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经方《劝读十则》
入門者捧读在手，可謂金玉良言，听先贤修园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其识断和验见，于后世中医中无人能出其右。经典距今久远，来日的希冀，慢慢揣吧！木易生且收下了，細細品味之。
一、凡积重难反之势，骤夺其所好，世必惊疑，今且浅而商之。
明药性始于〈神农本经〉，论病情始于《灵枢》《素问》，以药治病始于伊尹《汤液》。迨汉仲师出，集伊圣及上古相传之经方，著《伤寒论》及《金膛玉函经》二书。《外台》谓：又有<小品》一书，今失传方。诸举业家与四子书无异，而犹有疑之者，岂四子之书亦不可读乎？则以读仲师书，为第一劝。
二、仲师书文义古奥难读，即刘、张、朱、李四家（明时以张长沙与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为四家，此李士材之误也。张石顽云：张是张子和。当知相沿之误）。
虽尊仲圣之名，鲜有发挥。更有庸妄者，颠倒是非，谓仲师专工于伤寒。其桂枝、麻黄只行于西北，宜于冬月，以芎、苏、羌、独、荆、防等剂为感冒切用之品，以补中、归脾、八珍、六味等方为杂病平稳之方。百病不究根由，只以多热为阴虚，多寒为阳虚，自夸为挈领提纲之道。究竟伪术相师，能愈一大病否？夜气犹存，举生平所治之证，平心自问，当亦知所变计也。则以知过必改，为第二劝。
三、经方效如桴鼓。非若后世以地黄补阴。
以人参补阳。以香、砂调气。以归、芎调血，笼统浮汎，而待病气衰而自愈也。内经云：一剂知、二剂已。又云覆杯而卧。伤寒论云：一服愈，不必尽剂。可知古人用药，除宿病痼病外，其效只在半剂一二剂之间。后世如〈薛立斋医按〉云，服三十余剂及百剂效。李士材云：备参五斤，期于三月奏效。此岂果服药之效哉？乃病气衰而自愈，若辈贪天之功而为己力也。余阅其案，深悯病患之困于药甚于桎梏也。则以经方之疗效神速，为第三劝。
四、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以存津液三字为主。
试看桂枝汤和平解肌，无一非养液之品。即麻木黄汤轻清走表，不加姜之辛热，枣之甘壅，从外治外不伤营气，也是养液之意。故统治地剂分为三服，不必尽剂可愈，愈后亦无他病。近医芎、苏、羌、独、荆、防、苍、芷苦燥辛烈，大伤阴气，最陋是吾闽习气，谓二陈汤为发汗平稳之剂，方中之陈皮耗气，半夏之耗液（性涩，如血出不止，以此药生捣敷之则止，止血则止汗之验），茯苓渗利太早（致邪陷入少阴），皆所以涸其汗源（此二字，余研究十年方悟）。留邪生热，以致变成烦躁大渴，谵语神昏等证，所谓庸医误人者此也。至于金匮一百四十三方，大旨是调以甘药四字。后世之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及四物、八珍、十全、归脾、逍遥等剂，颇得甘调之义，而偏驳不驯，板实不灵，又不可不知。则明经方之有利无害，为第四劝。
五、仲师为医中之圣人，非至愚孰敢侮圣？
所疑者其方也。方中无见证治证之品，且铢两升斗畏其大剂，不敢轻试。不知本草乱于宋元诸家，而极于明时李时珍。能读本经达洞达药性者性者，自知其三四味中，备极神妙。况古人升斗权衡，三代至汉，较之今日，仅十之三。每剂分三服，一服亦不过七八钱，与两零而已，较之时方之重者乃更轻。今以古今之码子折算，又为之浅浅解释。俾知经方道本中庸，人与知能，为第五劝。
六、先入为主，人之通患也。
桂枝汤、小柴胡汤，无论伤寒杂病，阳经阴经。凡营卫不和者，得桂枝者而如神，邪气不能从枢机而外转者，得柴胡而如神。今人惑于活人胡夏忌桂之说，又惑于前医邪在太阳，误用柴胡反致引入少阳之说，及李时珍虚人不可多用，张景岳制五柴饮列于散阵。遂致应用不用，误人无算。而不知二药，神农列之上品，久服可以却病延年。今之信各家而不信神农，诚可怪也。闽医习见余用桂枝汤，万无一失。此数年来，自三钱亦用至八九钱而效者，咸知颂予创始之德。至于柴胡，不过四钱而止，而浙省江苏每用必以鳖血拌蒸，最多不过二钱，皆先入之说误之也。不知长沙方柴胡用至八两，取其性醇，不妨多服。功缓必须重用也。本经崇原云：柴胡出于银州者佳，今肆中另有一种银柴胡不知何草之根，害人不浅。推之细辛、五味，用不过一钱，大枣不过二枚，生姜不过二片种种陋习，皆违经旨。我愿同事者先迸去市中徇人恶习，而以愈达愈上。为第六劝。
七、起生回生，医之道也。
如医家束手，病家待毙，察其为杂法所误，先与病说明，壁其方资，愈不受谢。照仲景法，四逆、白通以回阳，承气、白虎以存阴，助其枢转，运其针机，脏腑调和，统归胃气。危急拯救，不靠人参。（此一句为病家之脑后下一针也。经方无用参为救急法，惟霍乱有理中丸汤方。然汗厥脉微欲绝，以通脉四逆加猪胆汤为主，又无取乎人参。第不可与读薛氏景岳等书人说也。）力肩其任，亦可救十中二三。余自临证三十余年。知经方之权夺造化，为第七劝。
八、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
