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宫案:一段细思极恐的记载,虽是孤证,却逻辑自洽,信不信由你
导言
晚明三大疑案之移宫案,事实清楚,过程简单,似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细思移宫案中的各方人物行为,却总给人一种急不可耐之感。
是什么原因让那些讲究中庸之道、以从容不迫形象示人的朝中大臣失去了冷静和理智,不计后果急躁而行?
是争拥立之功?
显然没有必要。皇长子朱由校地位稳固,继位名正言顺,何争之有?
是绝武氏之祸?
显然思虑过度。大明后宫制度森严,李选侍宫府之中皆根基薄弱,何祸可起?
是防垂帘之忧?
显然忧心过甚。李选侍并未展现政治才能,而朱由校已近成年,何忧之有?
是什么原因让李选侍不惜与郑贵妃结盟而谋求立后、不顾朝中大臣反对而欲据乾清宫“谋挟皇长子自重”?
国本之争中,“大东”(东宫太子朱常洛)与“小东”(东林党大臣)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援的关系。
李选侍本为光宗宠妃,谋立皇后不去争取大小东的支持,反而舍近求远甚至不惜引火上身跑去与曾经的对手郑贵妃结盟,是策略失误,还是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难言苦衷?
影视剧中光宗李康妃的形象
是什么原因让朱由校宁愿背负不孝之名、有违天子气度而发出“殴崩圣母”的严厉指控且不断揭露李选侍的宫闱恶行?
须知,朱由校生母离世后,经神宗、光宗批准,尚未成年的朱由校交由“最有宠”的西李抚视。所谓“抚视”,就是李选侍成为熹宗的“养母”,由李选侍照料和监管熹宗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移宫案前后,熹宗不断暴露宫中密闻和李选侍恶行,是熹宗真的“含冤抱痛无以自伸”,还是因为居司礼监之位却为东林党盟友的王安出于某种目的的怂恿?
发生在庚申之秋的那场移宫风云,那些反常行为,有什么是我们忽略了的背后真相和底层逻辑?
大明王朝1620:历史上少见的一年两年号三天子
公元1620年,是农历庚申年(猴年)。这一年,在中国的纪年中被分为两段:一月至七月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是泰昌元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影响后世美洲历史、世界历史的大事件:
1620年9月16日,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商船,载着102名乘客,从英国的普利茅斯港出发,横渡大西洋,驶向遥远陌生的新大陆——北美洲。
五月花号与《五月花号公约》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古老的东方帝国——大明王朝,步入了一个王朝发展的晚期。
这一年,大明王朝同样发生了若干影响深远的深刻变化,催生和孕育了某些决定未来明清鼎革前途和命运的朝政变化、关键事件和核心人物。
这是否是东西方文明分野、起落的开始?
秋风萧瑟中皇位的迭代递延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享国最长、功过参半的明神宗朱翊钧病逝。
在“国本之争”中笑到了最后的皇太子朱常洛,在大臣的期待中平静地完成了皇位的交接,于八月一日登基为帝。在神宗逝世到光宗即位前的几天时间里,光宗开始了新朝的拨乱反正,发内帑银百万两犒赏九边吏卒、百万两犒赏辽东将士,尽罢天下矿税,任命、起用大批大臣官员,朝政为之一新。不幸的是,万众期盼的新天子、新气象仅历一月,光宗挺过了“梃击案”,却亡于两颗小小的“红丸”。
九月六日,在“移宫案”落幕后,年仅十六岁的光宗皇长子朱由校继位。这位重启了重用宦官模式的熹宗,在位七年间党争最为酷烈,并成为继武宗之后又一位因落水而导致病亡、因无子而兄终弟及的大明天子。
短短四十多天,大明王朝完成了老中少三代皇帝的迭代递延。看似波澜不惊的皇位传递,潜藏其间的却是各方势力的刀光剑影。
形势剧变下朝政的走向变化
万历——泰昌——天启,三个年号无形中预示了大明王朝的命运,在“万历”(最长久的年号、最曲折的经历)之后,“泰昌”是十分短暂的,将要迎来“天启”(天变已经或即将开启)。
当是时,形势的剧变业已开启。
当时的形势,也许可以用“四新”来总结。
一是新天子。在帝制时代,皇帝站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皇帝更替,整个帝国的权力架构以及朝政就会随之变化,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可以说,皇帝是一个帝国形势发展和朝政变化的最初源头和最大变量。光宗无疑是大臣比较欢迎的天子类型,仁柔宽厚,不强势,也不昏庸,非雄主,亦非昏君。如果光宗没有英年早逝,仁柔宽厚、善于纳谏的光宗搭配多谋善断、长于调剂的首辅叶向高,大明王朝应该是中兴有望之局。熹宗是少年天子,而几乎所有的大明少年天子都损耗大明国祚,熹宗也不例外。
