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刘梦溪先生与《红楼梦》研究（名家与红学系列之八）
2011年9月8日上午，笔者撰写一封“致刘梦溪先生”的信，向刘先生谈及正在做的“当代学人红学批评综论”课题（即《红学学案》），并请求先生与笔者交流拟写中的《刘梦溪红学综论》一文的意见和建议。
刘梦溪先生
全信内容如下——
刘梦溪教授先生：
中秋快乐！
晚辈高淮生向先生请教：我正在撰写《新时期学人的红学批评综论》一书，每位学人一章，约2万—3万字，已经陆续发表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栏目，包括：蔡义江、胡文彬、张锦池、吕启祥诸位先生的综论。正在撰写其他学人的综论。我是希望能对新时期红学批评进行学术史地观照，不知先生能否不吝赐教。
由于我是读通一位写一位（加之学人论著能够完整收集阅读），所以，并未按影响大小排出写作顺序。我有意于撰写先生的红学研究评论，但担心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先生红学批评思想精髓，故函告以请先生教我。先生的大作《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影响甚巨，不知先生有何教导以指点迷津。
由于先生精研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传统文化，先生之撰著，气魄宏大，非用力所能探得真义。晚生力拙，故请先生耳提面命，以免误读，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晚生恳切盼望先生能函复以教导，当不胜感动之至。
诚颂
撰安
晚生 高淮生 拜呈
《红学学案》
信中的《新时期学人的红学批评综论》是当时暂拟的题名，后来确定《红学学案》题名时竟发生了若干小插曲，此处不表。
9月13日下午16时，“致刘梦溪先生”的信于南湖校区邮局国内挂号寄出。寄出之前复印一份自存，以备核查。笔者寄出的信绝少留存复印件，除了这一封之外，便是“致李希凡先生”的第一封信自存了一份。
笔者当时并未与刘梦溪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据有些师友相告，刘先生个性不甚一般，如果写他，当求妥当为好。此时，刘先生的主要著作已经基本阅读，欲罢不能，便毫不犹豫地写了起来。
于此同时，撰写一封“致李希凡先生”的信，希望李先生读了刊发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1第5期的《坚守成说、拓展新境：李希凡的红学研究——当代红学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五》（2万6千字）一文时，能够谈谈读后观感，以便结集修订。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李先生很快回复了第一封长信，此后更是每信即复。由于彼时李先生年事已高，复信的劳动和烦扰无疑也使笔者心生不安了。当然，虽心存愧疚，仍希望讨教，向每一位先生讨教，目的是为了此后成书的“精善”。
《红学》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第一部《红学学案》中的十二篇文章是为健在的十二位红学学人立案昭传，讨教的机会是现成的。而今，周汝昌先生、冯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都已驾鹤西行了。
刘梦溪先生则一直没有回信，笔者的疑惑一直存于心而不能发于口。
2012年3月24日上午9时，新区南湖办公室，拟写几封书信，分别寄给诸位先生，希望他们能够将个人学术简历言简意赅地写来回信，包括他们的研红动因、学术要点、学术贡献、代表作、对红学的观感和瞻望等，以便作为即将结集出版的《红学学案》“附录”，以帮助读者全面了解诸位先生们的学术历程。
笔者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不能如约收到回信，便亲自整理其学术简历了。此番交流过程中，刘梦溪先生仍然没有回复笔者寄去的挂号信。
蔡义江先生最先回复了他的“自述”信，此后陆续收到胡文彬先生、吕启祥先生、周思源先生、曾扬华先生诸位先生的“自述”信，以及李希凡先生、张锦池先生、郭豫适先生惠寄的资料，再由笔者整理成“学术简历”。
冯其庸先生
王蒙先生则难以联络，冯其庸先生则没有回复寄去的邮政特快专递信函。于是，笔者只好简要整理《王蒙学术简历》，而从《红楼梦大辞典》（冯其庸、李希凡主编）中摘录冯先生和刘先生的个人学术资料。
至于周汝昌先生的资料，则因他在正刊发《周汝昌红学研究综论》一文时驾鹤西游而不能联络，同样是从《红楼梦大辞典》（冯其庸、李希凡主编）中摘录。
