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贪污，车祸，离别：最疼的婚外恋，温暖了至暗6年
他们就像，
扎根在黑暗中的两株植物，
扭曲着身子向着那点光生长。
哪怕那光是见不得人的，
却成了各自生活中最大的希望。
娜姐，我关注你一年零三个月了。
这一年零三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你听。
是的。我想。
我每天都在想，但我从来不敢付诸行动。
我的想法和行动之间，就像隔着一段深邃而暗黑的悬崖，凭借我个人的力量，怎么也翻越不过去。
直到那天晚上，我再次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又旁敲侧击地问你时，你说了这样一句话：
“任何一种情感，只要存在于世间，都值得被看见。”
天啊，就这一句话，让我泪流满面。
我一直为自己这段情感羞耻，原来是我怕它被看见。
或者说，我怕的也不是它被看见，而是怕因为它，我遭到审判。
我怕别人审判我，所以就一直在内心审判自己。
这种内心的战争，让我犹如一个孱弱的病人，明明灵魂已经瘦弱成一张纸片，但肉身还要装作坚强无比。
太累了。
我必须结束这内耗的战争，我决定坦白自己的恶意。
在你这一亩三分地上。
我是一个身陷婚外恋的已婚女人，已有6年时光。
我想，只要我把这个事实说出口，马上就会有人拎着明晃晃的刀剑，从网络那端跑过来，追杀我，一刀刀刺中我的心脏，不把我刺得血流一地，他们绝不罢休：
“结婚还搞婚外恋，真是臭不要脸。”
“婚外恋还搞这么久，难道上瘾了吗？”
“既然上瘾了，为什么还觉得痛苦，真是自作自贱！”
对的。
亲爱的朋友们，不管你们是辱骂我，还是担忧我，你们说的都是对的。
但，在我承认你们评论的正确性之后，也恳请你们让我把话说完：
毕竟，鼓足勇气坦白我的内心，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情。
在讲我为何陷入婚外恋之前，我要先讲讲我的婚姻：
我来自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县，16年前考上大学，在大学校园里，遇见我的丈夫王大川。
王大川和我是同一个省但不同市的老乡，就读的专业也和我不同。
我们认识后，他就像陷入爱恋的所有青春期男孩一样，对我展开了羞涩而赤诚的追求。
那时候的王大川，阳光，帅气，温暖，犹如闯进我生活的天使。
内心里，我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他的：
我们家没有男孩，只有姐妹两个人。
重男轻女的父亲常常为此哀怨，特别是在他和母亲双双下岗后。在无处躲闪的生活细节里，他常常流露出对我和妹妹的厌恶。
这种厌恶，并不一定指言语上的恶毒和攻击，而是眼神和语气里隐藏的，更可怕更深邃的东西。
比如，他会常常感叹自己绝后。
比如，我和妹妹都考上了大学，他依然无法高兴起来。
比如，他会在脾气败坏时迁怒于母亲，认为娶了她才是人生最大的失败。
他没有殴打过我们，但从他举手投足间传递而来的那种冷漠，让我常常感到：
生为女儿，我很抱歉。
但我从未憎恨过父亲。或者说，我从来不敢憎恨父亲。
但这种内疚，化为心头的认知，就成了“我不配”。
我不配得到爱，我不配拥有更好的人生，我不配成为幸福的人。
所以，王大川追求我时，我是逃避的，就像逃避所有不敢奢望的东西。
但后来，我们还是好了。
我表面逃避爱情，但内心里特别渴望有个人，能霸道而深沉地爱我。
毕竟，我长到20岁，还没有被哪个男人真爱过。
我和王大川好后，也经历了很多小情侣之间都会有的误会和争吵、分手与和好。
特别是，我从大二起，就开始打工赚钱自己挣学费，一个人做了三份兼职，而王大川非要用他的钱养我：“我家有矿，你只管跟着我混就行了。”
王大川所说并非虚言。他家里的确有矿，是大理石矿。
虽然谈不上特别有钱，但要比我家好很多。
我不愿接受他的施舍。
或者说，我不愿他看低我，不愿从一开始就依附在他身上，然后真的变成父亲口中诅咒的那种“没用的女人”。
我的骄傲，让王大川恼怒。而他的恼怒里，分明又有着更狂热的爱恋。
“你果然和别的女孩不同。”
那时，王大川说。
大学毕业后，我和王大川都留在了省城。
