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红：致广尽精，叩钟待鸣——怀念恩师李时人先生
一
最早认识李时人先生，是1990年9月在四川绵阳召开的全国第六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期间。此前一年，我刚结束了一段中学任教的经历，返回安徽师大读硕士。因正好写了一篇论《三国演义》的论文，遂与赵庆元先生一起赴会。会间拜访顾鸣塘先生时，便认识了与他同屋的李时人先生。
李时人教授
在这次会上，先生谈到，仅仅将《三国演义》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或借用一些现成的文学理论，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来解读和研究《三国演义》，是远远不够的。
先生认为，《三国演义》有其独到的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一方面，它凝聚了中古以来各个社会阶层不同受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道德观，在继承传统的经典文化之际，又对传统的道德伦理进行了新的解构和阐释；另一方面，它的成书、传播与影响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精神现象。
以此为中心，先生后来以《三国演义：亚史诗和亚经典》为题结撰为文，发表在1994年11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在为大师兄关四平教授专著《<三国演义>源流论》所作的序文里，先生又充分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2000年5月9日，第十三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身为会议承办单位的青年教师，我参与了会务工作，并提交了一篇论文。作为赵庆元先生的学界好友之一，李时人先生自沪来芜，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以此前我在北京大学访学的见闻，足知仅有硕士学历，势必不能适应身为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需求。
2009年3月28日作者与李时人先生伉俪合影
职是之故，会议期间和先生交谈时，不觉问道，我这样的，要考的话，先生还肯收为学生么？先生没有丝毫的犹豫，回答我说：像你这样的，外语零分我也要。就这样一句话，决定了两个月后已通过正高职称评审的我，在这一年的年底报考先生的博士生。
二
2001年9月，我负笈来沪，师从李时人先生，重新开始我的又一段苦读生涯。从安坐课堂到执教讲坛，从激情讲说又到凝神听讲，经历三度轮回之后，我又获得了一个静心修持的机缘。
在进行各种课程学习的同时，我也在大量地阅读各种文史典籍和前贤时俊们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在汲取营养之际，找到一个既为自己感兴趣、又有一定学术价值的选题。而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选题洵非易事。
面对选择，那一种精神的痛苦无以言说。我惟有闭门思读，希冀在冥想中消释满心的焦虑。那种焦虑与痛苦也就被当作了一种必经的磨难。
《三国演义源流研究》
先生指导学生选题，有他的思路和方法。他会在平时的授课与交流中，随意谈及一些比较前沿的学术话题，也会就学生已有的研究基础稍作点拨。于是学生们的选题便集中地展示出了这样几大类型。
第一类是与以往研究基础结合较紧，能够发挥选题者研究专长的，如在《三国演义》研究界饶有成果的关四平兄，就选择了“《三国演义》源流研究”为题；素喜《水浒传》英雄气象与好汉精神的陈松柏兄，则以“《水浒传》源流考论”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有史学功底、以文献考辨见长，硕士阶段受业于陈寅恪弟子王永兴先生的俞钢师兄，选择了“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这样一个文史交互领域的论题。我到之前的博士论文，多为此类选题。
第二类是以某一个时间段内群体作家作品或是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如孟兆臣兄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海上洋场小说研究”，王言锋兄的“中国十六－十八世纪社会心理变迁与白话短篇小说之兴衰”研究，刘永文兄的“晚清报刊小说研究”等。与我前后同时在读的，多为此类选题。
第三类则是与选题者所处文化区域结合，以区域文学家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如刘廷乾的“明代江苏作家研究”等，自我以后的硕博论文选题，多为这一类型。