值得一提的是，冯先生在收到邮政特快专递信函后通过吕启祥先生转达了他的不满和疑惑，即“为什么写我而不事前跟我打招呼？”。欣慰的是，吕先生及时给他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2013年2月，《红学学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笔者将拙著分别寄奉诸位案主，有些案主寄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这一次仍然没有收到刘先生的回信。
于是，笔者在2013年10月22日晨的日记留言道：“我则宁愿理解为先生并没有收到这‘信’与‘书’，这对于维护先生在我心目中的‘美誉度’不无益处。”
刘梦溪先生
有趣的是，当第一次登门拜访刘先生时，先生主动告知之所以没有回信的真情，笔者哑然失笑，顿释前惑。此后反观笔者日记所记之文字，书生之“痴”和“愚”跃然纸上矣！
2016年7月29日下午第一次登门拜访刘梦溪先生，这次拜访是事先与乔福锦兄约定的,在交谈中我们谈及2018年纪念周汝昌先生百年诞辰之事。
刘先生说：既然是纪念周汝昌先生百年诞辰，你们就要拿出成果来！福锦牵头主编《周汝昌全集》，淮生通论写得好，可以写一本小册子《周汝昌论》，十几万字即可。有了这些成果，效果才会更好。周汝昌先生值得做，借此开一个新局面。
当时刘先生希望笔者撰写的《周汝昌论》并不仅限于周先生的红学业绩，包括周汝昌的诗词、书法等方面，笔者听罢，虽然觉得这建议很好，却并不敢即刻承应下来。因为，笔者所撰著的《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书稿尚待完稿，且尚有一些学术活动需要策划组织，担心没有精力做这件事情，畏难情绪油然而生。
《周汝昌红学论稿》，高淮生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不过，写一本《周汝昌论》的想法倒是此前已经想过的，当然不是现在就写，打算把多卷本《红学学案》书稿最终完成之后再来构思，笔者深知完成一部《周汝昌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此后，在师友的鼓励下，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先写《周汝昌红学论稿》吧。于是，经过三个月的奋笔疾书，25万余字的《周汝昌红学论稿》于2017年12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当刘先生收到拙著后，打来电话谈了感想，先生对笔者写作勤苦的慰问以及拙著笔法的褒扬的确令笔者至今感佩！
最难得的是，第一次登门拜访时的交谈中，刘先生对笔者的一番学术期许溢于言表，令笔者心存感念。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第一次登门拜访时刘先生题赠了几部大著，此后便常常收到先生题赠的大著。粗略统计：自2016年7月至2018年11月，刘梦溪先生先后题赠“淮生先生惠正”“淮生先生指正”“淮生先生教正”“淮生先生存正”的著作大概11部13册，特分列如下，以见真迹：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牡丹亭与红楼梦——刘梦溪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现代学人的信仰》，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马一浮与国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陈寅恪的学说》（三卷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学术与传统》，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版；
《七十述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牡丹亭与红楼梦》
以上著作的阅读收获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是对于修订《刘梦溪红学学案》的直接帮助。
2019年4月18日上午10时，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将举办2019年首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特邀台湾中研院院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一农先生主讲“曹雪芹《废艺斋集稿》的重探与证真”讲题，演讲地点设在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4楼第五会议室。
刘梦溪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创始者，先生邀请笔者参加这次学术活动，并在演讲开始前对笔者做了热情洋溢的推介，此番推介亦显见刘先生对笔者学术期许之真切。