二是新辽事。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在辽东基本站住了脚跟,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大明朝廷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问题。后金的崛起和威胁虽然严峻,但就此时而言,却并非是危急之患。而要最终解决辽东问题,需要的是时间,是战略,是财政,是军镇。在辽东战略上,不论是熊廷弼基于坚守防御思想而提出的“三方布置策”,还是孙承宗提出的“重将权”思想,建立宁(远)锦(州)防线的方案,袁崇焕实行的“凭坚城用大炮”策略,都是适当的方略,问题在于战略因为党争而无法有效实施。而归根到底,辽东问题实为财政问题,朝廷如果无法以较小代价提供每年三四百万两军费(熊廷弼经略辽东时就已提出这一预算),则辽事艰难而无解。
宁远古城
三是新党争。不论是限制不成熟的皇帝,还是平息朝堂中的党争,都需要一个曾经在万历初期行之有效的宫府一体制度作为保障。而神宗遗诏封郑贵妃为皇后、光宗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因大臣抗拒而失败后,少年天子熹宗实际上已经处于后宫无主、外廷难敌的局面,他的所有任性妄为已经失去了制衡力量,为了实现集权的目的,“妇寺窃柄,滥赏淫刑”自然是避免不了的。熹宗上台后,首先表现为王安为首的司礼监与东林党中以杨涟、左光斗为代表的台谏势力合流,强势攻击并驱逐首辅方从哲,导致内阁失势,其次是在后宫无主局面下魏忠贤、客氏“妇寺窃柄”取代王安掌控司礼监,并逐步形成“阉党”,与东林党展开激烈党争,其后无力调和矛盾、难以发挥作用的首辅叶向高无奈致仕而去。
四是新萌芽。晚明时期,明朝事实上出现了一些先进思想和新生力量。这些从传统封建肌体上新生的要素和力量,从许多方面正在改造和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正如我国著名史学家吕振羽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了新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并非外国史学家提出的“外铄”,而是其萌芽已经孕育内生。正统以后特别是万历以来,南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业资本渐次抬头,都市经济加速发展,国际贸易再度兴起,而封建农村出现分解趋势。与此同时,新市民阶层逐渐形成,中西交往在层次上、范围上提高和扩大,铸炮等新技术、高产农作物得到引进和应用。如果明朝政府能够更好地利用和适应这种新兴力量,则中国历史发展将走向另一个方向。
苏州丝绸博物馆复制的明代漳缎织机
可惜的是,这种形势剧变并未引起统治阶层的完全重视和正视。一方面,变革的力量无法产生,而传统的体制又无法解决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新生力量和因素不能引以为用,而是加速了传统力量和势力的崩溃。
移宫案三步曲
庚申之秋的巨变,代表着皇帝迭代、朝政变化与各方势力的权力倾轧。
移宫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发生的。
用简短文字说清移宫案过程的,是《明史·方从哲传》:
时李选侍居乾清宫,群臣入临,诸阉闭宫门不许入。刘一燝、杨涟力拄之,得哭临如礼,拥皇长子出居慈庆宫。从哲委蛇而已。初,郑贵妃居乾清宫侍神宗疾,光宗即位犹未迁。尚书嘉谟责贵妃从子养性,乃迁慈宁宫。及光宗崩,而李选侍居乾清宫。给事中涟及御史左光斗念选侍尝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托也。于是议移宫,争数日不决。从哲欲徐之。至登极前一日,一燝、爌邀从哲立宫门请,选侍乃移哕鸾宫。
移宫案三步曲示意图
根据《明史》和其他史料,我们来理一理移宫案发生的时间和过程:
第一步:郑贵妃从乾清宫移往慈宁宫
万历末,神宗病重,郑贵妃以侍疾名义居乾清宫。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病逝,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
八月一日,光宗登基。此时,进封郑贵妃的事仍悬而未决。
八月二十一日,吏部尚书周嘉谟从言官杨涟、左光斗等言,以大义责郑贵妃侄子郑养性,示以利害。郑贵妃当天移往慈宁宫。
关注点:
1、郑贵妃暂居侍乾清宫的合理性和合规性。
神宗病逝前,郑贵妃侍疾于乾清宫,合情合规。
神宗病逝后光宗登基前,郑贵妃“犹未迁”,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一个是光宗还是太子,直接入主乾清宫未免太着急,一个是郑贵妃封后事没有解决,移到什么宫?
