地把握了我们既爱甜食又怕吃胖的欲望，成为了所有无糖饮料的公开“秘方”。
究其本质，代糖所体现的仍是人类对于糖的热爱。在健康、低卡的概念下，仍然想要获取那一点能带来快乐的“甜”。
可口可乐的“可乐殖民”
而提到糖，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便是“可口可乐”。
一瓶330毫升的可口可乐，含糖量是35克，即一瓶可乐中，11.75%都是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含酒精却又能提神解乏的可乐成为了美军提振士气的最佳饮品，占据了美国军需95%的饮料份额，而二战也直接将可口可乐带到了世界各地。在德国，仅1933年到1939年间，可乐的销量就增长了45倍，从每年10万瓶，增长至450万瓶，甚至还成为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赞助商之一。
最早的可口可乐，含有酒精、咖啡因、古柯碱这三种成瘾成分，曾是一款“治疗头疼的特效药”。1886年，亚特兰大开始禁止酒精饮品买卖，因此可乐的创造者彭伯顿去除酒精，添加蔗糖掩盖苦味，并加入苏打水调配，不仅口味极佳，还能治疗头痛，使人神清气爽。
事实也证明了人们对于这款饮品的喜爱。1896年，可口可乐年销售量达到56万瓶，相当于一分钟就能卖掉一瓶。
19世纪，可口可乐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蔗糖消费者，每年所出售的饮料需要消耗4.5万吨蔗糖。为了获取低廉的原材料，可口可乐乘上了美国建立“蔗糖帝国”的东风。
为了补贴国内甘蔗种植，美国开始对进口蔗糖征收高额的关税，到了70年代，共计50多座蔗糖厂不舍昼夜加班加点，蔗糖产量急速增加，价格也持续走低。低价蔗糖，让可口可乐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并加速了可口可乐扩张的步伐。
1929年华尔街的投资泡沫崩溃，随之而来的便是股市的颓软与失业率的上升，但可口可乐却并未陷入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大恐慌之中。毕竟，仅需5美分，拧开瓶盖就能享受片刻的快乐，不仅令可乐成为了经济大萧条时期民众心中难得的“解压神器”、优秀的“民族企业”，也令其成为了美利坚“自由精神”的代表。
销量的只增不减，让人们意识到了对可口可乐这款饮料的依赖，并创造出“Cocacolonization”（可乐殖民）一词。
吸纳超11亿人的超级“瘾品”
如果说糖是以普通调味品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人们生活刚需，而相比之下，烟草的“瘾”则来的更直接一些。
烟草起源于美洲，1492年，哥伦布远航队队员从泰诺族印第安人身上学会了将烟叶卷成粗条状塞进嘴里吸，大脑在尼古丁的刺激下，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令大脑的“奖励系统”得以激活，带来明显的快乐和愉悦感，至此烟草第一次进入欧洲人的世界。
1575年，伴随着西班牙人将烟草运到菲律宾进行种植，烟草迅速成为赚钱的作物。1600年左右，福建水手和商人将菲律宾烟草带进中国，不久后，中国也漫起了一股吸烟草的热潮。
截至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全球每年消耗掉的香烟共计5.5万亿支，也就是说，不分男女，不论老少，全世界的每个人平均每个星期消耗一整包香烟。
彼时的云南玉溪，一座看似普通的卷烟厂，年创利税却能达到200亿元以上，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相当于400多个农业县的财政收入总和，稳坐中国烟草业第一把交椅，并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
这便是红塔山的前身，玉溪卷烟厂。
时间，还要回到1988年。
这一年7月，国家对13种名烟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而在这之前，国内所有烟草价格均为计划控制。13种名烟种，有9种产自云南，而玉溪卷烟厂争取到了4种。伴随着烟价放开，仅一两日，红塔山的价格就从每包1.3元上涨到每包5元。
到了1997年，红塔山登顶中国品牌榜首，其无形资产为353亿元，有人曾这样评价玉溪卷烟厂：“这不是卷烟厂，这简直就是印钞厂。”
令人“着迷”的香烟，就像一双无形的推手，将默默无闻的玉溪卷烟厂，推到了中国烟草业第一的宝座。
凭借小小一根香烟，2020年，全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2803亿元，同比增长6.2%。作为世界第一烟草大国，高达4亿的吸烟人群为烟草行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从最原始的吸烟草，到烟斗、水烟，再到如今的香烟，抽烟的方式一直在变，但不变的是几百年来人们对于“瘾品”的热爱。
隔绝商业荣枯之外的“瘾品”
何为黄金赛道？
绝不是哗众取宠的昙花一现，也不是新瓶灌老酒的营销策略，真正能经得起推敲的，永远是底层人性驱动的需求。
而高频次、高粘性、抗周期的“成瘾性消费品”，每一点，都踏在了这条黄金赛道上。毕竟，当一个人的消费习惯一旦形成，想要改变则十分困难。
无数事实证明，“成瘾性消费品”总会被隔绝除在商业荣枯之外。
正如同美国经济危机并未影响可口可乐分毫，烟草的地位也难以撼动。
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赖夫曾经研究发现，在1860-1990年这40年间，英国失业率从2%上升到10%，而烟草消耗量只减了1%左右，放眼国际范围来看，“经济大萧条”时期，英美烟草公司甚至创下销售新纪录，盈利比以往还高。
“人在年头不好的时候会放弃很多必需品，却绝不会想到要戒掉自己的坏习惯。”
前人如此，今人更是如此。
结尾
“商业的本质就是制造各种'瘾’，然后给你解药。”
如今，“成瘾性消费品”已经不再拘泥于入口的饮食，男人爱的游戏、女人爱的医美、年轻人爱的盲盒......成瘾的机制就在于“能带给我们持续性的快乐”，这些快乐，成为了我们愿意继续付费的关键，也是成瘾性消费品的关键。
短暂的、非必要的需求只可以博一时眼球，但永远不能成为一股风潮。
那些被证明的可持续的品牌，永远研究的是如何满足“人”，而不是满足“眼球和资本”。
作者：甜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