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塞诺：内亚的概念
文字、种族、宗教、语言作为凝聚因素在内亚只起到了非常微弱的作用。最可行的定义是该地区相对的经济与文化水平，它包含了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并与一个更加繁荣的定居世界形成永久性对立。战争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暂时的和解不会持久。野蛮人和文明人是既对抗又相互依存的。
内亚的概念
丹尼斯·塞诺
任何对内亚的定义都只能并应该以经济因素为基础。将这一地区与定居诸文明区分开的差异也植根于经济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差异导致了欧亚大陆主要的两大区域,即农业外围地区和按自然带分别以渔猎或畜牧经济支撑的中央地区,之间发展起来的一种对立关系。
现在提出的问题应该是这一地区是否可以用直接的术语对它下定义,而不是在与其他文化地区的对照中下定义。作为一个整体的内亚是否存在着客观标准？如果曾经有过,而今天这些标准已经无法识别了。通常维系或创造一个文化实体的纽带——诸如文字、种族、宗教、语言——作为凝聚因素在这里只起到了非常微弱的作用。
尽管无人否认使用通用文字产生了凝聚力,但书写在文化创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却往往被忽视。拉丁字母在现代的传播,以及西里尔文字在上一个世纪的传播都生动体现了一种通用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由官方提倡使用的一种新文字系统(如1926 年土耳其的情况)可以将人民从一种文化共同体移向另一种文化共同体。在一些情况下,通用文字的使用甚至可以排除不同语言所产生的障碍,如日本与中国就是一例,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中国境内的情况也是如此。内亚各族之间从未有过统一的书写形式,并且在各种书写形式中也没有哪一种书写形式能在不同的几个时代得到广泛的使用。而且,由于文盲现象普遍存在,无论采用哪种书写方式影响的都只是少部分人。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尽管蒙古人种和通古斯人种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内亚的典型人种,但在新石器时代,欧罗巴人种居民在内亚腹地的出现已经得到了证实。关于这一论点的例子是大约公元前2000年出现在米努辛斯克(Minusinsk)附近草原岛(steppe island)上的阿凡纳羡沃(Afanasievo)文化。分布在阿尔泰山与里海之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创造者也属于欧洲人种。蒙古人种的首次露面可能在公元前1200 年前后,当时所谓的卡拉苏克人成了米努辛斯克地区欧罗巴种居民的支配者。在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印度-雅利安人和大多数伊朗人先后离开草原向南征服,定居于印度次大陆和伊朗境内,而伊朗人(最著名的是斯基泰人)于公元前第一千年在草原的出现已经得到了证实。直到基督教时代的最初几百年,最后一批伊朗人才从草原上消失,他们被突厥人取代。在此不可能承担起概述内亚种族史的任务,但显然,在本地区可能辨别的特征中,由体质人类学所确立的标准还没有形成。
内亚没有孕育出任何大的具有征服性的宗教,但大约在公元前1450—前1200年间的某段期间,伊朗人的先知琐罗亚斯德被一些人拘留在草原上生活和传教,结果,他的宗教被迁徙部落带到了南方,成了“伊朗人的宗教”。在内亚本土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赢得过大多数居民的拥护。由于缺乏足够的书面资料,关于当地宗教信仰的讯息极少且很难得到解释。对腾格里(该词有天和上帝两层意思)的崇拜显然相当广泛,至少在中世纪的草原地带是这样。但是,没有发现教义得以发展的踪迹。在13世纪,由蒙古统治者提倡的最高神信仰是十分活跃的,与此同时,蒙古统治者对一切宗教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他们的最高理性和道德成就可能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来。在形成分化以前就为人们普遍知道的神话故事在中国和希腊都有痕迹残留下来,而内亚地区本身由于缺乏书写传统,却没有将它们保存下来。也有记录较好的少数事例,它们令人信服地表明,在希腊、中国和近东著作中发现的相同的神话观念并非借用(如通常的想法那样),而是完全独立地源于共同的内亚基层。几百年来繁荣在横跨这片大陆各个地区特有的早期艺术形式,即所谓的“动物艺术”,很有可能也是基于这种共同的、尽管是久被遗忘的观念。正像猛犸象的尸体已经完好地在西伯利亚的永冻层保存下来一样,思想意识和神话观念的遗物也可能从内亚文化遗产的深不可测处发掘出来。