光宗登基后,郑贵妃据乾清宫虽然失去了合理性,但还是存在郑贵妃封后或者待遇问题亟待解决。否则,光宗自称的“笃孝之心”如何体现?
2、神宗封后遗命成为新皇和朝廷的难题。
神宗病逝次日,光宗不敢有违父命,也不想得罪郑贵妃,即将神宗封后旨意下达内阁、礼部查例来行。礼部以“并无此例”为由进谏,《明史·后妃传》说:“礼部侍郎孙如游争之,乃止。”实际上,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各方还在探讨妥善方案安置郑贵妃。
光宗登基后,内阁首辅方从哲提出了一个似乎是两全的方案:请求将进封郑贵妃为皇后之旨藏于内阁,暂时秘而不宣。他的理由和考虑是:
事出创闻,例无可据。行之于今日,不无越礼;命之于先帝,疑于失言。臣自奉命之始,尊藏阁中,不必外传。庶朝廷无逾制之嫌,臣下无显悖之迹。
——《国榷》卷八四,泰昌元年八月壬戌。
《明光宗实录》卷六对此有类似记载,但标明“未报”,说明光宗当时尚在犹豫,未作出决定。
影视剧中的郑贵妃形象
3、郑贵妃当日移宫的原因。
在神宗病逝后一个月,郑贵妃终于从乾清宫移往慈宁宫。这是吏部尚书周嘉谟的警告起作用了吗?似乎是,其实不完全是。因为郑贵妃是迁往慈宁宫。而慈宁宫是皇太后居所,前一任的主人是神宗生母——慈圣太后。就是说,郑贵妃虽然没有实现她的封后(太后)目标,但是在宫中却可以享受皇太后待遇。因此,郑贵妃移宫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周嘉谟警告后,光宗和郑贵妃接受了内阁的方案。
《先拨志始》中的说法是:
遂止不封,而移居贵妃于慈宁宫,凡朝谒尊礼一如神庙之于慈圣故事。
《酌中志》也有同样记载:
光庙圣孝,凡朝谒尊礼,一如神庙时,见仁圣陈老娘娘、慈圣李老娘娘故事。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熹宗立,又将郑贵妃移宫到仁寿宫,而迁入慈宁宫的是神宗刘昭妃,实际代行皇太后职责。
先帝(指熹宗)登极,复迁郑老娘娘于一号殿之仁寿宫,请神庙东宫昭妃刘老娘娘于慈宁宫居住。
——《酌中志》
与后(指神宗孝端皇后王氏)同日册封者有昭妃刘氏。天启、崇祯时,尝居慈宁宫,掌太后玺。
——《明史·后妃传》
北京故宫乾清宫外景
第二步:朱由校从乾清宫迁往慈庆宫
八月二十一日郑贵妃移宫后,光宗、朱由校及李选侍等入主乾清宫。
九月一日凌晨,光宗连续服用两颗红丸后崩逝。卯刻(5-7时),给事中杨涟、大学士刘一燝等朝臣闻讯入宫哭临毕,因请朝见皇长子朱由校,为李选侍所阻。辰刻(7-9时),在司礼监官王安和大臣的努力下,朱由校出乾清宫,御文华殿,接受大臣参拜。巳刻(9-11时),朱由校径归慈庆宫(太子宫)。
关注点:
1、朱由校暂居乾清宫是光宗的旨意。
光宗即位后,大臣曾建议册立朱由校为太子,光宗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曾下旨缓建储期,后又钦定册立东宫日期择九月初九日。八月二十九日“甲戌召见”时,光宗自知“疾似不可为”,托付重臣将皇长子辅为“尧舜之君”。
与册立东宫相应的是关于皇长子移宫慈庆宫的问题,由内阁首辅方从哲提出“诸臣意欲请命皇长子移住慈庆宫,选择老成谨厚内侍付以阿保之任。”为此,八月二十二日“丁卯召见”时,方从哲请示皇长子移宫期。
帝曰:“朕不忍离,臣亦有言。”
嘉谟曰:“皇长子时侍侧为是,宫可无移。”
——(明)张泼《庚申纪事》
九月一日凌晨光宗刚刚崩逝,杨涟就入宫哭临,并要求朝见、移宫,李选侍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有所阻挠,固然有“谋挟皇长子自重”之谋,却实有充足理由。因为此时李选侍拥有神宗授予的“抚视”朱由校之权和光宗关于皇长子暂不移宫的旨意。
明朝时的慈庆宫位置在北京故宫中的南三所一带
2、杨涟第一时间入宫争抢朱由校,可能是王安与杨涟的合谋。
