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考古】黄懿陆研究员:史前符号的经典

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研究员、理事黄懿陆

作者简介:

黄懿陆,壮族,云南省富宁县人,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壮侗学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会长,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理事。出版、主编各类著作50余部3000多万字。学术著作主要有:《壮族文化论》《滇史散论》《滇国研究》《滇国史》《中国先越文化研究》《〈山海经〉考古》《人类文明溯源》《商族源流史》《史前易学》《中华布洛陀神史》《中华民族起源》《云南两万年》《中国岩画史论》《人类早期文明研究》《滇学》《云南史前史》《骆越史》等。主编《云南名人》《中华历史文化探源》《中国藏彝走廊与绥江岩画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与滇国历史文化》《中国盘古文化暨大王岩画研究》等。文学著作有小说集《龙山女》,纪实文学《风雨征程》,散文集《古林幽思》《青春忆旧》,长诗《螺蛳姑娘》《壮锦红星》等。2010年,《中国易学起源的考古证据》获第十三回世界易经大会学术论文唯一最高金奖;《中国文明起源——从1.7万年前到春秋战国的易学模式》获第十三回世界易经大会学术著作金奖。提出中华民族在发明、使用数字基础上起源,是把易学引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践行者。

史前符号的经典

文|黄懿陆

一、符号和符号学

符号指的是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识,来源于规定或者约定成俗,其形式简单,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研究符号的学问,构成了研究符号的学说,于是诞生了符号学。
西方的符号学研究开展得较早,目前已形成各种理论体系和研究流派。我阅读、收藏的符号学研究著作,主要选择着重于收集、展示各种符号的研究著作。英国学者中,有萨拉·巴特利特的《符号中的历史》,该书“浓缩了人类文明的100个象征符号”;约瑟夫·皮尔西的《符号简史》,则是“一本读懂全球符号和它们背后的故事”“涵盖了几百年来,不同宗教、政治、流行文化中40种最显著的符号”;M.奥康奈尔、L.艾瑞的《象征符号》,号称是一部“包括1000多个文化和象征在内的大全”集;布鲁特-米洛福德、威尔金森的《符号与象征》,有大陆和台湾两个中文译本,认为已经“图解了世界的密码”。美国学者约瑟夫·巴祖尔的《人类符号简史》符号不多,但却可称得上是“一部跨越人类想象世界和经验世界的思维颠覆史”。
与符号学研究兴盛的西方相比,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起步较晚,公认的、真正成规模的符号学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我收藏有饶宗颐先生的著作《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该书2000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囊括国内外考古发现的符号数千个。显然,这是国内较有系统的对符号进行研究的专著。而《中国上古纹饰初读》则主要蒐集国内考古文物具有代表性的部分符号。其他符号学专业的研究论著还有王铭玉的《语言符号学》,200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赵毅衡的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中国学术界对符号学的研究,使得西方学术界能够倾听来自中国符号学学者的声音,为中西方符号学对话与沟通构筑了良好的平台。
刊物方面,则以英文版《中国符号学研究》为代表,采取以书代刊的方式,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主要用于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动态。我英文水平极差,根本看不懂,很是遗憾。这就说明,符号学的研究,在国内尚属于冷门学问,关注的学者不是很多,所以专业刊物《中国符号学研究》为英文。
我看到国外研究符号学的著作,是不是代表了国际符号学的水平了呢?也不是,著名的符号学研究著作,主要有瑞士学者索绪尔著的《普通语言学教程》,20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本学者池上嘉彦的《符号学入门》,1985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英国学者霍克斯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美国学者司格勒斯的《符号学与文学》,1988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法国学者吉罗的《符号学概论》,198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意大利学者艾柯的《符号学理论》,199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法国学者巴特的《符号学原理》,199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些译著在中国出版,为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符号学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对上述名家理论引介的同时,中国学者还对各家理论展开了较为深刻的独立研究及对比研究,研究的内容更多地集中在对其语言符号学理论的阐述方面。涉及史前符号学的研究,最近看到加拿大学者吉纳维芙·冯·佩金格的《符号侦探:解密人类最古老的象征符号》,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该书经过大量调查、比较研究,将史前符号进行归类,提出史前的几何图形有32个,根据我研究符号已有10余年的经验,认识到其中属于经典性的符号主要有3个:亦即三角符号、数字五和数字六。这类符号,均在史前符号之列,流传、使用数十万年不变至今。特别是三者都与中国书写数字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可以称得上是史前符号学中的经典性符号。
经典中的“经”者,来自四书五经中的经;而“典”,说的则是春秋战国以前的公文体制。二者作为一个复合词,大概具有四个方面指代性:一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二是之指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某种代表物;三是指最能表现本行业的精髓的的东西;四是指最具代表性的、最完美的作品。
我们将“经典”这个复合词,使用在符号学上,用以指代以上3种具有代表性的符号。
二、具有深刻寓意的三角形符号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人类社会文化共同体早期对三角形符号的使用,大约起源于公元前30万年前,这样的资料来自《活着的女神》一书。该书作者为美国人类学、考古学家马丽加·金芭塔丝的研究成果。她的理由就是,在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阿舍利文化时期,“三角形(代表着阴部三角区)自史前时代直到当今时代一直都是一种中心性象征,代表着给予生命和再生。”“在新石器时代艺术中,三角形的石头意指女神本身”“在神庙中巨大的陶制或石制三角形充当着祭坛”。关于祭坛的考古证据,这位学者列举了匈牙利科克尼多姆遗址一座约公元前5000多年前的神庙中,耸立着一个陶土三角形祭坛,上下两个部分雕饰者回形纹,其中底部三角形女阴雕饰中出现了一个女神的面容。这是一个公元前5000年的出土文物,属于提萨文化时期。关于三角形代表女性再生功能的考古文物,她列举了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3000年前的一个库库泰尼(特里波利耶)文化时期的陶瓶。上面刻画着一个三角形女神的画面,图中描绘一个有多重身体的女神,张开类似鸟爪的臂膀,站在一个由转轮和大弧形状水流形条纹构成的画面之中。作者分析认为,这样的画面是一种“再生象征”或表示着史前人类的“再生功能”。

