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国家美术馆-1：无论谁评选镇馆之宝，这件肯定都会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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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计划是上午参观白金汉宫，下午参观国家美术馆，没成想白金汉宫只买到了13:15的票，而其它地方的行程也不好再调换，结果就是我们走进国家美术馆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好在我从一开始就把国家美术馆安排在了周五，这也是一周中唯一开放到晚上九点的一天，要知道其它六天都是下午六点关门的。好在英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大都免费参观，我们做好了看不完改天再来的思想准备。

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由英国建筑家William Wilkins（1778-1839）设计，建于1832-1838年。国会大厦设计师查尔斯·巴里的儿子爱德华·巴里（Edward Middleton Barry，1830-1880）于1872-1876年在主立面东北方向增建了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八角大厅。1884-1887年John Taylor（1833-1912）在主入口北侧扩建出现在的楼梯大厅。

从特拉法加广场过来首先进入的便是楼梯大厅，地板上铺着马赛克艺术家Boris Anrep（1883-1969）于1928-1952年创作的四幅镶嵌画。中间的这一幅叫《唤醒缪斯》，可以看到酒神巴库斯、太阳神阿波罗和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九位缪斯。

向北走上台阶，地上描绘的是《现代美德》，这里所说的“现代”当然是指艺术家创作时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比如这组中比划着胜利手势的丘吉尔面对身体呈纳粹符号的怪兽表现的就是反抗的美德。

美术馆按作品年代分区展览，最早的是13-15世纪的作品。首先看到的是意大利锡耶纳画派创始人杜乔（Duccio di Buoninsegna，1255-1318）的《圣母子、圣多米尼克与圣奥莉亚》。杜乔擅长在木板上用蛋彩绘画，其作品多为金底，让人想起拜占庭风格。有学者认为他确实去过君士坦丁堡，并从拜占庭艺术大师那里学到一些绘画技巧。不过，当时整个托斯卡纳地区其实都很流行拜占庭艺术，比如他的老师契马布埃（Cimabue，1240-1302）就受拜占庭影响很大。锡耶纳画派比传统的哥特式绘画更加注重刻画人物情感，你能感受到画中的人物已不是那么呆板。现在之所以很少有人提到锡耶纳画派，是因为这个画派在与临近的佛罗伦萨画派竞争中逐渐落了下风，尤其是当锡耶纳古城衰落后，这一画派也逐渐被人淡忘。据说杜乔的一些大幅作品甚至被切割分解后变卖，能看到保存如此完整的作品实属不易。

这幅《威尔顿双联画》的作者不详，创作于1395-1399年间，因来自威尔特郡的威尔顿宅邸而得名。正面左图中跪着的是英王理查二世，旁边站着三位圣人左起分别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王埃德蒙、忏悔者爱德华、施洗者圣约翰。正面右图为圣母子和11位天使。理查二世和天使均佩戴金雀花项圈，代表金雀花王朝；衣服上的白鹿徽章代表理查二世（还记得我们在国会大厦门口看到的带锁链的白鹿吗？）。画中天使体态优雅、面色柔美。背面是理查二世的盾徽和脖子上戴着王冠的白鹿。

接下来的这幅是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的《圣母子》。马萨乔被意大利美术史学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称为文艺复兴初期最伟大的画家。他贴近自然的笔法在十五世纪初的意大利可谓独树一帜，同时他也是最早使用线性透视法作画的人之一。可惜这位画家英年早逝，留下的作品少得可怜。

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1415-1492）是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又一位重要人物，他擅长算术和几何，因此对于透视法的使用更加严谨。这幅1450年创作的木板蛋彩画《基督受洗图》原为教堂祭坛的装饰屏。与拜占庭风格的金底和艳丽色彩不同的是，这幅画的色彩清淡，有点儿像壁画用色。画面中间的耶稣被一抹暖光笼罩，如神像般庄重。施洗者约翰有意与耶稣保持一定距离，使耶稣处于一个神圣不容侵犯的空间。左边树旁是三位天使，穿着鲜艳的服装，与耶稣和约翰的朴素形成鲜明对比。右边有位新入教者正脱下衣服，脚下被迷你化了的约旦河如镜子般映射出周围的景色。画面中的景物两两相似、和谐共处，如水和天、鸽子和白云、四肢和树干。