这一点在《明史·王安传》中说得十分清楚明白。
及光宗崩,选侍与心腹阉李进忠等谋挟皇长子自重,安发其谋于涟。涟偕一燝等入临,安绐选侍抱皇长子出,择吉即位,选侍移别宫去。
这也是为什么仅仅是兵科给事中的杨涟,却最早带人赶到乾清宫并由其主导朝见、出宫之事的原因。
3、阻扰朱由校移宫的是李进忠非魏忠贤。
移宫案中为李选侍出谋划策、出面阻扰朱由校移宫、参与移宫盗宝案的李进忠,是李选侍的“心腹阉”,绝不是魏忠贤。熹宗立,这位李进忠被认定为盗宝案主犯被抓,成为钦犯,被“以正国法”。实际上,当时在皇宫大内,至少有或曾经有三个姓名同为李进忠的太监。除魏忠贤进宫时原名为李进忠外,还有一个是后来巴结上魏忠贤而升任秉笔太监的李永贞(因避魏忠贤原名而改名)。
4、朱由校是否托付于李选侍曾引发争议。
当时,吏部尚书周嘉谟、左都御史张问达、户部尚书李汝华等大臣“虑皇长子无嫡母、生母,势孤孑甚,欲共托之李选侍”,杨涟则以“天子宁可托妇人”为由坚决反对。之后,诸大臣议移宫,争数日不决,而内阁首辅方从哲“欲徐之”,但此时言官势大,内阁已经无法掌控局势。
第三步:李选侍从乾清宫移往哕鸾宫
九月二日,周嘉谟及左光斗、杨涟疏请李选侍移宫。周嘉谟等人虽同意移宫,但仍认为李选侍可以托任保护之责,这一点与杨涟、左光斗等是不同的。
其后,已正皇太子之位的朱由校下旨令李选侍移宫,而李选侍拒绝移宫。
九月五日,在杨涟等的坚持下,大学士刘一燝、韩爌邀方从哲立宫门力请,李选侍不得已,仓促间怀抱皇八女,移居哕鸾宫。
九月六日,熹宗登极后,驾还乾清宫。
明朝时的哕鸾宫在仁寿宫北面
关注点:
1、李选侍暂居乾清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从事后的结果来看,逼迫李选侍移宫容易,而造成后宫无主局面,却遗患无穷。一个尚未出阁读书、智识不全的熹宗骤然间登极,却内无母后,外无师保,自然极易为身边亲近的妇寺所控制。这是导致《明史》所说“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选侍暂居乾清宫,继续抚视熹宗,或者移居他宫但仍将熹宗托付于李选侍,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在这方面,明史专家张宪博在《再论移宫》中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他认为:
明光宗死后,东林党人对政局缺乏冷静的分析,忽视了后宫空虚的特殊性,没有利用唾手可得的有利条件去尽量巩固宫府一体的机制,而是简单地将李选侍推出政治舞台,直接造成了后宫无主的局面,客观上促使朱由校迅速地依靠客氏、魏忠贤一伙,不意为宦官专权扫清了障碍。而宫府一体机制,以张居正当国时最为典型,其次在正统初年和武宗死后皇位空缺的一段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过,这几次都有一个共同的条件,那就是皇太后在宫中的制约作用。
这大约也算是东林党误国误己的一个事例。
2、熹宗和外廷强加在李选侍身上的恶名没有事实依据。
移宫案前后,左光斗、杨涟说李选侍会重演武氏之祸、垂帘之事,熹宗说李选侍气殴圣母、侮慢凌虐,大体上是出于政治斗争需要而提出的,并没有事实依据。
后来,崇祯皇帝对周延儒等言及三案时,认为“此三事皆非”,同时完全否定了李选侍虐待熹宗以及气殴圣母、垂帘听政的说法。
又如移宫一事,尤为不情,当日皇考以朕与先帝俱失母,命李选侍抚养,渠爱如子,朕与先帝故亦事之如母。所谓气殴垂帘,皆外臣不知内庭事,有此纷纷。且魏忠贤固系巨恶,王安亦非善类,若令得志,一等人耳。
——(明)李清《三垣笔记》
这一说法也与光宗传谕礼部封李选侍为皇贵妃时的理由是一致的。《明光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 》等均有类似记载。