由于缺乏书面记载——最早的文献写于公元8世纪中期,是用突厥文写成的——不可能重构内亚语言学史,然而,毋庸置疑,在它的限定范围内从未存在过统一的语言,并且该地区的语言种类过去要比现在多得多。事实上,从对它的研究引起欧洲学者注意之时起,即自18世纪以来,内亚的大多数语言已经消失。在我们可以追溯到有史料可查的时代,乌拉尔语系(芬兰- 乌戈尔语和萨莫耶德语[Samoyed])和阿尔泰语系(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在中亚森林和苔原地带已经成为占优势的语言,两种语言之间的自然联系未能建立起任何程度的确定性。尽管有学者断言这些语言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存在着亲缘关系——即这些语言都来自共同的渊源语(Ursprache),包括本人在内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语言中毫无疑问存在的共同成分是几百年长期交往的结果,是一种趋同而不是分化的产物。除却纯语言学的争论在此无法深入探讨,有关乌拉尔语或阿尔泰语吸收所谓的古亚洲语(Paleoasiatic tongue)的历史记载也支持这一理论。尽管如此,这些语言中的大多数是不能相互理解的,在我们的知识范围内,从未存在过这样一个时期,即一个说突厥语的人与一个说蒙古语的人能够互相通话。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可能是内亚具有代表性的语言,但这两种语言在生活于内亚的各民族之间从未统一过。就可利用的历史资料来看,各草原帝国内似乎都存在着说多种语言的居民。
如果上述诸因素中无一能成为内亚文明的本质要素,看来最可行的定义(区分的依据)想必仍是该地区相对的经济与文化水平,而不是它的绝对内容,即它属于欧亚大陆,但却从来不属于定居的世界。它包含了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并与一个更加繁荣的外部世界形成永久性对立。
我们无法知道环绕文明的外圈不断扩大新层的这一过程延续了多长时间。两个集团之间的对立有时由家族不和引起,同一氏族中有成就的和没有成就的分支之间相互对立。那些达到目的的人定居下来,也许是由于他们比其他同族更加残忍或狡猾,或者不愿冒险。历史肯定产生了比我们知道的更多的,像该隐和亚伯、以扫和雅各那样的兄弟,而且以撒的话对于许多感到被驱逐的人来说是真理的回音:
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
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
你必倚靠刀剑度日,
又必事奉你的兄弟;
到你强盛的时候,
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
《创世记》一书告诉我们雅各认为听从母亲的话,在其兄不能到达的地方去寻求避难是明智的,成功没有带来心灵的平静。于是,感到有必要在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竖起一道屏障。它们可以用石料筑成,像中国的长城或哈德良(Hadrian)长城一样。但这种建筑可能被攻陷或坍塌。最好在人民心中筑起一条大坝,它可以抵御时间的侵蚀,可以屏蔽常识的攻击。偏见实际是不可攻破的,对“外邦人”一贯的敌意在成功集团的每个成员心中扎根,并小心地滋长起来,露出了增强团结纽带的优势,把政体统一起来,使之更加能够服从政府,让每个人都相信这是唯一能够保护他们免遭外部黑暗中潜在危险的政府,是一个能够保护他们的劳动果实免遭人剥夺的政府。恐惧持久而普遍地存在着,必须不惜一切地保持内外有别,用司马迁的话来说:“里面是戴帽子和腰带的人(即中国人),外部是蛮族。” 尽管可以用其他文明民族来取代中国人,如希腊人、罗马人;而对于蛮族却没有这样的替代者,因为他是自成一格的(suigeneris),即所有其他民族的敌人。与他们作战是统治者的首要任务,事实上,可能是他对自己臣民实行统治的合法性所在。正是在与外来者(即已建秩序的真正挑战者)的战斗中,统治者才能够显示出他的勇气,也才能够使其子民信服他本人是适合统治的,因此他的权力是合法的。而野蛮人在面对他之时应该敬畏,他们会因恐惧而放弃战斗。如果像帖撒罗尼迦的优斯塔修斯(Eustathios of Thessalonica)所说的那样,战争像民族的疾病,由蛮族发起的反拜占庭战争就像一场否认全能上帝的疾病。
我们已经看到,蛮族是被无法满足的贪婪所驱使的。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所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适当位置,他们的行为混乱,没有规矩,“像一只耗子一样缺乏目的和果断”,不知礼节。《礼记》(The Book of Rites)说:“行为的规则使文明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为所欲为是野蛮人的行为方式。”对马赛的萨耳维安来说,“野蛮人不仅缺乏罗马人的智慧,而且缺乏人类的智慧。”用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 Magnus) 的话来说,“他们被称之为野蛮人,他们的道德没有在法律或政府或任何其他纪律的体系中得到规范。”至于罗吉尔·培根(RogerBacon) ,他把世界分为两部分:蛮族之地与“理性民族”之地。
