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孔颜乐处”是孔子儒学的精髓(《再寻孔颜乐处——以颜回为中心的考察》之四)
朱熹曾指示弟子,可将“克己复礼”作为“寻孔颜乐处”的一条途径。他在《论语集注》中又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1]朱熹这样理解,是符合颜回的为学路径的。
朱熹集注《论语》
颜回面对孔子和儒学,曾经这样感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2]
朱熹解释说:“颜子初见圣人之道广大如此,欲向前求之,转觉无下手处。退而求之,则见圣人所以循循善诱者,不过‘博文’‘约礼’,于是就此处竭力求之,而所见始亲切的当,如有所立卓尔。在前而叹其峻绝,着力不得也。”[3]
真德秀则说:
颜子工夫,乃是从“博文”“约礼”上用力。“博文”者,言于天下之理无不穷究,而用功之广也;“约礼”者,言以礼检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约礼”者,“克己复礼”之事也。
内外精粗,二者并进,则此心此身皆与理为一,从容游泳于天理之中,虽箪瓢陋巷不知其为贫,万钟九鼎不知其为富。此乃颜子之乐也。
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象颜子之乐,而不知实用其功,虽日谈颜子之乐,何益于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
朱先生又恐人无下手处,特说出“博文”“约礼”四字,令学者从此用力,真积力乆,自然有得。至于“欲罢不能”之地,则颜子之乐可以庶几矣[4]。
真德秀塑像
这些解释,虽然体现的是宋代理学家的思想,不一定是颜回的真实意思,但由“博文”“约礼”入手来理解孔子儒学教育,进而理解“颜子之乐”,的确抓住了孔子儒学的精髓,也能够揭示“颜子之乐”的真谛。
诚如真德秀所言,“博文”是“格物致知”之事,其基本指向是“为学”;“约礼”是“克己复礼”之事,其基本指向是“为人”。二者相互关联,携手并进,最终成就“颜子之乐”。
颜回的“为学”,突出的特点是注重践履,身体力行,持之以恒,前文我们已经说明。需要强调的是,颜回之“为学”,不是死读书本,而是对孔子儒学教育的学习和实践,即后人所说的“知行合一”。对于其“为人”,前文已指出勤奋与快乐是其人格的基本特点。
颜回的勤奋,具体体现在“为学”上,而“为学”的路径正体现为“克己复礼”功夫,颜回的快乐则是与“克己复礼”紧密关联的“仁”。
这样理解,并不是说只有达致“仁”才会有“乐”,也不是说只有“仁体”才是“乐”,而是指出:在“克己复礼”的践行中有“乐”,在“为学”的过程中有“乐”,“为学”与“为人”是互摄互动的,“克己复礼”与“为仁(人)”是相辅相成的。下面就此略作说明,以加深对“颜子之乐”的理解。
《颜子集注大全》
《论语》有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5]
“克己复礼”是孔子教育颜回“为仁”的基本途径,其具体条目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其实,“克己复礼为仁”是古训,并非孔子发明;[6]“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应该是古语,[7]孔子用来教育颜回。孔子所引古语古训,阐释“仁”与“礼”的关系,“述而不作”,其中所贯穿的是孔子的儒学教育思想。
在孔子看来,“仁”为礼乐之本,“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8]没有“仁”的礼乐教育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中指出:“孔子思想的主要范畴是‘仁’而非‘礼’。后者是因循,前者是创造。”
他还进一步认为,“仁”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学结构的四因素分别是(一)血缘基础,(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四)个体人格。其整体特征则是(五)实践理性。”[9]这一认识是十分正确和深刻的,抓住了孔子儒学的要害。
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
孔子教育颜回“克己复礼”,是要其达到“仁”的境界,成为一个君子。在孔子看来,“仁”是“为人”的根本,是君子与小人区别之所在。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 ,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10]
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1]
君子如果不去“为仁”,他就不是真正的君子,而是“伪君子”,“伪君子”就是小人。在孔子所提倡的儒学里,“仁”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心理原则和处世哲学,是儒学的根基,而“孝”与“悌”正是“为仁(人)”的根本。
正如孔子弟子有若所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
宋刊本《论语注疏》
“仁”同时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人格精神,取决于自我而非依赖于他人。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3]又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4]
即是说,“仁”是从“自我”(颜回说是“自爱”)推导出的“利他”精神,所谓“仁者爱人”是也。“仁”更是一种实践理性,体现在人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中。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其目,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15]孔子的“仁”学思想既指导着弟子们的“为人”,也寄希望于他们的“为政”。
颜回对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的教育理念心领神会,他曾对子贡说:“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16]颜回不仅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其“三月不违仁”便是明证。
清杨沂孙书《孔子家语》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仁”虽然是孔子儒学教育的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精神和君子人格,但在其整合为实践理性的过程中,如何能够使得“克己复礼为仁”成为弟子们的内在要求和自觉行为,显然是需要有效的教育手段来予以保障的。
这便涉及孔子的“乐教”。一般认为,孔子的“乐教”是指音乐教育。这一认识其实是片面的。毫无疑问,“乐教”包含音乐教育,但并不局限于音乐教育。
孔子曾明确为弟子指明进学之阶:“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7]在古代,“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岁有万物成熟,国有贤圣宫观周域官僚,人有言语衣服体貌端修,咸谓之乐”[18]。此“乐”其实不能读为“音乐”之“乐”(古音岳),而应该读为“愉乐”之“乐”(古音洛)。
古代的“乐教”,就是通过音乐(包括诗歌、舞蹈等)教育让人理解和谐与节奏,追求和培养一种有秩序的快乐精神。“诗教”、“礼教”的目标也是如此。[19]
“兴于诗”是通过学《诗》而兴起养成儒家君子人格之志,“立于礼”是通过习礼养成儒家君子人格的理性自觉,“成于乐”既可指音乐教育的一个完整教学过程,也可指在教育实践中培养目标的最后达成。
孔子纪念邮票
孔子重视弟子的君子人格培养,“成于乐”主要指养成儒家君子人格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即坦荡与快乐。“成于乐”是在长期音乐教育和诗礼熏陶下形成的,它不仅不排斥全面而完整的音乐教育,而且以之作为依托和凭借。这样辩证理解“成于乐”,才能准确把握孔子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丰富内涵及社会价值。[20]
孔子主张,“为学”应该是快乐的,只有快乐的学习才能有良好的学习效果,才能养成具有快乐精神的君子人格。因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21]
《论语》开篇即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22]充分证明了孔门儒学对于培养弟子快乐精神和君子人格的高度重视。他甚至认为,快乐与否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23]不同的人格,会有不同的精神状态。
清光绪二十四年刘世珩影宋精刻本《孔子家语》
据《孔子家语》记载:“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子曰:‘无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则乐其意;既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则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24]
这可以作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的注脚。在孔子看来,君子人格与快乐精神是一事之两面,不能截然分开,也无法截然分开。
正是因为孔子强调学以致用,注重培养弟子坦荡与快乐的君子人格,自觉地将勤奋与快乐作为“为学”与“为人”的基本准则,“孔颜乐处”才在儒学教育中具有显著而独特的位置,孔子的“乐以忘忧”和颜回的“不改其乐”才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孔子之所以对“语之而不惰”和“不改其乐”的颜回给予高度评价,因为这符合孔子儒学教育的预期,也体现了孔子儒学教育的精髓。
颜回庙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周敦颐教育程颢、程颐“寻孔颜乐处”的用心之所在,也才能够深刻理解宋明理学家们为何要抓住这一问题始终不放,从而开拓出教育与文化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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