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经断狱有回响——《判词经典》之四
引经断狱有回响
——《判词经典》之四
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故在职以宽和为政。立春日，常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
由何敞断狱的故事可以看出，“以春秋义断之”，精髓在于弃“苛刻”而行“宽和”。也就是说，引经决狱并非不要法律，只是反对“不任教而独任法”以及机械适法，“严法刻刑”。同时，《九朝律考》所采摭的两汉决事比佚文，还有不少这类“宽和”之断。其中司徒鲍昱两道决狱就很值得玩味。
陈国有赵祐者，酒后自相署。或称亭长督邮，祐复于外骑马将绛幡，云我使者也。司徒鲍昱决狱云，骑马将幡，起于戏耳，无他恶意。
汝南张妙，酒后相戏，逐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遂至死。鲍昱决事云，原其本意无贼心，宜减死。
这两个案子，都是酒后游戏惹出乱子，如果苛刻用法，难免杀身之罪，但鲍昱运用“原心定罪”之法，一则认为赵祐“起于戏耳，无他恶意”，一则认为张妙“原其本意无贼心”；一则不追究，一则“宜减死”，的确做到了“宽和”而不失法度。
据《东观汉记·鲍昱传》载，有鉴于“司徒词讼，久者至数十年，比例轻重，非其事类，错杂难知”，鲍昱乃“奏定词讼比七卷，决事都目八卷，以齐同法令，息遏人讼也”。
又据《汉书·陈宠传》记载，鲍昱的得力助手是陈宠。“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数为昱陈当世便宜，昱高其能，转为词曹，掌天下狱讼，宠为昱撰词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像陈宠这样明经通律的人，《九朝律考·律家考》罗列甚众。
不仅两汉，此后历朝亦不乏以《春秋》之义决狱的判例。魏晋南北朝去两汉最近，得其风尚亦最重。
程树德在《九朝律考》中，曾考出这一时期诸多引经决狱的事例，包括魏五条、晋十条、后魏六条、北齐一条、后周二条。
曹操像（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明人绘）
你们都很熟悉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在那个“案件”中，竟也用到了《春秋》之义。《魏志》卷一注引《曹瞒传》云：
常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勅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曹魏之重要，不只在这一则轶事而已，“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则自曹魏始。”魏律制定人为陈群等人，据瞿同祖讲：“陈群奏议多引经义，亦为崇奉儒经者。魏律出于此辈儒者手中，自难怪其儒家化程度之深。”总之，“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经魏、晋、南北朝已大体完成，不待隋唐使然。”
但唐代的贡献也不容忽视。正如沈家本所言，“历代之律存于今者，唯唐律”，而“求唐律之根源”，则发现“唐律之承用汉律者，不胜枚举”。就判词来说，《春秋决狱》的影响也还很大。就说白居易吧，他的“甲乙判”（又称“百道判”），就连以甲呀乙呀地称呼当事人，都与《春秋决狱》形似。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师承关系，陈登武就有专文论述经义折狱对于白居易判词的影响。文章指出：
如果将“百道判”以最大的范围区分为“触犯刑事或行政疏失”和“儒家礼教秩序”两大类，那么，可以说凡有关刑事或行政疏失类时，呈现白居易遵守法律规范的精神；若是属于儒家礼教秩序类，则又显见他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主义的用心与维护；而涉及礼法冲突的问题，从模拟“考题”的呈现到说理的论证过程，更充分展现“经义折狱”的影响。
之后我还会专章讨论白居易的判词，所以这里只分析其中一道，即“得辛氏夫遇盗而死”判，从中能明显看出董仲舒“甲有子乙以乞丙判”的影子。判题是：“得辛氏夫遇盗而死，遂求杀盗者而为之妻，或责其失贞行之节，不伏。”白居易对曰：
亲以恩成，有仇宁舍？嫁则义绝，虽报悉为？辛氏姑务雪冤，靡思违礼。励释憾之志，将殄雈蒲；蓄许嫁之心，则乖松竹。况居丧未卒，改适无文。苟失节于未亡，虽复仇而何有？夫仇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诗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无效尤于邾妇，庶继美于恭姜。
这道判词讲的是，辛氏的丈夫被盗贼杀死，她不仅不谋为夫报仇，反而嫁给了盗贼。白居易在判词中使用了董仲舒用过的“义绝”的概念，认为辛氏既已改嫁，与先夫即恩断“义绝”，因此报仇已无意义；但她居丧改嫁，却是违礼在先。
因此，“夫仇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陈登武谓：“白居易关于复仇的判文，兼具情理，同时又配合儒家教义。”那么，这些“儒家教义”是如何体现的呢？用典。
古代判词，特别是“骈判”，最喜用典，如果用的典是五经中的典故，则这种“用典”实为“引经”。在本道判词中，白居易的用典有的来源于《诗》：“诗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有的来源于《礼》：“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除此之外，还引用了“邾妇”“恭姜”的故事，点题而已，却内涵富饶。
宋代的例子也多。《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出继子破一家不可归宗》就很明显。
这是一宗非常复杂的立嗣与过继案，判词开篇即引《春秋》“莒人灭鄫”的故事，以为法律之补充。同样有不少判词收入《名公书判清明集》的范西堂（应铃），似乎也工于经义决狱之道。《宋史·范应铃传》称，应铃“读书明大义，尤喜《左氏春秋》。徐鹿卿曰：应铃经术似兒宽，决狱似隽不疑。”范西堂在其著名判词《因奸射射》中有一段名言：“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倘拂乎情、违乎礼，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此语与春秋决狱之意趣可谓一脉相承。在南宋，甚至还出现了体例、书名都与《春秋决事比》相仿的著作，这就是桂万荣编著的《棠阴比事》。
明代有些特殊，士人官员对于研读法律更加强调，不过也不因此而贬抑“治本经”。例如曾任刑部员外郎的王樵说：“予在刑部，治律令，如士人治本经。后两任巡抚，皆得其力。”他在《方麓集》中还有一段将医生与法官做类比的妙论：
治狱之难，在得情。尝譬之医，治律如按方，鞫事如诊病。有人方书虽明，而不中病，如人明法而不能得情。则所谓明，竟亦何用！又有人精于法，而易入于刻，法非使人刻也，倚法以削，则入于刻而不自知。故用心又以仁恕为本。
即使到了清代，尽管律例已成洋洋大观，引经断狱犹不绝迹。
清末宗稷辰的《幕学说》就曾云：“百年以前，类多引经断狱，据理原情，其文案典雅可诵。”一代师爷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也记载，某岁其有乌镇之游，他的一位故友“以钞藏秘本沈棐《春秋比事》二十卷、吴澄《春秋纂言》十二卷、总例二卷赠别而去”。
可见，《春秋比事》在那个年代仍有市场。而汪辉祖本人，就曾深得引经断狱的便利。他在《读书》一文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疑难案件，“长夜求索”而不得解，忽忆《礼记》之文，一时茅塞顿开。兴奋之余，由衷感叹：“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非读书不可。”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