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瓦尔达
阿涅斯·瓦尔达的头发不会再有更多的颜色了。
提起死亡，她说，“我正在朝它（死亡）前行”。如今，旅程到站，说再见的时候到了。
当我们告别瓦尔达，我们在告别什么？
一个新浪潮绕不开的名字，一个导演，演员，摄影师，装置艺术家……
还是，一对海滩上瘦小的脚印，一段火车上断断续续的睡眠，以及，一个我们触不可及的时代的灵魂？
她和她的巴黎：恐惧和爱都在昨天
阿涅斯·瓦尔达有一个希腊父亲和一个法国母亲，在布鲁塞尔度过童年后，“二战”爆发，全家被迫逃亡法国，“父亲开车，母亲和五个孩子紧紧抱在一起”。
十几岁时，她在小渔村塞特拿到了高中文凭并且学会了修补渔网，后者比前者有用得多，起码帮她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我不是什么天才，我只是想到了就去做，把我脑子的事情表现出来。”她想去巴黎，于是她就去了。
她找到了一座废弃的宅子，与杂货店和木框店毗邻，没有暖气、浴缸和淋浴，只有一个很简陋的土耳其式厕所，好处是她五年都不用交租金（现在她还住在那里，庭院里开满了花朵）；她恋爱、失恋，对男性很警惕；她学习摄影，修补老照片，拍摄自己的邻居，在自己的院子里开摄影展；然后她结识了阿伦·雷乃和克里斯·马克，这个小团体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左岸派”。
拍电影以前，瓦尔达只是名普通的文艺女青年。修了摄影，开始在暗房打杂，常常因为照片跑焦而苦恼。傍晚时分，又得抓起书包飞奔向卢浮宫，对着波提切利或是拉斐尔托席地而坐，开始赶艺术史的作业。
不过对瓦尔达来说，相比“做梦”，这一切都只能算副业——“要好奇，要做梦”，这是她给年轻人的箴言。
于是顺理成章地，年轻的女摄影师有一天想到，若是给照片加上文字，应该更好玩吧？那就是电影喽。“我当然很快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过我就这么开始了”。帮朋友在一个小港渔村拍照片时，还没看过几部电影的阿涅斯·瓦尔达萌生出要拍摄一部电影的念头。
影片由两条主线组成，一边是一对夫妻试图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另一边是渔村的日常生活，影片定名《短角情事》。相比于人们以往看过的片子，它更像福克纳的小说，自由随性，充满了生活气息。
那时是1954年，阿伦·雷乃还没有拍出《广岛之恋》和《夜与雾》，她说服他来当剪辑师，分文不给，跟剧组里的其他人一样。
三年后，新浪潮和“作者电影”就占领了法国影坛。
拍摄《5点至7点的克莱奥》
1961年的《五至七时的克莱奥》是瓦尔达最为人称道的作品。瓦尔达受福克纳的小说启发，以客体时间标记章节，并以一种几近真实的报道方式，追踪了因害怕罹患癌症而游荡于巴黎街头的女歌手自我觉醒的过程。
《5点至7点的克莱奥》中，美丽的女歌手克莱奥得知自己可能罹患癌症后，度过了漫长的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90分钟的影片模拟了真实时间，在这段时间中饱受煎熬的不仅是女主角，也有陪伴她一路走过巴黎城的观众们。
有人说，《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阐述了女性自我意识从觉醒到斗争再到完成的过程，和这种后期才形成的女权主义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表现了瓦尔达那高度超前的女性意识。
但在她本人看来，克莱奥的故事都是因为恐惧。“恐惧是一次撞击。她由自我欣赏转向了观察外界。对话由此而建立。 ”也或许，正是透过对死亡的恐惧，瓦尔达才挖掘到一种心灵更深之处的感受，全新全意地热爱，热爱生命，热爱周围和世界，而这种感受，贯穿了她此后全部的艺术生命。
1957年，她看见了看不见的中国
2012年，瓦尔达造访中国，她的到来，令地处偏远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变得人声鼎沸。很多人慕名来看她，不熟悉瓦尔达的人则为了看那不曾见过的“1957年的中国”。
有趣的是，1957年的中国之行，被如今84岁的瓦尔达艺术地形容为：“过去的时间并不总是真实”。当年，作为周恩来总理邀请来访的外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之一，瓦尔达担任来华的“中法职业协会”十人代表团的摄影师。她形容自己在那次旅行中更像一只骡子，背着沉重的摄影设备，以旅行的方式拍摄了中国不同的省市：沈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云南……