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乙卯,上不豫,传谕礼部曰:“选侍李氏侍朕勤劳,皇长子生母薨逝后,奉先帝旨,委托抚育,视如亲子,厥功懋焉。其封为皇贵妃。”
——《明史纪事本末 》卷六十八
3、哕鸾宫实为封闭隔绝的宫妃养老院。
在明宫中,李选侍移居的哕鸾宫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实为封闭隔绝的宫妃养老院。《酌中志》是这样描述哕鸾宫的:
(一号殿仁寿宫之外层小门)内有哕鸾宫、喈凤宫,凡先朝有名封之妃嫔、无名封之宫眷养老处也。各有应答养膳银吃用,至病终之后,该号殿看门官禀知司礼监监官、典簿题知,奉旨:著照某封某氏例发送。
曾经风光一时的郑贵妃和李选侍,却在命运的安排下相隔居于左近,是否是决策者的某种恶趣味,不得而知。
“蟪蛄之声”中的明示与暗语
跟随杨涟、左光斗参与“移宫案”的御史张泼,有感于庚申之秋“未三月而历三朝”的历史,发出了“伤哉”的感叹,专门为此编撰了一部史料笔记——《庚申纪事》。在此书中,张泼可信详实地记载了其间帝位更迭、朝政变化,备述移宫经过,声明缙绅士大夫的态度。
张泼(1583-1638年),又名张自悟,字见心,一字横江,一字孝泉,号念山,别号悔庵,山东乐陵东关人。张泼是中国北方耕读传家、科举进阶的缙绅士大夫阶层的代表性人物。
张泼在《庚申纪事》文末,强调为避免历史失真,为他日修史取衷,必须发出缙绅士大夫的声音。这种声音,如“蟪蛄(即知了)之声,违山十里尚有之”。
一段细思极恐的记载
张泼在《庚申纪事》一书中,有若干细思极恐的记载,几乎颠覆了基于明史的有关常识。主要包括前后相呼应的两段话。
张泼《庚申纪事》,为《月山房汇抄》本标点整理
前一段话是:
杨涟趋语礼部侍郎孙如游曰:“皇长子非李所爱,李若后,嫡矣!他日将若何?”
这段话是在司礼监太监(很可能是王安)透露说“是时,闻郑贵妃曲谨事帝,能食其意,知李选侍房燕尤宠,为请封后以结欢,选侍亦为郑请封太后。”之后,杨涟对孙如游说的,并针对性提议内阁辅臣在光宗登极后三日即请立皇长子为太子。
后一段话是:
已,召皇四子出见。
后一段话出现在张泼所述丁卯召见中,而丁卯召见,不见于明实录,而见于《明史》列传。具体如下:
丁卯(即八月二十二日),特召见兵科及阁部大臣,而宣锦衣官校。众以涟兵科为之危,或求阁臣为解。阁臣谓涟庭诘当引咎。涟曰:“自分穴胸糜骨,必对如初。”
诸大臣入,一燝、爌称名谢,谕以“为朕尽心分忧”。注视久之,因言:“朕旧年七月失调,今年五月方痊。即位后,罔敢暇豫,病发寝寻,体久不平。”词意蔼然。
今上侍侧,目诸臣而手指之,渠事已妥,服事人俱有定。
已,召皇四子出见。
礼臣白封选侍事,帝曰:“是事朕有年,颇小心耳。”
方从哲请皇长子移宫期,帝曰:“朕不忍离,臣亦有言。”
嘉谟曰:“皇长子时侍侧为是,宫可无移。”
一燝请帝辅医药,厚自持。帝曰:“药无功,却十余日不进。”
嘉谟曰:“药犹第二义,惟清心寡欲,则勿药有喜。”
帝曰:“宫中无他事。”因目上,“哥儿说一说。”
上曰:“宫中无他事。先生示外人无听流言。”
——(明)张泼《庚申纪事》
丁卯召见的过程和议论的事情,主要包括:
· 因为宣召锦衣官校,众臣担心杨涟三日前的上疏忤旨(语及光宗“兴居无节,侍御蛊惑”等),必廷杖,结果光宗并没有此意,反而“温言久之,数目涟,语外廷毋信流言”。参见《明史·杨涟传》。
· 刘一燝、韩爌为新入阁大学士,因此入见时要称名谢恩。
· 君臣讨论了光宗的病情和用药情况。
· 针对内阁提出的“诸臣意欲请命皇长子移住慈庆宫,选择老成谨厚内侍付以阿保之任”问题,光宗表示“服事人俱有定”,但暂不移宫。
· 继续落实李选侍进封皇贵妃事,并“召皇四子出见”。
通过前后两段记载,张泼所表达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李选侍封后,其亲生的皇四子就成为嫡子,今后怎么办?