《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
由于学生原有基础、资质及其所受教育的门类与方向各各有异，先生会根据不同情况来给出选题建议。如邱昌员硕士论文写的是江西诗派，先生就建议他寻找诗歌与小说的结合部，后来昌员兄终以“唐诗与唐代文言小说”为论文选题。
汪俊文本科读的是日语，先生便希望他找到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有影响关系的选题。汪俊文后来以“日本江户时期读本小说与中国明代小说——以《雨月物语》为中心的考察与研究”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继续读博后，又扩展研究的范围，以“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为博士论文选题。
这样的选题设计，既能发挥学生专长，又拓宽挖深原有的学术课题，还体现了先生对学生学术资质的体谅和照顾，呈现的是一种深层的人文关怀。
先生多次强调选题要有“格局”。他认为，没有一定的格局，不会有胸襟与气度，也不会有开阔的视野，也就根本称不上是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选题。《礼记·中庸》有云：“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西游记考论》
先生对课题“格局”的要求，道破学术课题的目标，在于成就博大气象，极尽精微之思。有时候，先生会批评所见到的一些博士论文选题篇幅短、格局小，“不够大气”。所以即使是一个学界“常论”的学术话题，先生也希望能够写出“集大成”的气象，以成就“常新”的世界。
在学术视野上，先生也有明晰的指导思想。他从未认为，文学研究只是研究文学本身。
在先生眼中，文学从来都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的发生，必然会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经济形势、道德准则、社会制度、文化土壤、各阶层受众需求发生各种联系，且上承文化之源，下接影响之流，纵横联系八方四面；因此研究者亦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拓视野，延展思路，去探究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异。
这也是本门研究生往往从文学与文化、制度的关系，或是一种文体与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出发，去寻找并确定学位论文选题的原因。
《金瓶梅新论》
相对于以思想取胜或剑走偏锋式的研究路数，先生更加看重基础文史资料的大量研读掌握之于研究深广度的支撑作用。先生认为，理论阐述是很不容易的事。论文自然要“论”，但“论”起来谈何容易，不如从文献出发，做一些基础研究工作，“叙议结合，夹叙夹议就是了”。
他强调要做原始文献的爬梳整理，如果有能力，做一些考述工作，考论结合，已经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诸多同门做作家研究，往往从作家小传开始做起；写成的论文，多叙议相间、考论结合者。
先生因主编《明代文学家大辞典》，延展出一系列相关选题，从2003级开始，同门中先后以明代各地区域作家群体研究作为硕博论文选题的，多达30人。
沿着这一思路进发，先生还认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不同作家作品，进行平行式的审美比较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循着相关史实做前后影响的实证性研究，才是正确的路径。这自然是一种融史学思维于文学研究的路数。
一些硕士生入门之始，不知道如何读书、读什么书，先生说：“你到图书馆去，只要和古代文学有关的，拿到任何一本书就可以读，开卷有益，多读。读多了，自然就知道怎么读了。”
至于学位论文的语言表达，先生提倡文白相间，半文半白，雅洁规范。能写出这个效果，也不是容易的事。这也是先生希望多读些书、从文献读起的一个原因。浸染日久，行文风格自然会受影响，而趋于雅洁式的表达。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伴随着先生的聊天式授课进程，2001年下半年，我即已开始思考学位论文的选题。然要选择一个恰当的论文题目却洵非易事。题目是否令自己有兴趣，这是很容易感觉到的；但是否既有价值同时又还没被做过，着实令我思考并困惑了很久，不惑而惑，其苦实然。
不久后，我试着提出“佛教和唐代小说”这个题目，先生未置可否，沉吟片刻后说：“是个好题目。——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明白自己的处境：以我往日的知识结构与学术积累，不足以担负这一选题的沉重分量。与同门师兄弟谈及选题，多半是异议甚或有反对者。