在中国出土文物中注意到三角形客观存在,并且提出可能代表了女性生殖器进行初步解释的学者是卫聚贤先生;其后进行肯定并且做出初步研究的是著名性学研究者刘达临先生。在对中西文化趋同与差异进行研究,进行西方考古证据进行展示,其中包括镌刻着三角形符号的陶、石制人体的图像中,我看到三角形图像最集中,也是比较多的书,则是朱狄先生的《信仰时代的文明》,副标题为“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其中列举的图例多数来自《活着的女神》一书。可以明显看到人像生殖器部位,都刻制着三角形符号,但以女性居多。其中一个公元前5000年—前4500年的匈牙利史前农神则是男性,其夸张、巨大的男性生殖器根部,出现了两个锐角对应的三角形。这样的一种两个三角形对应的组合,已经近似于甲骨文体的数字五的结构了。这样类似甲骨文五的三角形结构,还见于罗马尼亚东北部属于库库泰尼(特里波利耶)文化时期的陶瓶,被称为“由两个相反的三角形构成的女神形象,位于陶瓶的中央带”。

在欧洲史前文化中,三角形代表男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意义的出土文物,在年代上似有规律可循。早在30万年前很长的历史跨度内,史前符号经过了冰河时期漫长的考验,史前符号到底遗留下来,直到今天还发挥着作用呢?

加拿大学者吉纳维芙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她在丈夫的支持和陪同下,花了整整两年时间,走遍欧洲400多处史前人类文明遗址,亲临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涉足的远古洞穴,收集了5000多个符号,建立起一个独一无二的数据库。在这个庞大的数据库里,她发现,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情况,在冰河时期整整3万年的时间跨度里,早期人类在整个欧洲大陆只留下32个符号。三角形等符号则有幸留在了史前遗留的32个符号当中。

到了公元前1.8万年—公元前1.5万年 之间,三角形的象征意义就有了明确界定。比如在乌克兰迈辛、杰斯纳河上发现的陶制器皿,上面刻制着明显的三角形,研究者判断为“明显的三角形阴户”,但是性别则没有说明。只是这个证据出现于《活着的女神》一书,我们可以勉强地判断归入三角形代表女神之列。当我们在《信仰时代的文明》列举的图像中看到男性生殖器部位也出现两个三角形时,才有了三角形也可以代表男性生殖器的判断。而且,这样的判断并非孤证,在中国黄河流域湖北省姊归市郊外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太阳神”像上,我们也发现了两个三角形代表男性的考古证据(北京晚报:《国宝特刊》,特1版,2008年8月3日)。我最早看到这个图像,是在2008年为配合北京奥运会举办,由北京文物局与首都博物馆“合全国26省市之精华倾力打造的《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上。迄今为止,在全国可见介绍所谓“中国最早太阳神”的文章、书籍中,我均没有看到相关作者关于三角形所代表的象征意义的介绍。在欧洲地中海遗址发现的一个石制男性生殖器的文物中,男性生殖器具有明显的与两个三角形相关的代表意义。有这样三个方面的考古证据, 是否可以说明,一个三角形出现在考古文物上,代表的仅是女性,而两个三角形出现,那就代表了男性?