神秘的皇四子怀惠王朱由模
那么,问题来了,光宗皇四子是谁?
我们知道,光宗有七子,包括二帝五王。长大成年的只有皇长子朱由校(熹宗)、皇五子朱由检(思宗),其余五王俱早殇,追加封谥。光宗诸王,在《明史 》《明会要》《钦定续文献通考》等史书中均有记载。
根据《明光宗实录》和《明史·诸王传》,怀惠王朱由模生平如下:
怀惠王朱由模,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比皇五子朱由检大二个月零八天),明光宗朱常洛第四子,生母为李选侍(康妃)。五岁殇,泰昌年间追封为怀惠王。
朱由模有一个同母妹妹,即皇八女朱徽媞,封乐安公主,下嫁巩永固。根据其婚期推算,可能生于万历三十九年,死于崇祯十六年。崇祯十七年,巩永固曾经向崇祯皇帝提议迁都南京,北京陷落,举剑自刎,阖室自焚死。
那么,理应死于万历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间的皇四子怀惠王朱由模为什么会活生生地突然出现在泰昌元年八月的“丁卯召见”中?
一种可能是张泼《庚申纪事》的记载有误或有假,皇四子朱由模确实已经五岁殇。
先说笔误或刊误,这种情况基本是不存在的。比如,皇四子为皇五子(即思宗朱由检)之误,这是最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庚午召见中,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就有“传皇五子出见”的记载。但因为与前一段“皇长子非李所爱,李若后,嫡矣!他日将若何?”相呼应,显然不是“皇五子”之误。《庚申纪事》的旧版只有《借月山房汇抄》及《泽古斋重抄》两个版本,前者为清朝张海鹏所辑,后者为清朝陈璜根据前本所补辑,而现在《丛书集成初编》中的版本是根据《月山房汇抄》本标点整理,并不存在刊误问题。
那么,张泼有没有可能在《庚申纪事》中故意作假?可能性当然有,但作假的目的是什么?身为御史的张泼以正直敢言闻名,在一部明朝时并未出版刊行的史料笔记中故弄玄虚意义何在?以文中笔意来看,皇四子朱由模的存在是知者众的事情,如果张泼故意作假,则与其在文末所表达的为避免历史“失真”而著书的目的相悖。
一种可能是张泼《庚申纪事》的记载符合史实,皇四子朱由模确实活到了泰昌元年,只是移宫案后因为某种原因销声匿迹了。
这种情况应该说也是有可能的。如果这种情况为真,那么,泰昌年间发生的许多事件和异常行为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皇四子朱由模的存在就是许多事件包括推动移宫案的底层逻辑和根源所在。
而为什么诸史书都认定皇四子朱由模五岁殇,自然是因为官方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而修改了历史。天启三年,《明光宗贞皇帝实录》八卷修成,主持纂修的内阁首辅叶向高,曾经上疏辞恩并评说光宗实录特点,一方面强调实录皆得于真见真闻,不敢有一字之虚,一方面又声称“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者”。
惟是青宫毓德之时,备尝艰阻,操心危而虑患深,臣等亦悉心竭力,阐扬其万一,然皆得于真见真闻,近质一时之公评,远垂万世之定案,不敢有一字之虚,以为信史之累。顾其中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者,渗漏之罪,臣甚愧之。
——叶向高《续纶扉奏草》卷九,《辞实录加恩疏》,天启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北京故宫乾清宫正大光明匾
很显然,如果皇四子朱由模活到了泰昌元年,很大可能就是在移宫案后死于熹宗的谋杀。李选侍移居哕鸾宫后,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异常现象和奇怪流言。比如,泰昌元年十月丁卯,李选侍所居的哕鸾宫蹊跷发生了火灾。熹宗为此谕内阁:皇五弟并诸公主见居勖勤宫,与哕鸾宫相隔甚远,其哕鸾宫虽毁,选侍李氏暨皇八妹俱无恙,特谕卿等知之。此时,宫中有选侍自缢、皇八妹跳井的传言。在此前后,御史贾继春多次上书内阁,先是指责“违忤先帝,逼逐庶母,表里交构,罗织不休”,后又说“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谁怜;孀寡之未亡人,雉经莫诉”,与给事中周朝瑞等辨驳,杨涟不得不上《敬述移宫始末疏》解释。熹宗严旨穷诘,贾继春惶恐引罪,言得之风闻。虽有周嘉谟等力救,但贾继春还是被熹宗下旨削职为民。此事,在《明史》杨涟、贾继春等列传中均有较详细记载。
