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之可信度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不间断文字信史的古文明，这对文化的传承、国家的一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华诸史中，最重要的是“二十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各朝纂修的二十四部史书总称，其所载起于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季（1644年），约4700万字，体例统一，称之为“正史”。

其中有官修、有私撰，对于其价值尤其是真实性，有捧之上云霄者，有抑之入泥滓者。

那么，二十四史所记载，真实性究竟几何？其所论述，可靠性究竟几何？

五代·周文矩《文苑图》

甲、制度保证。中国古代一直设有专门的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发展到后来，对帝王言行的记载更是完备，有专门的《起居注》；同时，本朝君王不得干涉本朝史官的记载甚至连看都不能看，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最后，本朝编撰前朝的历史，成为惯例，保证了历史记载的绵延不绝。

这些保证了史料来源的广泛性和直接性，从而保证了史书的真实性。

乙、社会重视。不仅官方、文人，整个社会对历史的记录、学习和运用，都非常重视。

“经史子集”，必不可少，这就是良好的社会土壤。

丙、史学传统。中国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史学传统，也形成了完备有效的史学体系。唐代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论”（史才、史学、史识），堪称世界史学之巅峰。中国史官，向以秉笔直书著称，这，就是史书的魂魄；中国历代，不乏杰出的史学大家，这，就是史书的筋骨；中国社会，从来重视历史经验的汲取，这，就是史书的血肉。

不仅有朝廷主持的官修历史，民间编撰的史书也层出不穷。各种地方志、族谱、文集、游记、笔记、日记、信札、诗文和私人编撰的史书等，也成为史料的源泉。

正因如此，对于最重要的史料真实性问题，有多种的保存与质证方式。加上正史多为后代所修，不存在歌功颂德的压力，也保证了其真实性。

当然，历史上也发生过影响史书传续、觊觎史书内容的事情。最恶劣的有三人次。

一是三国时期的蜀国，诸葛亮搞“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幸好后世没有效法，否则老诸葛就成为千古罪人了。

二是大唐贞观年间，李世民索要本朝的《起居注》看，先后被褚遂良、房玄龄拒绝，但唐太宗还是一意孤行，房玄龄不得已，只能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开了恶例，孔夫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三是大清朝乾隆帝，利用编修《四库全书》之机，对书籍进行系统的销毁、删减、篡改活动，乃至于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夷狄之君，所缺乏的恰是对中华文明的敬畏！

而令人讶异的是，三位居然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贤相、明君、英主，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史书的重视？盖因史，事关个人荣辱、家族盛衰、国家兴替，在古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唐·阎立本《步辇图》

历史上有两件事，记载了子孙对创业之君的想法：

晋明帝司马绍，有次问温峤、王导，司马家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两个人支支吾吾，最后还是由王导开讲那位“有狼顾之相”的司马懿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发家史：处心积虑、排除异己，阴狠狡诈、弑君篡位，各种下三滥大逆不道。明帝听了，直接把头埋到床上，哀叹道：“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事见《晋书·宣帝本纪》、《世说新语·尤悔》）可见有些历史，即便连后代都难以接受。

宋武帝刘裕，起于微贱，称帝后，把他用过的农具留着，教育后人。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刘武帝的儿子文帝，看了之后脸上大有惭色；而刘武帝的孙子孝帝，则对这位原本是大英雄的爷爷大大地不屑：“乡下佬到这一步，已经过分了！”可见有些历史，后代是雅不愿提及的啊！（事见《南史·宋高祖武皇帝纪》、《资治通鉴·一百二十九卷》）

但这些史料都保存了下来，即便他们的后代贵为帝王，也没有除去。

总体而言，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是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的。

研究中国史，如能将各种史料综合、辩证地使用，则还原真相、探寻规律，如司马迁所言：“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鉴古知今、古为今用，是可以做到的。

敬亭 辛丑年秋于不下楼半空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