当此之时，我反复思考，在放弃和坚持之间徘徊不定。其间恰遇黄霖先生来校讲学，晚间送黄先生到校门口的路上，提及选题，黄先生点头微笑说：“这倒是个好题目，——你再斟酌一下吧。”
这似乎半是鼓励半是担心。然自觉没有其他更适合的选题，只有把这种焦虑与痛苦当作一种必经的磨难。
半月后我拟出第一份提纲，先生一阅断言：
“你这个提纲还可以，但你要砍掉一半。三年时间，你完不成。”
“肯定完不成？”
“肯定完不成！”
我犹疑了一会，说：“那我做文言部分吧，砍掉白话。”我想实践拓展阵地的愿望，做文言小说。
2009年8月22日作者与李时人先生等在中国古代小说研讨会上合影
“不，你做白话部分。”先生仍然是不容置疑的语气：“白话小说与佛教的联系，更甚于文言小说。”
又过了半个月，我拿出第二份提纲，题目也改成“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先生看了，当即表态：“这就是一个可操作的提纲了。你可以写了。”先生又说：“你可以写一个集大成的。”
当时我理解这话的意思，一是肯定我的选题格局还不错，比较大气，以往研究成果多而繁杂，研究这一课题，可以藉此理清百家之说；二是告诉我这一课题难度较大，要想有所突破是很艰难的，但是如果能够融会众说而集成一个体系，也就足以达成目标。
次年3月间，在一次谈话中，先生曾启发我说：“是先写好文本，再根据这底本宣讲、讲唱，还是先行讲唱、宣传教义，再记录下来成为文本，哪一种更符合寺院讲唱的情理？——因为缺少足够的史料证明，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情理作一个判断。”
我凭直感答道：先讲唱后记录似更合乎情理。先生对此作了肯定。此后，先生就译经文体、变文形制、鲁迅的话本底本说等诸多疑点难点，也都作了辨析点拨，仿佛开岫幌而收雾障，令我有了择定课题的信心和基础。
三
《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
此后我开始了写作前的一段日子：苦读佛经，旁听“中国佛教史”选修课，去龙华寺、玉佛寺听讲佛经，观读法事，触摸释意，聆听梵音，领受佛家文化氛围，试图以此为桥梁，去感知中古时期中土人士的佛教文化生活情状。
从书里到书外，既是思维的训练，也是心胸的修持。我修改提纲，以梳理思路。半年过去，提纲修改到第7遍，同时搜集辑录各种资料。在积累下数万字的资料后，我感觉有了一点底气，方始动笔。
对变文缘起及其功用有所悟并有所得的同时，我对“变”的含义也作了多方的思考。此后不久，我便开始了论文的写作苦旅。与以往的习惯有异，我不是从第一章、而是从第三章开始写作的，盖因“变文变相”等概念最难厘清之故。
写作的艰难程度超过了我的想象，我原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定势受到严峻的挑战。想象总是丰富的，一旦形诸文字，却是何等的苍白无力。
面对驳杂的资料和厚酽的典籍，在玄想和凝望中，思路穿越时空的拘囿，我敲出一行行文字，记录下思想的轨迹。阅读与写作的过程，是一个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过程。
我把这一过程视作我的学术转型，唯愿此后的生命，会因为这一课题的研究，而滋生更多的意义。
《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 》
2004年5月，当我觉得以40万字的篇幅、9章的框架，足能支撑学位论文整体的时候，我改变了写作计划，舍弃了原拟提纲中的第10章，不再往下写。6月2日，我与俞钢、周建忠、梅新林、钟锡南、刘永文、邱昌员诸兄一起参加了学位论文答辩会。
答辩委员会由章培恒、郭豫适、齐森华、黄霖、董乃斌、谭帆、孙逊七位先生组成，章培恒先生任主席。此后，根据诸家意见，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论文进行了全面修改，删芜补罅，反复推敲，以使一些提法更为合理妥当。修改定稿后，书稿交由人民出版社付梓。
2006年8月中旬，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上，先生作了题为“译经、讲经、俗讲、转变与中国早期白话小说”的大会发言，认为变文并非通行意义上的文体概念，这些写本是不是小说，应从它们是否符合小说文体要求来判断，而不是根据讲唱形式来确定；同以“变”、“变文”题名的敦煌写卷，它们的体制形式并不一定相同，而一些以“讲经文”、“缘起”、“词文”、“话（本）”等冠名的写本却与一部分变文的体制形式有很大程度上的相同；虽然记录本或抄录本之说并无过多的证据，但以鲁迅话本说为理论支撑的底本说也缺乏足够的史料证据；作为源出于“俗讲”、“转变”的中国早期白话小说，其语体实际上承继了汉译佛经的传统。
《大唐三藏诗话校注》
先生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在我论文选题之始、写作过程中曾多次说到。这是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起源问题的看法，我的论文，只是将这一思想做了较为全面的考述论证而已。
