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盐引和明清牙行

盐引专卖与盐引制度

盐业，在中国千年帝制中，长期以来都属宫府专卖的范围，这保证了盐的生产与盐的运销都被置于古代官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正是盐业这种特殊的宫府官僚垄断经营，也使得“盐引制度”应运而生。

盐业专卖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这种做法始于春秋齐国，始作俑者当属管仲，到秦汉时期，盐业专卖被废除。隋唐时期，唐肃宗宝应六年，盐铁使刘晏改革，把盐的生产和零售都交给商人，官府只控制批发环节，即官府收购成品盐后加价批发给商人送到各地零售。直到宋代之后，才逐渐形成了盐引制，也就是商人花钱购买盐引，然后到指定盐场取盐，并运到指定地区零售。

在古代，如果想要合法贩盐，商人必须提前从官府取得“盐引”，又称“盐钞”，是取盐凭证。在这里“引”可以说是有价证券，有时候还可以作为“代币”流通。

据《宋史·食货志》所悉，一般每张盐引，可领盐一百一十六斤半，价格为六贯钱。通常盐引都有编号，每引一号，分为前后两卷，盖印后从中间一分为二，后卷交给商人，称之“引纸”，也就是“盐引”；前卷留在官府存根，称之“引根”。商人凭盐引即可到盐场支盐，然后到指定销盐区卖盐，这就是古代的“盐引制度”。

弘治三年，明朝政府宣布盐引有效期以三十五年为限，逾期作废，不作补偿。这种期限的设定本身就是盐引迈向成熟公债的重要一步。

正统五年，明朝盐政又分别设立了“常股”与“存积”两种不同的盐引，其中“存积”盐引是指政府为应紧开支而临时发行的债券，其价值由两淮每年食盐供应量的百分之二十保障，其余的是在非紧急情况下发行的两淮盐引，被称为“常股”盐引，其价值由两淮每年食盐供应量的百分之八十保障，其实这种保障就是抵押品性质。

此外，“常股”与“存积”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则在于商人认中“存积”需要付出更多的粮食，但优点则在于能够优先支取食盐，而商人凭借认“常股”取盐速度比以前更慢，原因在于“存积”盐引的持有者具有抢先插队的权力。自然发展到这一地步也是盐引制度的又一次进步，就像如今有不同类型的公债一样。

与此同时，政府按照“存积”与“常股”的比例在不同地区的开中方案把盐引数量设为定额，并且在开中方案内确定盐引数额成为常态。之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全盘预算两淮盐引，并以此分配其额度，于是“预行开中”形式形成了。所谓的“预行开中”，就是设立类似财政年度的制度，把握每年食盐产量、兑换盐引的数量，从而预先公布下年度的开中盐引额度。当然这每一步并非一蹴而就，都是在摸索进步。

土木堡之变后，对明朝政府影响很大，由于盐引市场的投机性，导致炒作盐引价格不断增加，进入十七世纪，两淮盐政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壅滞”问题，也出现了手握大量盐引，遮断两淮盐引市场的“囤户”。

明朝中的权贵非法获得超额盐引，加上囤户炒作黑市走私，也影响到市场上的盐引价格，扰乱市场秩序。到了明末1617年，最终导致废除了盐引。

牙行

牙行，古代称牙郎。牙行一词始见于明代，近代又称“牙纪”、“行纪”，牙商又称“经纪人”，以经营牲畜、农产品和丝绸布匹等手工业品为主。经营牙行须有一定数量的资产，经官府批准发给执业凭证和帐簿，并交纳税课。牙行在交易中起着“评物价”、“通商贾”，代政府统制市场、管理商业的作用，故也称官牙。

牙人这一名称是如何而来的呢？古人认为，在唐代，这些人本来被称为“互郎”，由于“牙”、“互”字形相近，传抄之时以讹传讹，逐渐演变成了“牙人”：

图 《说苑》这些牙人本来被称为“互郎”

古代的中介行业叫做“牙行”，中介人成为“牙人”，作为古代集市贸易中为促成买卖双方说合交易的中间人，他们的职业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中介人的起源一般有三种说法：西周的“质人”是中介人的源头；春秋时期的“驵侩”是牙人的滥觞；秦汉之际的“节驵侩”是中介最早的原型。

图 《吕氏春秋》：“赵之王良，秦之伯乐......”