我签约到一家上市房企，主要做企业内部宣传这一块儿，王大川在他父母铺路后，考进了我们本省的银行。
那时候，我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虽然，我骨子里有拧巴苦涩的深切忧虑，但王大川父母对我很满意，全款给他在省会买了婚房，并拿着远远超过我们当地风俗的彩礼，到我家去提亲。
从没有肯定过我的父亲，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表扬我“争气”。
就这样，工作的第三年，我和王大川结了婚，且很快怀了孕。
我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里，以为这切切实实的幸福，永远都会绵延下去。
我根本不知道，命运反复无常的手，正把玩着我等了20多年的安稳，然后突然把它捏个粉碎。
我怀孕第8个月时，王大川家的矿出了事儿，一下子死了5个矿工。
他爸害怕坐牢，竟然贿赂乡政府一起瞒报，用钱收买受害者家属。
结果没有谈拢，其中一个受害人的亲戚在国家某部委上班，直接把这事儿捅到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然后开始大动干戈的倒查，从省里、市里到县里。
这一下，事情闹大了：
矿被关了，他爸被抓了，因为瞒报处罚加重，仅罚款就交了300万。
婆婆受不了这样的刺激，脑溢血昏了过去，虽然抢救了过来，但成了腿脚都不利索的病号，终日需要人照顾。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阵仗的王大川，和他小叔四处托人找关系，敲了很多门砸了很多钱，我公公还是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
一个家，就这样一夜之间塌了。
我永远记得，我公公被宣判那天，王大川从老家法院回来，蹲在厕所里一个劲儿把头往墙上撞的样子。
那是一个还没有做好长大准备的男人，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而展露的脆弱和哀伤。
抑或还有，自暴自弃。
“矿没了，爸爸坐牢了，但我们还有妈妈，还有工作，还有孩子。只要我们争气，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些天的日日夜夜，我都在黑暗中搂着萎靡不振的王大川，这样说。
他像个孩子一样躲在我怀里哭。
我以为我的支撑，能帮他撑起一片天，陪他走过人生的至暗时刻。
但后来，我发现他越来越不对劲：
眼神空洞，焦灼不安，一直躲闪。还总有电话打进来，而他总是在我面前扯谎挂掉。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浑身都流淌着恍惚而堕落的气息。
我以为他得了抑郁症，或者是出轨爱上了别的女人。
我甚至安慰自己，就算他得了病，或者爱上了别的女人，我也能接受：
这一年多，从他爸出事，到他妈病倒，再到家境败落，他承受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但结果，都不是。
他竟然迷上了赌博。
而且是挪用公款。
当王大川银行的领导找到我，告诉我王大川挪用了150万公款，全部用来赌博时，我险些晕倒在公司的茶水间。
这怎么可能？
这一定是个误会。
但，这是真的。
当王大川跪着在我面前忏悔，说他被发小拉下水，以为赌一把就能得到数十倍的盈利，给他妈妈、我和女儿一个更好的生活，没想到深陷其中，越输越多，不得不挪用客户的钱填补大窟窿时，我恨得用指甲把自己的手掐出了血。
他还是我爱的那个王大川吗？
他还是发誓再也不让我受伤的王大川吗？
他还是深夜里搂着我说“是时候轮到我承担责任”的王大川吗？
我连夜和他的小叔小婶商量：
最后卖了他爸留给他的最后两套房子，又借了小叔30万，第二天早上给银行送去。
但，事情还是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
因为王大川挪用的这个大客户，直接投诉到了银监会，并说如果不严肃处理，将把这事儿在网上曝光。
分行领导即便有袒护王大川的心，最终还是选择走法律程序，安抚客户，维持体面。