目前读书可见的三角形及其象征意义,尽管国外学者研究从30万年前延续到现当代,但指出三角形直接与生殖器有联系的证据,年代则是在2万年前左右,以乌克兰杰斯纳河畔的出土证据为准。早于此一年代的证据,我没有在所读书中发现。自2006年以来,我一直研究抚仙湖水下遗址石质建筑上出现的文字符号及其图像。发现三角形独立出现在石质证据中的图像为数不少,是否可以作为这样一个相同时期的判断呢?就欧州可见出土文物的年代介绍而言,可以做出这样的排列: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可见从7000年前到5000年前,其证据链环环相扣,非常紧密。无不说明在10000年前,可以代表男女性生殖器的符号为三角形,到了8000年左右,代表男女性生殖器的三角形就非常明显地出现于人体胯部,经过比较,就很轻易地按图索骥去分辨三角形的代表意义。

说明在欧洲出现的三角形发展系列,早期代表的都是男女性生殖器这样的象征意义。

三、作为阴阳文化核心的数字五

(一)“

”的符号先于“

”的出现

在史前32个符号中,有这样一个结构“

”的符号,其与甲骨文体的数字“五”一致。但是,甲骨文中的数字“五”字,除了类似以乘法“

”的结构代表之外,还有这样的两种结构:“

”和“

”。其实,不用解释也可以明白,这两种结构其实代表的也是数字五。关键是“

”和“

”的写作或刻写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仅从甲骨文方面研究无法判断孰先孰后。当了解到史前符号中最早出现的是“

”结构后,至少我们明白这样结构的符号最后在西方发展成为乘法符号,而在中国则变成了数字五的另一种写法。那么,在“

”和“

”“

”之间,它们构成数字五的年代,是同一年代或同一时间段形成,还是各有侧重,有先有后的问题,又提出来了。

中国对数字五(

)进行研究的著作,最早见于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许慎在这部著作当中解释:“

,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凡五之属皆从五。

,古文五省。疑古切。”文字解释,内涵有二:一是“

,表示数字五,代表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二是“表示阴、阳二气在天地之间交错。大凡五的部属都从五。古文‘

’字,是五的省略”。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五行也,古之圣人知有水火木金土五者,而后造此字也。从二,像天地,阴易在天地间交五也,此谓

也。即释古文之意。水土木金土相克相生。阴阳交午也。疑古切,五部。古文五如此,小篆益之以二耳。古文像阴阳午贯之形。”这些解释,其实都没有解决“

”和“

”的起源问题。二者都是数字五的不同写法,但对二者为什么会有差别,二者孰先孰后,均不涉及。《说文解字》认为“

”是“

”的省略。可是,“

”字并不在史前32种符号之列。位列其中者,唯有“

”的符号。可以说,没有国外学者吉纳维芙·冯·佩金格的探索,我们并不知道整个世界都流传的史前符号当中有“

”的符号,更不明白“

”的符号早于“

”的符号。

(二)学术界对“

”之解释

1.数字“

”“

”起源不明

毫无疑义,“

”和“

”,本系早期数字五的不同写法。

为了探索其起源,极有兴趣的日本学者曾经投入很大的热情。

日本学者编撰的《甲骨文小字典》,将结构为“

”的数字五,界定为“起源不明”的文字,并且介绍了日本学界对这个字讨论的情况:“加藤常贤认为是缠线用的器物的象形,将其解释为‘大拇指和小拇指缠上丝线之貌,以此表示一个手指的五根指头’。藤堂明明保认为是表示交叉的记号,而解释为,用手指来数‘十’之数的时候,数到数字‘五’就要转换方向。白川静认为是器物的盖子的象征,表示数字是假借的用法。然而,在甲骨文中除了表示数字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用例。其构形理暂时无法辨明。”据此,就将这个“