瓦尔达说，在当时，他看到苏联工业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这里几乎没有除了苏联人之外的西方人，“当时我们为了去中国，必须途经布拉格、莫斯科、乌兰巴托，这些全是共产主义国家。”她还在旅途中沿江而下，来到武汉，见证了由苏联人提供技术支持的汉口长江大桥工程的完成。
有时候她也会停下来，“因为景色实在很美”。瓦尔达感慨：“一个大国在发展，而我则一边忙着，一边梦想着如何带回收获的中国影像”。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珍贵的影像未能在中国面世，但瓦尔达在法国自家斑驳的庭院里向朋友们展出了这些照片。不仅有照片，她还收集了几箱中国玩意《封神榜》、《中国武侠名人》等中国连环画、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中国人翻译的雨果小说、各式各样的剪纸和石膏动物雕塑、毛笔剪刀梳子和“挠痒痒棒”，以及那些千奇百怪的中国帽子其中一顶老虎帽她送给了女儿。
她还买了猴子剪纸，后来发现在法国也能买得到，“人人都有的东西没意思”。她还买了老头乐，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后来经常用它抓背。
55年之后，正值中国龙年，属龙的瓦尔达再回中国。在这次个展的前言中，瓦尔达说：“在这样一个充满嘈杂和冲突的世界里，仍然能以愉悦的心情表达自己，这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到处都有人在打仗，到处都有苦难、叛乱和自然灾难。然而，我们还是需要文化与艺术。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都在创作一种看法不同、呼吸不同的空间。艺术是风，我们需要它四处吹送。”
细数那些脸庞，就知道你把活着喜欢过了
2017年，瓦尔达和世界紧密“贴面”了一次。这一次的《脸庞，村庄》里，她不再皱着眉头，观察、反思、跳跃，而是一个温吞吞又胖乎乎的老奶奶，那么不舍得的，唠唠叨叨的爱和告别。“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像是最后一个。”她说。
《脸庞，村庄》的故事说起来非常简单，89岁的瓦尔达和33岁的艺术家JR开着一辆能拍出巨幅人像的小货车游荡在法国的乡村，为码头工人、农民、邮差、牧羊人、女服务员、流浪艺术家这些底层普通人拍照，并把这些巨幅人像张贴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这是一部很难被归类的电影，无论是文艺片、公路片、还是风光片都难以将它纳入其中。我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部重申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的散文诗式的电影，一种普通人的神迹。
短短一两年时间，我们从丧文化走向了佛系，我们从什么也不想干的咸鱼转向什么都可以接受的释迦牟尼。如果说丧文化还代表着对于阶层流动和社会体制僵化无望之后消极不合作式的抵抗，那么看似豁达的佛系则是人们向资本体系的彻底降服。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喜欢与否，资本的势头都会都会裹挟着我们与它同行，为了免于坠入阶级结构的底层，我们必须勉力求成。
而另一边，人类在人工智能面前节节败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有一大批人，尤其是底层人口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机器否定的不仅是他们的生产价值，他们作为人的价值也将无处安放。换句话说，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弃民。
在成熟资本体系和膨胀的人工智能双重挤压的时代背景下，这部电影的出现显得尤为意味深长。瓦尔达把镜头对准这些现在无足轻重、未来会更无足轻重的人们。这总让我想起里尔克的诗歌“有一个人，用他的双手，无限温柔地接住了这种降落。”
瓦尔达曾说，“我们与时间斗争，但是时间就那样流逝。只能用幽默来对付了，时间多可怕，时间多可笑。电影就是90分钟的时间游戏。”这么喜欢真实时间的她，调皮地停留在了90岁，圆满终场。
据说，她曾保留着一个没有指针的座钟壳子，是从街头捡到的，她把它安放在客厅里。它不指示过去、也没有将来，她说：“这正适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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