第一种说法源自《周礼·地官》：“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这里的质人主要职责是评定物价，保证货物的品质，因有平衡买卖双方的性质，所以被认为是中介的源头。源于的说法则是出自《吕氏春秋·尊师篇》：“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

“驵”的意思为壮马，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进一步解释：“驵者，度牛马市；云驵侩者，合市也。”这里的驵侩有促成两家买卖的作用，所以也有人认为中介的雏形是春秋时期的“驵”、“驵侩”。汉代第三种说法则是因为《史记·货殖列传》载有“节驵侩”此行当。

到了唐代，随着外国客商的不断涌入，买卖双方的交流沟通不便成为了约束商业贸易发展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中外客商云集的“互市”上，出现了“互市牙郎”这一角色，专门负责中外客商之间的交流沟通，并演化出了“牙子”、“牙保”等俗称，至今，在甘肃一带仍然保留着这样的称呼。

从两宋时期开始，牙人被纳入了官府的统一管理当中。在这一时期，要想成为牙人，必须要从官府中领取营业执照——“付身牌”，才能取得从业的资格。另外，在宋朝与辽国、西夏的边境贸易和管理外商贸易的市舶司中，还存在着许多具有官方身份的牙人，被称作“牙侩”、“舶牙”，这些人不仅仅是交易中间人，同时也是最基层的边贸管理人员。

随着牙人从业者的不断增加，在这一时期，各类史料中开始出现了“牙行”的说法。自此以降，直到明清时期，牙行作为中介机构，在商品贸易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

明代牙行

明初曾经采取限制牙行的政策。明中后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贸易的繁荣，中介又开始活跃起来，牙行也再度兴盛。

政府还专门设立了管理牙行的官员——牙官，牙商必须领取牙贴才能经营，所谓牙贴，就相当于现在的营业执照。

《大明律》规定：设立牙行必须官府批准，发给“牙贴”方准许经营。牙贴有年审制度，每年审查一次，查验合格的才能继续经营。

明律规定，牙人和埠头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才能营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当，官给印信文簿'，私充牙行。埠头者杖六十，所得牙钱没收入官。牙行、埠头必须按月如实向官府秉报经营状况，缴纳牙税。牙行不得与商人勾结扰乱物价：“贩鬻之徒通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

明代还首次为牙行立法。牙人是市场商品交易的中间人（现今称之为经纪人），即贸易中专事卖买说和的中间商，职务是代买卖双方评定货物质量、秤检数量、重量和检验货币的真腰、质量，促成交易。牙人专业化后的组织称牙行。

从明代初期开始，随着商品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牙行开始分化为得到政府批准而设立的“官牙”和私人秘密经营的“私牙”两类。

这一时期，牙行的日常经营活动被称为“坐庄”——牙行主在牙行内等待客人上门，或替人代买、或替人代卖，有些资金雄厚，经营规模较大的牙行主甚至外出收货，之后再进行转手交易，由“中介人”转变成为了“中间商”的角色，牙行也就成为了现今百货商场的雏形。（“坐庄”原来是这么来的）

明代客商买卖货物时从中进行说合的店铺。经营此项义务必须首先向官府领取牙贴，并按规定缴纳有关税费。明代牙行规模很大，有堆货的栈房，有可住数十客商的客房，经手的货款，常达数万金。代办的官布，有多至数十万匹的。为防止他们把持行市，明政府在明律中制定严禁私牙、保护官牙的律文，首次正式将牙行规范列入全国性的法典，并专列一章。

明代牙人除了代客买卖以外，牙行与客栈结合形成了歇家牙行，为客商提供食宿，并代为雇佣船脚夫，客观上保护了商人的旅途安全。他们掌握行情，稳定物价，维护了商人利益和市场平稳。

图 古代的驮运

在物价方面，明初由兵马司每二日估定一次物价，后改为由牙行每月初“取勘诸物时估，逐一覆实，依时开报”。如果“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准盗窃论，免刺”。

但明律对有关物货的价格并没有进行统一规定，政府和法律并不限制和干涉正常的商业活动，“民间金银、朱麦、布帛等诸物价钱，并依时值，听从民便”。

明律还严禁任意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大明律》规定：“若见人有所买卖，在旁高下比价惑乱而取利者，笞四十”。

关于商品的质量，《大明律》规定：“凡造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

此前，很多管理任务是由官府进行规定，但是，后期发展到由牙行负责其中几项重要任务：

——向当地政府报告客商往来情况。明朝政府规定，牙行要对前来进行交易的客商姓名、人数、籍贯、货物情况、抵达和启程的时间等重要信息进行详细记录，每月交付地方政府备查。

——代收商品税款。在《明会典》、《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中，都曾经记载过牙行代收商品税的比例：

——监督铜、铁、粮食等战略资源的走向。为了防止铜、铁、粮食等资源外流，清朝时期规定，凡是商人跨省买卖、运输此类物资时，参与交易的牙行必须为其出具担保，并由当地政府审批之后才可进行贸易。

此外，牙行还要协助官府监督市场上标准“度量衡”用品的使用情况以及监察物价波动信息等。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如果想要保证商品交易市场的正常秩序，牙行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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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牙行