”归入“起源尚不明确的文字”之列。

2.对“

”“

”进行猜测性的探索

(1)“人为‘束丝’”说。徐中舒先生在《甲骨文字典》解释“五”的初文,来自地支之“午”,实属错误。该书解释:“甲骨文字午之午做‘

’,本以束丝之交午形,会意为‘午吾’,借为画相交作‘

’形,故甲骨文借用为数词之五,或‘

逆’之‘

’。又为明确表示交午之意,更于束丝之两环中部截出上、下两段,只保留中段,即由‘

’形而为

形。或更于

形之交加指事符号一而作‘

’,此二字形于卜辞中专作数词之用。”郭沫若先生出提出“数生于手。……一拳为五”外,对于甲骨文“五”字的起源,其与徐中舒先生认识与《说文解字》类同。他在《释五十》中提出:“五作

,乃

(甲骨文午字)之变形”。根据《甲骨文字典》解释,甲骨文体五字,分卧式“

”、立式“

”两种,在殷墟出土甲骨文中,“

”不为卧式,而是立式。殷墟一期铁二四七.二、四期粹一二所见甲骨文五字,皆为立式。

(2)“庖牺文字”说。作为徐中舒先生的弟子,黄奇逸先生对“

”和“

”的起源,则另有自己的看法。其在《<易经>的成书经过及庖牺文字》一文中,将数字五的不同写法归结属于是“庖牺文字”。指出:“

,此字在古文字中释作“五”字。但它的原始义表示什么祭品?我们从《三代》16.11的铭文中得到启示,它应该是“鱼”。《三代》16.11第一字过去被甲金文旧体系释为“文”字,看来完全没有什么依据。我们考虑,

字开始可能作8、8、8、8等形,正像儿童图画中一条鱼形。后来人们把这种图画变成了符号,便成了

,甚至有人觉得鱼尾应该分叉,故也作

”。

(3)彝族文字说。湖南有学者认为是发音为“尼”的古彝文,代表“排”“灰色”的意思。由于彝族谱氏中有“尼能氏”的记载,便要为其合理性寻找依据。在贵州彝文中有“

”“

”解释为“青腾”一说,于是在一件据称是“炎帝时代玉秤砣上就雕刻有‘

’(青藤),证明了1200年左右,彝族确有‘尼能氏’其事。这个灰色石饰件刻符的内

‘尼’字,以后就固定成了‘灰色、牌、棒’的符号了。”现在的‘灰色’(

)是后来受到其他古彝文影响过来的。”

以上学者因为无法印证,就通过想象来猜测“

”和“

”的起源。

毫无疑问,“

”“

”字与数字五的起源有关系。最早的写法为“

”,其与六字(∧)和三角符“△”,都是《符号侦探:解密人类最古老的象征符号》介绍的史前常见的32个符号之一,在全世界考古遗址或早期岩画当中普遍出现。

我的观点是,以后的“

”字就在“△”的基础上,先是发展为阴阳文化的代表性符号,进而结合为“

”“

”字。其中卧式“

”字,首见中国抚仙湖水下遗址19米高的石质塔式建筑。

其表现方式为:“月亮旁边有一个阴刻‘▲’符号,与其并列的为两条阳雕男性生殖器交合的‘△’字二者结合,就是‘

’字”据此,数字五“

”的起源是可以寻找到考古证据佐证的。其一阴刻三角形、阳雕三角形的形式,出现在远古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的石质塔形建筑上。由于该塔形建筑出现的日、月、人图像中,有一阴一阳两个三角形构成的“

”字,呈两个三角形锐角对接之状,所以中午之“午”的甲骨文写为“

”,保留了类似两个三角形对接的形状。《甲骨文字典》误为“于束丝之两环中部截出上、下两段,只保留中段,即由‘

’”,那是不清楚“

”的原始来源所致。

其次,《甲骨文字典》还讲到“

”形“或更于

形之交加指事符号一而作‘

’”,那也是在不明白“

”字的前身为一阴一阳两个三角形结构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所谓“

”中间的“一”,恰恰说明这是标明区分“五”的甲骨文古体,就是两个三角形锐角处的对接。其中的“一”是一分为二表示两个三角形的意思。其后的“

”字,既是“

”“

”的简化,也是“

”字本原的回归。当然,到了这个时代,“

”已经定型为数字“五”的原始字了。

在中国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既出现独立的三角形,也出现两个三角形对应构成“

(五)”字的图像,但质地均为石头。

四、学术界对数字六的研究
同数字五的起源问题没有解决一样,关于“六”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其实尚未解决。
《周易考古解读》提出:“甲骨文数码‘六’作‘介’形,是单间房屋剖面的形象。也简化作‘∧’,是两面坡房顶的剖面形象”。
在中国史前遗址当中,“