选题之初，先生见我种种困苦之状，不免为我担忧。后来书成付梓，先生欣然为序，思路开阔洒脱，语意缜密周到，多方弥补了拙作的不足。
先生序中直言，当时他对我能否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来完成这一课题是颇为担心的，“因为这一课题不仅需要思辨，也需要实证，其前提则是对有关文献的掌握，甚至需要阅读大量佛经，可想而知的庞大的工作量，对任何要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对我终究能够在学制规定的时间内独力完成了这一课题研究，并且写出了篇幅十分宏大的论文，先生表示惊讶。
他以为这是一篇考论结合、资料与思辨并重的学位论文，在很多方面都超出了一些因袭旧说、泛泛而论的同类论著。先生之序，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惭愧之余，我惟有勤加修持，再奉作业以报。
四
《全唐五代小说》
毕业之后回校工作，佛教与唐代文言小说的关系，仍然是我一直思考、未肯放弃的课题。
2011年，我以“佛典传译与唐代文言小说的关系”为题申请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获得立项。所研究的小说文本，乃以先生编校的《全唐五代小说》为据，盖因《全唐五代小说》乃经数十年之力选择编成，作品的“小说”性质得到确定，且该书涵盖范围广泛，所涉作品远远超过几部原始小说集的含量。
对小说题材的考察，亦非择取作品集，而是建立在全唐文言小说的平台之上，以期获得更为客观准确的判断。外子有幸叨陪末座，参与了《全唐五代小说》修订覆校工作，该著于2014年再版，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2016年，书稿初成，申请结项获得通过。刘勇强、程国赋、崔际银、苗怀明诸兄，在书稿修改过程中给予了诸多切实的指导和帮助。2017年此书定稿，以“佛典流播与唐代文言小说”为名，仍交人民出版社付梓。
《佛典流播与唐代文言小说》，俞晓红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
汉译佛典对唐代叙事文学的影响，就白话小说而言，主要是语体和形制上的；就文言小说而言，则更在于题材和观念的层面。
先生当年建议我只做白话小说部分，固然是因为白话小说与佛教文化的关系更加明显，其中也不乏形制较易感知而观念难于掌控之意。做完前一个课题后，再来理解观念的东西，自然就顺畅多了。
进一步看，观念和体制也并非相对独立、互不关联的两种东西，佛教文化对中土民众的影响，自然是先从观念世界和精神层面开始渗透；借助小说的题材、人物和叙述方式呈现的，也必然与佛教的观念精神息息相关。
因此，这样两个课题的研究，虽然以相对独立的形式进行，但其内容并非彼此隔离，而是互为交叠呼应的。两书因其内在的相关性，而恰成桴鼓相应之势。
十余年前，先生以其慈悲收我进门，并将一份宽容贯注在我阅读、思考、选题和写作的整个过程，先生的指点与期待加被于我，令我能顺利完成博士学业。《礼记·学记》有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小者则小鸣，叩之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
恍然间十年过去，去岁书稿完成之际，我又求序于先生案前。然与往昔有异，先生已病魔缠身，半年之内三次住院，先生以不能写一长序为憾。
李时人教授为作者新书所作序言
然而先生既以两万字长序对前书加以揄扬，十年之后又抱病为序，对此书题名（实乃选题、框架与方法）表示赞赏，以为“将文化传播简单化的作法实在是不可取的”，且重申前书“是有关学术著作中十分出色的一本”，谓两书“珠联璧合”。
我向谓自己资钝性惰，不堪重负，却得先生嘉勉若是，不免惭汗无已，惟有再加勤勉，不断修业以报天道厚德。
我所在的安徽师范大学，是一所有90年历史的综合性省属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中文系，与建校历史同长，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刘文典、周建人、郁达夫、苏雪林、陈望道、朱缃、周予同、潘重规等一批著名学者作家曾在中文系工作，文为世范，学为士则，形成了深厚优良的学术传统。
这里仿佛一片净土，积聚了浓郁的人文氛围，也云集了诸多学养深厚、闻名全国的一流学者。他们淡泊名利，专注学术，达到一种纯真的赤子之境。这一学术氛围，将继续鞭策我勤勉阅读和思考，青灯古卷，不敢懈怠。
李时人教授
窗外雪色浩渺，岚光浮动。谨记。
2018/1/30于江城芜湖
陈松柏挽联与诗
挽先生
一代宗师，远见卓识，道德文章传永远，
三年门下，深情厚谊，恩泽懿范鎸终生。
入门廿载两相牵，
噩耗传来泪似泉。
只道今生还久远，
谁知此日已完全。
言传身教恩情重，
意住神驰思念悬。
重聚时期酣梦里，
功成完满庆团圆。
沈伯俊先生挽联
三水贯通，西金辉映，出经入史真杰士，
考评精到，桃李纷纭，怜子爱妻伟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