王大川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而这，距离他父亲出事儿，仅仅过去了两年零一个月。
我的天，真的塌下来。
我整夜整夜失眠，多少次站在29楼的阳台上，想要纵身一跳。
但看着2岁的女儿，我懦弱地选择苟且偷生：
她是我选择生的孩子，她做错了什么，要承受亲人接二连三出事的伤痛？
她理应被爱，被毫无保留的深爱。
她是女孩，但她配得到这世上最珍贵的爱。
而给她这种爱的人，唯有我。
那个怀着一腔幸福的憧憬，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哪怕，幸福的梦破了碎了，但这爱，我有责任给她。
王大川出事后，我妈从老家来给我带孩子。
她一辈子活在父亲的诅咒里，没处安放自己的委屈，就把这恨意转投给我：“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他吆。门不当户不对的人，注定没有好结局的。”
“当初，你们收人家彩礼时，是眉开眼笑的。”我不想再忍，就怼回去。
怼回去后，我又后悔：她说到底是我妈，是个不幸的女人。
我因为状态混乱，工作接连出错，好几次因为内部资料数字统计不准确，文件写得不严谨，遭到公司宣传部长的狠批：“还想不想干了？不想干走人！”
我委屈地坐在工位上流泪，又不敢放声哭，眼泪啪嗒啪嗒地滴落到键盘上，喉咙里仿佛堵了一团棉絮，咳又咳不出来，咽又咽不下去。
生活不是坏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好起来。
它有时候会一直坏，一直坏，一直坏到把你拖进黑暗的深渊里，还不停往你身上砸石子。
老樊，就是在这时候，走进我的生活的。
那是集团内部的一个交流会，我负责整理并发放材料。
老樊是同城一个分公司的中层，因为核实一些资料，我加了他的微信。
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眼看见老樊时，就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
那种熟悉的感觉，仿佛来自记忆深处某个遥远年代里的深刻交集，也像迷失在茫茫沙漠里的独行者，孤独口渴得快要死掉时，突然碰见了同类。
当然，这种感觉，也可能是一种借口：
为了深交和欲望，而自我编织的一种理由。
老樊比我大12岁，已上班20年，长得高大挺拔，即便人到中年，依然看得出年轻时是个帅气的男人。
一开始就是聊工作，不知怎么就聊到了生活。
一直在同事面前谎称老公在国外工作的我，破天荒地在他面前说了真相，甚至从我和王大川的校园恋情，一直说到他的贪污犯罪。
“我和爱人，也是大学同学。”老樊没有安慰我，而是和我讲起他和妻子的故事：
他和妻子都来自农村，也是老牌985大学毕业，也是彼此的初恋。
20年前，他们结婚，他本来是在设计院上班。但儿子7岁时，妻子接孩子放学回来的路上，发生了惨烈的车祸。
孩子没了，妻子成了高位截瘫。
自责内疚的妻子，曾先后数次自杀，都被老樊拦下来。
为了治愈妻子和自己，老樊又四处托人，领养了一个女儿。为了撑起一个家，老樊离开了设计院，加入这家世界500强的房企，只为多赚点钱。
“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老樊对我说，狂风暴雨，最多不过持续一天一夜，更多的日子，是晴天，是多云，是绵延细雨，是平淡无奇的白昼和如期到来的黑夜，这是老天爷的做派，也是大自然的规律。
“不要怕，我可以，你也可以。”老樊说。
他说这话时，没有半点的怜悯，或者煽情的鼓励。
但我还是听出了深深的懂得。
因为疼过，所以懂得。
就这样和老樊熟悉起来。
这种熟悉，就像你原来以为，你是一个人走在黑夜的山间，鬼魅影影绰绰，野兽嘶吼哀鸣，脚下是悬崖和乱石。
忽然，你看见对面的山路上，有人撑着火把走过来，他看见你，还唱起了山歌。
你的心，一下子不怕了，亮堂了，欣喜了。
就是这种感觉。
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所有事儿，都可以说给老樊听，他总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儿，给我出思路，想办法，找到症结，妥善解决。
他就像一个师者，一个兄长，一个前世就有过深刻交集的故人。