由牙行代行管理市场

清政府沿用旧制，利用牙行管理商业交易，监督商人活动，征纳商税。政府逐渐退出直接管理市场，而改由牙行代行管理。清政府规定：“一切买卖交易，设有牙行，以平物价。”

牙行领有官府颁发的营业执照——牙贴，享有在商品交易中中间人，说合物价，抽取佣费的权利。清前期牙行的经营范围及其广泛，诸如农副产品交易、牲畜的买卖、丝绸布匹的收购等都要经过牙行，客商不能直接收购，生产者也不能直接卖出。由于牙商是政府的特许商人，加之牙行与码头、栈店相通，把持着商品交易的中间环节。这种特权，使得他们那能够任意操纵物价，盘剥交易双方，欺行霸市。为防止出现这种现象，清政府沿用明制，严禁私设牙行。

　　

清初，牙商必须先向官府领取牙贴，并按规定缴纳牙税。牙贴由藩司颁发，报户部备案，各省均有定额，不得滥发，“额设牙贴，俱由藩司衙门颁发，不许州县滥发”。

据《大清律例》户律“市裹”条规定，“凡在京各牙行，领贴开张，照五年编审例，清查换贴”，通过定额发放牙贴和定期清查更换新帖加以管理。

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清厘牙行之例》，规定牙贴由户部颁给，户部根据各省情况确定其牙贴数，再由省府发给牙商，牙税解交户部，禁止地方留存。牙侩必须选市民之中办事公正之人充当，发给其牙贴，同时，还必须有财产作保。清律规定：“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之）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

乾隆时期，进一步规定牙商不能由与官府关系密切的胥役和“衿监”充任牙行，以杜绝“此辈倚势作奸，垄断取利”、“鱼肉商民”，此规定还被载入《则例》。后来，清廷又多次裁减牙行，“使额贴不至于虚悬亏课，而市侩无从垄断居奇”。

牙商的职责就是每月按照法律规定，根据牙贴内容，对“（逐月所至）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其來歷引貨）。”

同时，牙行还承担了以前官评定物价的职责，法律规定评定物价必须公平合理，如果违反要受到惩罚。“凡诸物（牙）行人，評估物價，或（以）貴（為賤），或（以）賤（為貴），令價不平者，計所增減之價，坐贓論。（一兩以下，笞二十，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入己者，准竊盜論，（查律坐罪），免刺。其為（以贓入罪之）罪人估贓（增減）不實，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出入人罪論（若未決放，減一等）。受財（受贓犯之財，估價輕；受事主之財，估價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無祿人，查律坐罪）。”

清律规定对私充牙行、埠头的进行严惩，“（若不由官選）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錢入官。官牙埠頭容隱者，笞五十，（各）革去。”对在交易买卖中作奸犯科的牙行埠头页规定了处罚措施，“凡買賣諸物，兩不和同，而把持行市，專取其利；及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為姦計，賣（己之）物以賤為貴，買（人之）物以貴為賤者，杖八十。若見人有所買賣，在傍（混以己價）高下比價，以相惑亂，而取利者，（雖情非把持），笞四十。若已得利物，計贓重者，准竊盜論，免刺。”

另外，清律对在市场中交易货物的质量也做了规定，“凡民間造器用之物，不牢固正實，及絹布之屬紕薄短狹而賣者，各笞五十。”从上面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清律关于市场管理的法规和明律大体相同，只是在牙行规范上较之明朝详细具体。

图 ▲ 姑苏繁华图 · 清 · 徐扬 · 辽宁省博物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明清时期牙行的从业人员也有了爆发式的增长。虽然在这一时期，“车船店脚牙”的社会地位仍然极低，但由于牙行获利较丰，许多人依然趋之若鹜。根据乾隆年间《钦定户部则例》记载，当时仅苏州一地，登记在册的“官牙”数量就达到了14224家，可见从业者规模之大。

所以，按照常理来说，明清的中国市场才能发展出所谓的资本主义，也只有那时的中国有足够多的商人，甚至是中间商，因为只有中国能够生产出足够高品质和足够多的货物进行买卖贸易。

而如今的历史却告诉我们说，资本主义是由一些欧洲弹丸之地发展出来的，当时的欧洲有什么东西能够进行贸易？甚至没有足够的人来生产，也没有足够的人来支撑市场，更没有足够优秀的货物来进行买卖，它们的钱财货物究竟从何而来？连满清时的西方也没有比得上中国货物的产品，以至于需要靠卖鸦片给中国才能致富，教人如何相信这些不合理的说法呢？！

中国恍若被人腰斩了一般，突然断掉了正常发展的一切，明明一切前途大好，却结出了一个苦涩的果实，在世界贫瘠落后的另一端却开出了不合时宜的鲜艳花朵，获得了丰收的果实，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