皇四子朱由模仍然活着,可能是诠释移宫风云中各方异常行为的底层逻辑
张泼在《庚申纪事》中这个明晰而诡谲、细思而极恐的记载,虽为孤证,证明不了什么,推翻不了历史,却似乎可以完美诠释庚申之秋那一段云谲波诡的历史和历史上那些诡异反常的行为。
因为皇四子朱由模仍然活着,本文导言中所说的那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都有了立足点和出发点。
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的逻辑
因为皇四子朱由模仍然活着,如果李选侍一旦获封皇贵妃进而晋封皇后,子因母贵,皇四子朱由模将有可能成为嫡子,必将危及皇长子储位甚至帝位。即使李选侍无法封后,如果把皇长子托付于李选侍,将是羊入虎口之局。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明说,而可供选择的方案只剩下:光宗登极,尽快提请册立太子,并移居慈庆宫,从而断绝李选侍为己子谋位的念想;光宗驾崩,迅速抢出皇长子,保护于慈庆宫,避免其为李选侍所害;以武氏之祸、垂帘之事为由,阻止李选侍进封,反对将皇长子托付于李选侍;坚决催促李选侍移宫,终结李选侍政治生命。
杨涟石刻像
这是为什么明明大东、小东本就站在同一阵营,而李选侍是光宗宠妃,天然与东林党有政治合作基础,东林党却实际选择反对李选侍所有诉求的根本原因。
这是为什么东林党并不特别着急催促郑贵妃移宫(滞留一月)而特别着急坚请李选侍移宫(滞留五天)的真正原因。左光斗所说乾清宫“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的理由和标准,难道仅仅适用于李选侍而对郑贵妃可以放宽要求?
夫初一出宫之议,事在呼吸之间;初五移宫之争,事在九卿疏请之后。惩前虑后,事自宜然。九庙神灵,鉴此赤衷。乃今日有以此过为选侍惜者,臣谓宁可使今日惜选侍,无使移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独览文书,称制垂帘之事。
——《明熹宗实录》卷四,泰昌元年十二月己酉条,杨涟《敬述移宫始末疏》
这是为什么东林党认为皇长子初一出宫“事在呼吸之间”、登极“间不容发”的根本原因。多数大臣认为熹宗登极当速,而杨涟以“非礼”为由定策初六登极,结果被迟来的左光斗唾面大骂误大事,杨涟听后为之竦然、色然而骇。
群臣遂退议登极期,语纷纷未定,有请改初三者,有请于即日午时者。涟曰:“今海宇清晏,内无嫡庶之嫌。父死之谓何?含敛未毕,衮冕临朝,非礼也。”或言登极则人心安,涟曰:“安与不安,不在登极早暮。处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议定,出过文华殿。太仆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至,责涟误大事,唾其面曰:“事脱不济,汝死,肉足食乎!”涟为竦然。
——《明史·杨涟传》
又以登极当速,或初三日,或即日者。涟与顾造、范世济为阁臣言:“宫邻昭泰,内无嫡庶之嫌,父死之谓何?含殓未毕,而衮冕临朝,非礼也。”
诸臣谓正位则事定而人心安。涟曰:“安与不安,不在即位早暮。植遗腹,朝委裘,安自如耳?”语次,光斗至曰:“事几之会,间不容发。失今日期,脱未安,汝安辞死。”涟色然而骇。
——(明)张泼《庚申纪事》
这也是为什么内阁首辅方从哲等相对中立的大臣在处理有关皇长子与李选侍有关事务中左右为难、以求兼顾的思维基点。
李选侍的逻辑
因为皇四子朱由模仍然活着,李选侍当然要为自己的儿子谋求储位乃至帝位。这种诉求显然无法得到光宗的直接应许,更无法得到东林党的支持。因此,只能谋求与郑贵妃结盟,互为奥援,实现双方封后和封太后的目的。光宗病重、郑贵妃移宫后,李选侍只能“谋挟皇长子自重”,谋求成为后宫之主,为自己的儿子争取机会。
这是为什么李选侍不理智地在甲戌召见时要皇长子提出封后要求、在九月初一阻挡朱由校出宫以及提出要听政并处分章奏的原因所在。
熹宗的逻辑
因为皇四子朱由模仍然活着,熹宗虽受神宗看重,且有长子优势,却身感危机重重。因为李选侍极得父皇宠爱,又是自己的“养母”和监护人,不争则有失位风险,抗争则背负抗旨不孝之名。幸运的是,司礼监、东林党和多数大臣站在熹宗一边。
明熹宗真像
这是为什么熹宗九月初一着急出宫,接受大臣朝见后径往慈庆宫,李选侍移宫前从不踏入乾清宫一步,从而摆脱李选侍控制的根本原因。否则,熹宗已经在李选侍“抚视”下共同生活了一年半时间,何以视李选侍如虎?