,这个符号考古出土很多,如陕西姜寨仰韶文化遗址,陕西铜川李家沟仰韶文化遗址,浙江良渚龙山文化遗址、青海乐都柳湾马厂文化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龙山文化遗址,江西清江吴城商、周文化遗址,河南二里岗商文化遗址,上海马桥商文化遗址,陕西周原遗址等都有出土。这种刻符大都刻在出土的陶器上。这种广泛的石空覆盖告诉我们,这很可能是一种统一文字,这种统一的概念,只能用中国传说中的最古老的统一文字“伏栖字”来解释。

远古时期的“

”看似简单,但却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里,我们引用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的一段论述:“前些时候论及战国楚简的易卦,我曾说明其中两斜笔交叉不能认为是‘六’字,因为到那时的‘六’已没有这么写的。假若向上追溯,便不是如此,例如殷墟甲骨文的‘六’字就有写作‘

’,孙诒让、罗振玉已经识出。于省吾先生说:‘

为初文。甲骨文六字做

者,乃是早期卜辞兆侧之纪数字。’此外仅见于个别合文,用于卜辞者,则做介等形,‘其不做

,以其入字形同易混。’他还提山东章丘城子崖陶文‘

’,认为也是‘六’字。然而城子崖的符号‘

’是不是数字无法确定,甲骨文的‘六’做‘

’或许只是简省,恐怕还不能讲‘

’一定是‘

’的初文。”《中华民族起源》指出:“于省吾先生认为‘

’是‘六’的初文,起源于‘早期卜辞兆侧之纪数字’,这是没有依据的。因为甲骨文需要灼兆成文,谁也没有看到过。我们知道,从一到十的笔画不一,写法各异,灼兆龟甲或骨卜根本不可能形成或出现这些数字。况且,甲骨上的文字,并非灼兆而出。李学勤先生认为‘

’不是‘六’的初文,又不愿意相信‘城子崖的符号‘

’是数字。起因乃是因为不知道数字出现于何时和数字是在什么基础之上形成的。”

甲骨文研究大家徐中舒的弟子黄奇逸先生,认为“

”并非数字,而是表示肉之“肋骨”。提出:“‘

’是其最原始的单个形体,我想应该是一对肋骨,来表示肋骨及上面所附之肉状。动物肋骨与后脊梁柱骨相连后,正是作

状。四川自贡、内江一带语音中,读“肉”正读为“入”(ru),看来自贡、内江语音中这个字音应是一种古音了。“肉”与甲骨文数字的“六”,从现在看来读音也极近,古代二字的读音可能更近,它们二字同源,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了”。

根据《中国文明起源》一书的研究,中国数字在史前就已经出现了。书写的数字起源和具体时间约在1.7万年前,其载体为石头,表现形式为日、月、阴阳和男女生殖器官的组合,结构内涵为阴阳易学。”学术界喋喋不休的“

”字,

约起源于30万年前,在两河流域、古埃及、欧洲文明遗址当中,“

”这样的符号主要与鸟神形象有联系,而世界上对鸟的称谓普遍为“罗(洛、骆、诺)”的发音,人类社会文化共同体使用“

”为鸟的文字持续到殷墟甲骨文时期,其定形为文字“六”应该在远古云南的抚仙湖水下遗址时期。

在殷墟时期,“

”字一为名词“鸟”的称谓;二为数字六的文字。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胡言乱语,蔡运章先生在《洛阳名称溯源》中考证认为:洛阳有洛水,洛水本名“雒水”,“洛(雒)水”名称何来?蔡运章先生提出:“洛阳因雒水而得名,已为大家所知。但是,雒水因何得名,这是需要研究的。我们认为,雒水当因雒鸟而得名。”雒为鸟称,则“六”“雒”亦为“鸟”之称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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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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