笔者参加此番演讲会的主要目的即在于请教刘先生谈谈他对笔者主编的《现代学案选粹》一书的意见和建议，如果方便的话，邀请先生参加拟于5月19日举办的“《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栏20周年暨《现代学案选粹》出版座谈会”。
《现代学案选粹》，李金齐总策划，高淮生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
遗憾的是，时间仓促，刘先生忙于接待嘉宾，未能从容交谈。“现代学案”乃衍生于笔者《红学学案》，学术格局究竟如何，尚待时日评说。笔者心存另一个私心，希望刘先生能够为《现代学案选粹》写几句话（如能写序则最佳），这主要基于刘梦溪先生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颇具影响的考量。
《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是笔者为研究生开列的学术史参考之一，其他几种包括：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通义》，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胡文辉著《现代学林点将录》等。
有意味的是，真正的红学家往往不情愿自己被称作“红学家”，刘梦溪先生同样不能例外。不仅如此，刘先生一再说要“告别红学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题序”）。这是为什么呢？
笔者起初以为是因为割舍不了“红楼情结”，正如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作曲家王立平所说：“我是一朝入梦，终生不醒”。
《七十述学》
其实，当拜读刘先生的新著《七十述学》之后，笔者从刘先生谈写作这本书的“缘起”中的一段话中找到了更加合理的答案：
我之为学，不谙异域文字，无家学可承。所长在识见，词采也不错，但积宝不足。一定找出有什么优势，我想在文本阅读，不厌其细，反复推求，每有会心。即“六艺”经典，也能因细详而得雅趣，明其义理。故陈寅老“了解之同情”一语，深获我心。
但治学写作，全然不是预先设计，而是自然而然走过来的。也可以说是跟着阅读的感觉走过来的。古人的学思著述和前贤风范，成为我引路的向导。开始只是读书而已。
读而有得，才作研究。研究有得，发为文章著述。学问的路径，似乎是读到哪里，走到哪里，走到哪里，读到哪里。而且见异思迁，互相串门。常常一个题目未结，又跑开做另外的题目。后来它们贯穿起来，是贯穿起来之后我才发现的。
由王、陈、钱进入中国思想文化史和近现代学术史，由陈宝箴、陈三立进入晚清，由陈寅恪进入六朝和隋唐史以及明清史，由《红楼梦》进入明清鼎革和乾嘉之学，由马一浮进入宋学和先秦诸子。最后殊途同归，归于“六经”。（《七十述学》第291-292页）
由以上陈述可见，之所以“告别红学了”，岂止兴之所至而已，实乃学术格局气象之召唤吧！由此格局气象的自我期许，再来体味其“悔少作”（刘先生戏称自己的红学文章著述乃“儿童团”时期的作业）之真义，读者自然心会了吧！
不过，在笔者看来，做学问也如交朋友，有缘即订交，无缘则离散，“欣悦”而已！由此说来，《绝交书》不写也罢，如果文章做得极好，不妨闲来吟几首《咏怀诗》吧！
2017韩国红楼梦国际学术大会
记得笔者2017年6月24日参加于韩国首尔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2017韩国红楼梦国际学术大会：韩中红学家对话”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期间，韩国加图立大学（Catholic）韩惠京教授在综合答疑阶段提问：请问高淮生教授，您对刘梦溪先生著作《红楼梦与百年红学》怎么评价？
笔者这样回答：《红楼梦与百年红学》写作体例新颖，材料编织巧妙，学术史影响较大。如果说到不足之处，那就是不能像学案史那样把学人写得足够鲜明生动，也不能像通史那样按照时间顺序把事件写得更加系统全面。
韩惠京教授听罢表示比较满意，这是为什么呢？会议闭幕现场，韩惠京教授主动告知笔者，她翻译了韩文版《红楼梦与百年红学》，不久将出版，所以对《红楼梦与百年红学》的评价很关心。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又据韩惠京教授相告：此前已经翻译出版了刘梦溪先生的《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参见《2017韩国红楼梦国际学术大会：韩中红学家对话》，载《红楼梦研究》2017年第一期）。看吧！刘先生的“儿童团”时期的作业竟然“漂洋过海”了呢。
刘梦溪先生与笔者的几次通话中，总是告诫笔者不要在无趣无谓的选题上虚度光阴，浪费精力和才情，否则就可惜了！纯粹的读书人或学人，要有格局，有担当，不拘格套。
2019年5月30日晨
于槐园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