我甚至给他讲了我父亲，那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羞耻和伤痛，最奢望的肯定和深爱。但父亲从来没有给过我。
“不要奢望他回头找你，你要自己往前走。”老樊说，大海上没有不带伤的船，但船并不会因为有伤而舍弃远方。
我开始依恋老樊。
但强烈的道德感，一再提醒我，这是错的，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一种罪恶。
为了逃避这种感觉，我开始频频带着女儿去监狱看望王大川。
但高墙内的他，在失去自由后，对我愈发冷淡：“我的人生毁了，我不想给孩子丢人，咱们离婚吧。”
“不！”我当着狱警的面儿吼他，“你说过的，你说过要让我们娘俩过上好日子。你欠我的，你出来一定偿还我。”
我知道这是自欺欺人。
我不愿放开王大川，是不愿放弃青春年少时，他曾为我编织的那个梦。虽然，筑梦的他，早已像换了一个人，但我不希望这梦破灭。
当然，我也经受着良心的拷问：我不愿在他最难的时候离开，我们曾那么深切地爱过，他是我女儿的父亲，我必须等他出来。
但我是一个女人。
一个有脆弱有伤口的女人，一个特别累特别难的女人，我需要一个强壮有力的臂膀，把我从淹没头顶的沼泽里救出来。
哪怕，给我一点点支撑也好。
所以，我又一一次次打开老樊的微信。
老樊依然像个认识了许久的老朋友那样，不疾不徐地帮我解答着很多难题，从生活到工作。
我觉得自己越陷越深，先后几次删了老樊的联系方式，又一次次加回来。
“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给老樊写了一封长长的电邮，“我知道这是错的，或者你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我像个无药可救的人，跌落在这自以为是的奢望里，背负着沉重的枷锁，不知道如何解救自己。”
如坐针毡的3天过去后，我才等到老樊的回复。
“我妻子患病后，我正值盛年，也面临过诸多诱惑，甚至想过去找职业性工作者，来解救身体的饥渴。
但内心的羞耻，逼迫我无法做那样的事。
这些年，我靠自己的一双手，撑了过来。我知道这是不健康的，但相比内心的冲突，这是最简便的。
谢谢你爱我。但我并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勇气接受。
或者说，我是否真的做好了，迎接你的准备。”
我将老樊模棱两可的回复，视为拒绝，由此陷入了平生第一次失恋。
我再次退回童年时，那个被父亲嫌弃的小女孩，并把枕头哭得湿透。
我想，我和老樊，就像两个背着十字架的溺水者，谁又能拯救谁呢？
但，这个结论，为时尚早了。
就在我决定从这段感情抽身时，集团公司去云南搞团建，我是跟队拍照采访的宣传员，老樊也去了。
在香格里拉纳帕海的那晚，老樊趁着酒劲儿，在走得分散的队伍后头牵了我的手。
喝得一摇三晃的他，口齿不清地说：“我，可以，牵一下，你吗？”
那一刻，我内心涌动的，不是得逞的喜悦，而是心口的绞痛：
这个年过四旬、两鬓斑白的男人，和我一样苟延残喘地活在道德和责任的重负之下。
我有多恨自己，就有多可怜他。
那一晚，我扶着他，牵着他的手，走了很久。
就像牵着自己孤独的灵魂，游荡在异乡孤独的秀色里。
从云南回来后的第三天，老樊给我留言：“我可以单独见你吗？”
我们见面了，是的，去开了房。
我们就像两个迷路的孩子，也像两个绝望的水手，在欲望的海啸面前，紧紧地抱着对方，来抵御生的苦和活的难。
第一次并不如想的那般好。
老樊却哭得像个孩子，他从后面抱着我，紧紧地贴着我赤裸的肌肤，哭着说“对不起”。
我也流了泪。
我清楚地知道，他的“对不起”，并不仅仅说给我一个人听。
我们就这样好了。
好在，我们都是非常克制的人，也顾忌各自的家庭和名声，一个月只见两三次面，每次只在一起两个多小时。
我们没有争吵，没有要求，没有额外的附加条件。
我们只是，说话和做爱。
但老樊每次见我，都会带些小礼物，有时是丝巾，有时是口红，有时是高跟鞋，有时是红酒。
我偶尔也会给他买衬衫和腰带，但我又怕惹他妻子起疑心，所以做得最多的，是尽量提前到酒店买单。
我的内心，也经历从忐忑不安、羞耻自责到随遇而安的转变。
只是，很多个深夜里，我还是会梦见一个陌生的女人，坐着轮椅恶狠狠地向我迎过来，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我知道，我罪有应得。