这是为什么熹宗指控李选侍在东宫时“殴崩圣母”、在抚视时“侮慢凌虐”、在移宫时“威挟朕躬,垂帘听政”,并不断揭露李选侍的宫闱恶行的原因所在。其目的在于为“停选侍封号”制造舆论,最终完全消除李选侍的政治影响,断绝皇四子朱由模的任何机会。几年后熹宗又支持魏忠贤为三案翻案,颂发《三朝要典》,大体上是出于打击东林党的目的,即使一定意义上会还原移宫案真相,但此时已经事过境迁,李选侍早已经不是威胁了。
《明熹宗实录》所载杨涟《敬述移宫始末疏》,实际上无意间显露了许多移宫案的真实内情。什么是“在旁之窥伺”?为什么选侍是否可托“皇上必深知之”?摘录其中两段如下:
诸臣哭临毕,恭请见皇上于寝门,拜呼万岁,天语答以不敢当者三。诸臣恳捧龙轩至文华殿,行嵩呼叩头礼。已而,诸臣皇皇,有以本日不登极为危者。盖先帝变出仓卒,上无圣母之凭依,中无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窥伺,谁为可恃以?故中外汹汹,共有过虑。此初一日辰刻事也。
尔时,诸臣又议皇上宜归何宫。有谓即当责成选侍托以皇上者。臣思选侍如可托,皇上必深知之,虽强之离而不得;如不可托,皇上亦必深知之,虽强之就而亦不可得。乃圣驾果径归慈庆矣。此初一日巳刻事也。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思宗直接认定三案“此三事皆非”,同时完全否定了李选侍虐待熹宗以及气殴圣母、垂帘听政说法,且强调李选侍“渠爱如子,朕与先帝故亦事之如母”的真正原因。思宗在泰昌年间已经接近十岁,且常随其父兄和李选侍左右,应是真正的知情人,他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
光宗的逻辑
因为皇四子朱由模仍然活着,光宗必然要考虑李选侍的感受,努力去平衡皇长子与皇四子的关系。正因如此,在未病时,光宗才会在大臣提议册立皇长子为太子时,作出缓建储期的决定;在病重时,光宗只能尊重礼制,选择让皇长子继位,避免时局动荡,同时急切地继续三次下旨要求内阁和礼部进封李选侍为皇贵妃,以避免出现后宫无主局面,实现保全李选侍和皇四子的目的。
明光宗真像
这也是为什么光宗在甲戌召见时李选侍通过皇长子提出封后要求后“上不语”的真正原因。光宗确实是只能“不语”,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疾似不可为”,所有的谋算都已经失去机会。
结语
张泼在《庚申纪事》中关于皇四子的描述,是一个近乎被读者和研究者无视的诡谲记载。显然,人们认为所有正史中明确记载已经“生五岁殇”的皇四子怀惠王朱由模,不可能堂而皇之地出现了在泰昌年的君臣召对之中。
但如果这个记载为真,却恰恰可以构建历史分析的底层逻辑,并成为解开历史谜团的关键钥匙。因为如果皇四子朱由模仍然活着,就可以完美诠释庚申之秋那一段云谲波诡的历史和历史上那些诡异反常的行为。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张泼在《庚申纪事》中这一段细思极恐的记载,仅为孤证,但逻辑自洽,信不信由你。
张泼《庚申纪事》
参考书目:
《明史》
《明光宗实录》《明熹宗实录》
(明)张泼《庚申纪事》
(明)李清《三垣笔记》
(明)文秉《先拨志始》
(明)刘若愚《酌中志》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
张宪博《再论移宫》
冷东《叶向高与明末政坛》
樊树志《万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