凡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必别有神悟，则以温故知新，为第八劝。
九、医门之仲师，即儒宗之宣圣。
凡有阐扬圣训者则遵之，其悖者则贬之。障川东流。功在吾辈。如四家中，刘河间书难偏苦寒，沿有见道之言，朱丹溪虽未究源头，却无之离之处。张子和瑕瑜参半，最下是李东垣，竖论以脾胃为主，立方以补中为先，徇其名而亡其实。燥烈劫阴毫无法度，尚改医论中，载其人富而好名，巧行其术，邪说流传，至今不息。正与仲师养津液及调以甘药之法相反，不可不知。至于李时珍、王宇泰之杂，李士材之浅，薛立斋之庸，赵养葵之妄。张景岳、陈远公、冯楚瞻之浮夸影响，不使一字寓目。方可入于精微之奥。坊刻汪庵等本，虽云耳食，却有一二道得着处。但于仲师方末，杂引陶节庵诸辈臆说，不无朱紫之乱。入门时始参其说，终为乡愿矣。则以专一不杂，为第九劝。
十、亚圣有云，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今医学各成门户，所藉乎明先圣之功。溯委穷源，不绝于口，则陷溺未久及颖慧过人，自必悔而就学，道不弧矣，若言之过激，则怨而生谤。位置过高，则畏而思避，踽踽独行，济人有几。凡我同人，务宜推诚相与，诚能劝物，俾此道日益昌明。则以有言无隐，和气可亲。为第十劝。
6.劝导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思想
应用经方治病应灵活掌握，辨证应用。“先入为主，人之通患也。”如“桂枝汤、小柴胡汤，无论伤寒杂病，阳经阴经，凡营卫不和者，得桂枝汤而如神；邪气不能从枢而外转者，得柴胡而如神”，而又有人迷惑于“春夏忌桂之说”、“邪在太阳，误用柴胡反致引入少阳说”，以及“李时珍虚人不可多用”，“张景岳制五柴饮列于散阵(解表剂)”中，都是对桂枝柴胡应用较偏，而先入为主，以致应用不敢用，而不知《神农本经》将柴胡、桂枝列为上品，“久服可以却病延年”现在有些人不相信《神农本经》而相信今世医家之言，是很奇怪的。作者又从本身经验论述，“余用桂枝汤，万无一失”。而用量“自三钱，亦用至八、九钱，而效者”。至于用柴胡一般不超过四钱，而且浙江江苏医生，每用时必以鳖血拌蒸，最多也不过二钱，这都是先入为主的思想所致，而《伤寒论》用柴胡到八两，“取其性醇，不妨多服，功缓必须重用。”其它还有“细辛、五味，用不过一钱，大枣不过二枚，生姜不过二片，种种陋习，皆违经旨”，所以作者曰：“吾愿同事者，先进去市中徇人恶习，而以愈达愈上。”为第六劝。
7.经方运用得当可“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医之道也”，这是医生的天职，若庸医无术，则病家待弊，究其原因，多为“杂法所误”，而没有按仲景法治疗，如按仲师法：“四逆、白通以回阳；承气、白虎以存津，助其枢转，运其针机，脏腑调和，统归胃气，危急拯救”，不单靠人参，亦可救其十中二三。作者体会到行医30余年，深知经方的效果，可造化生机，祛病延年而起死回生，即要“知经方之权夺造化”，这是第七劝。
8.劝导学经方要“温故知新”
陈氏说“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必别有神悟。”可见昼日临证，夜晚读书，是良好的方法，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温故”承经方之旨，神悟受纳方能“知新”。这是第八劝。
9.树立仲景学术思想为临床医学之本仲景是“医门之仲师，即儒宗之宣圣”因此，可作为衡量后世医术的标准和分水岭，“凡有阐扬圣训者则遵之，其悖者则贬之。”如后世金元四大家之作，有成就也有不足，如刘河间虽然有偏重于苦寒攻下之弊端，“尚有见道之言”；朱丹溪虽然没有深入研究致病之根源，但“却无支离之处”；张子和之作，“瑕瑜参半”；最后是李东垣，其“论以脾胃为主，立方以补中为先，徇其名而亡其实，燥烈劫阴，毫无法度。”后世医著中还有一些人，只是“载其人富而好名，巧行其术，邪说流传，至今不熄”，这正和仲景治伤寒“养津液及调以甘药之法相反”并对后世医家也有不同评论及批评。应以仲景学说为正宗，不能有“朱紫之乱”，故奉劝后世读书当“专一不杂”为第九劝。
10.说明撰写“劝读十则”的想法和目的
写以上意见是作者直言不讳，对于医学各家门户之见，藉仲景先圣之功，溯委穷源，对于那些“陷溺未久及颖慧过人者，自必悔而就学”，以经典著作为基础原则，则不至于走的过远，所以，作者的目的，“凡我同人，务宜推诚相与，诚能动物，俾此道日益昌明，则以有言无隐，和气可亲”为第十劝。
陈氏“劝读十则”，根源于清，流承至今，所论内容丰富，见解明确实用，古今皆宜。此乃启迪深思，备受人用，医术医德医患，收益久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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