但这罪，又成了我暗淡生活里的光。
我沉浸在这罪孽里，贪婪地沐浴着这见不得人的光，期待它能停留地久一些，再久一些。
除了身体的交流，老樊也在日常生活中，不动声色地帮我很多：
我女儿上小学时，是他悄悄找了位高权重的老乡，把孩子调到离我家最近的实验小学。
我买房子时，首付差点钱，他知道后，二话不说，就给我打了过来，虽然我很快还了他，但他的举动还是让我感到安心。
他甚至在我去看王大川时，多次让我劝说王大川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他在省司法厅也有关系很好的朋友。
“你，不吃他的醋吗？毕竟他回来，我们之间可能就要结束了。”
“你不是也没有妒忌她？”他长叹一口气，“都是可怜人。”
我有时也会问自己，我和老樊这是怎样的情感。
我认识他时，30岁，他42岁。
如今，我已经36岁，他也48岁。
我们小心翼翼又细水长流地维持着这段感情，就像维系着这糟糕生活里，最后一点希冀。
我们之间没有猜忌，没有控制，没有争吵，甚至没有说过天长地久的愿景。
我们以这样羞耻而深沉的方式待着对方，谁都没有想着再换一个人来爱。
也或者，这婚外的感情，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奢望，是梦幻。
我们在这梦里，通过对方来确认自己，不愿用错上加错的行为，彼此伤害。
就像一个吃尽了苦头的孩子，满足于一小口一小口嘬冰糕的那点甜。
“我爱你。”有次见面，老樊小睡片刻后醒来，亲吻一下我的耳朵说。
6年了，那是他第一次说爱我。
而那一刻，我确信，自己是爱他且被爱的。
那欲望的冲撞是真的，身体的温存是真的，就连听到这句话时流的泪也是真的。
王大川因为表现好，得到两年减刑，今年年底就能回到家里，陪我和孩子一起过春节。
“我和孩子等你回来。”上次，我去看王大川时，握着他的手说。
“你的手，好暖和。”他哭了，对我和孩子说“对不起”。
我看着我曾经深爱的男人，光头上开始冒出银白的发茬，因长期晒不到阳光而脸色蜡黄，每看见一个狱警都要谦卑地鞠躬低头，不禁一阵阵心痛。
我没有告诉他，他的父亲因为身患癌症，在服刑的第四个年头保外就医，刚刚去世了。他的母亲患上老年痴呆症，连孙女都不认得了。
我更没法告诉他，为了等他出来，那漫长而寂寞的深夜，我曾靠从另一个男人身上获得能量，才撑到今天。
是啊，一个人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走完这一生。
有些秘密，是羞耻。有些秘密，也是救赎。
“如果她走了，你有没有可能嫁给我？”
两天前，老樊和我说，他瘫痪多年的妻子，患上了膀胱癌，已经晚期。
医生说，让做好最坏的打算。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因为在那个未曾谋面的女人面前，我是个有罪人。
我甚至想，她的病里，也有我的孽。
我占用了他的男人，她捕捉到了这样的信息，然后在悲痛中患上了癌症。
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我想，我会留下来，先帮王大川找到一条活路。”我对老樊说。
“你怎么选择，都是可以的。”老樊回复我。
“你失望了吗？”我问他。
“不会的，我永远不会对你失望。”他说，“这一程，对我已是莫大的福分。我已知足。”
这一程，对我来说也是莫大的慰藉。
我也不敢奢求太多。
这就是我持续了6年的婚外恋。
它的缘起，是因为罪和罚，伤和痛，但这并不代表，它值得美化和讴歌。
我把它说出来，也不是为了博得谁的同情，而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我想，每段感情，它的发生和燃烧、熄灭或延续，都有它自带的深意。
它或许是错误的，是不道德的，是羞耻疼痛的，是见不得光的，但它的使命无一例外地，是让我们在经历中，觅得最深的自己。
这也是我一股脑儿说出这个故事后，第一次看清的意义：
它无关好坏，却有着无法躲闪的真实和温暖。
它或有对错，却将我从绝望的裂缝中救起。
我将这视为命运和经历的馈赠。
我会带着它在前路上好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