相比于马萨乔的开创性和弗朗切斯卡的严谨性，同在意大利的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1397-1475）就显得有些用力过猛了。看看他创作的这幅《圣罗马诺之战》，描绘的是1432年佛罗伦萨人与锡耶纳人在圣罗马诺交战的场景。画面中央是佛罗伦萨将领塔伦蒂诺。中部一圈长满花草的篱笆将近景与远景隔断开来。画家非常注重几何透视法的运用，但未能兼顾画面的真实自然，他笔下的战马等形象显得过于僵硬。

瓦萨里曾这样形容乌切洛：他沉迷于对透视法的研究，常常用一整夜的时间去把握一个精确的远景消失点。当同时代的画家都在运用透视法为作品中的叙事服务时，他却专注于营造一种深远的空间感。

英国国家美术馆并没有列出所谓的“镇馆之宝”，如果要列的话，我想下面这幅一定会圈在其中。它就是佛兰德画家扬·凡·艾克（Jan van Eyck，1390-1441）于1434年绘制的《阿尔诺勒菲尼夫妇》。此画堪称15世纪西方绘画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画面中表现的是长期居住在布鲁日的卢卡商人阿尔诺勒菲尼与一位定居巴黎的卢卡商人之女结婚或订婚时的场景。二者都赤足而立，以示神圣。看上去挺着个大肚子的女子并没有怀孕，她手提长裙的姿势在当时是一种时尚。背景墙上的拉丁花体字写着：扬·凡·艾克1434年在此，表明画家当时是亲临现场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的。墙上的凸面镜中除夫妇二人外还有两人，其中一位应该就是画家本人。镜框上的十幅画描绘的是耶稣受难过程。画家将当时并不普及的油画技术在木板绘画中发扬光大，使他能够将光影效果细腻地表现在其作品中，比如枝型吊灯、桌上的水果和地上的木屐。

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09-2001）曾评价道：“这幅画的创新和革命性相当于多纳泰罗（Donatello，1386-1466）或马萨乔的作品在意大利所产生的作用。现实世界中的一个朴素角落如魔术般突然就被呈现在画板上。这也是历史上艺术家首次以见证者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不少人认为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1599-1660）创作的世界名画《宫娥图》中通过画中镜子反映现场观者的做法就是受到这幅画的启发，因为这幅画在委拉斯开兹活跃的年代曾收藏在马德里王宫中。

扬·凡·艾克到底长什么样呢？从上面那幅画镜中的小人很难看清，好在我们还有他的自画像。画框上方刻着的字是：尽我所能；下方则记录了当时的日期：1433年10月21日。画家的面部和头巾被描绘得逼真细腻，连瞳孔的结构和眼底的血丝都清晰可见。稍显不足的是肩膀被画得太陡，这好像也是批评家们唯一不满意的地方。

罗吉尔·凡·德尔·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399-1464）是与扬·凡·艾克同时代的早期尼德兰画家。他的作品受到扬·凡·艾克的一定影响，但较之前辈，他更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情感。请看这幅《阅读中的抹大拉》，虽然只是整个祭坛画原作的一个局部，但已被艺术史学家坎贝尔（Lorne Campbell，1946-）赞叹为15世纪最伟大的杰作之一。这是一个标准的美人形象，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颧骨、椭圆的眼睑，处处都体现出当时人们对美女的认知要求，如果用中国的传统词汇形容应该是螓首蛾眉了吧。由于古代女子识字读书者甚少，这样的形体动作本身就自带高贵气质，加上女子面色沉静、神情专注，让人几乎忘掉了抹大拉原本是个从良的妓女。画家对细节的把控也精确到位，书页边上的金钩、腰带末端的金饰、身旁的膏油瓶和地上的木板钉，全都禁得起任何挑剔的眼光。抹大拉身后的蓝衣人被认定为圣约瑟夫，也就是耶稣的养父，绘有上半部分的画板现存于里斯本的博物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