在极少情况下,暂时的和解是可以想象的,但和解的时间不会持续,在某些方面,这种和解是反常的。文明人的目标必然是将野蛮人拒之于普世(oikoumene)之外,还要防止他们进一步入侵。正是这种精神驱使着传奇的亚历山大大帝去驱逐神话中典型的蛮族化身哥革和玛各这两个“不纯”的民族,将他们拒之于铁门之外,赶到不可逾越的深山之中。然而,这并不能确保这些不纯的民族不会从北方老巢卷土重来,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到末日审判来临时,一群群的哥革人和玛各人将给那个曾经驱逐他们的世界带来普遍的灾难。
内亚,有必要重申其正确名称应为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开端,直到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及各自的繁荣程度出现明显的分化,要求建立自然的和道德的屏障以保卫更加繁荣的群体时,内亚的历史就开始了。这些冲突骤起,而大多数是因力量的耗尽而平息,这些冲突一直持续到近代,也许在某些方面一直持续到今天。不可能有另一种情况,因为野蛮人和文明人是既对抗又相互依存的。不理解其中之一就不可能给另一方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两者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土狼和狗之间能够存在什么样的和平呢? 富人与穷人之间又能够存在什么样的和平呢?”对于“我们的”文明世界来说,内亚是另一半。它的历史是野蛮人的历史。
【本文节选自《剑桥早期内亚史》第一章“导论：内亚的概念”】
作者：〔美〕丹尼斯·塞诺 主编
译者：蓝琪
页码：551页
开本：16开
装帧：精装
出版日期：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出版
ISBN: 978-7-100-18769-5
定价：15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所探讨的历史，始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终于蒙古征服前夕的13世纪初期。追溯了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匈奴、匈人、阿瓦尔人、芬兰-乌戈尔人、柔然人、突厥人、可萨人、佩切涅格人、库曼人、塞尔柱人、吐蕃人、契丹和女真人等不同人群在内亚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就。与普遍的认识相反，本书作者认为，这些游牧民族并不单纯是对农耕居民发动攻击的敌人，他们不仅索取，而且也给予邻人许多。由于游牧的机动性，内亚游牧民在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起到了媒介作用，他们是世界历史中发生的许多事件的催化剂。
【主编简介】
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1916—2011），迄今在中央欧亚研究领域取得最卓越成就的学者之一，被尊称为“内亚大汗”。毕业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长期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1962年开始任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并创立中央欧亚研究系。代表作有《剑桥早期内亚史》《内陆亚洲》《乌拉尔诸语言》《匈牙利史》《阿尔泰文明诸方面》等。
【译者简介】
蓝琪，1948年生，湖北安陆人，著名中亚史、突厥史、中外关系史专家。代表著作有《中亚史》（全6卷，第一作者）、《称雄于中亚的游牧民族》、《16—19世纪中亚各国与俄国关系论述》、《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代表译著有《草原帝国》、《治国策》、《中亚文明史》（第五卷）等。
【专家推荐】
《剑桥早期内亚史》提纲挈领地概括了蒙古崛起之前的内亚各主要区域主要人群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历程，至今仍具有知识和思想的学科框架价值。在读史者越来越寻求多元视角的今天，内亚世界成为深入理解历史复杂性的必要途径之一。
过去存在这样的简单化历史观，把内亚世界简单化，只从内亚人群与定居社会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为竞争关系）角度看内亚，看不到定居社会与内亚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系（既竞争又共生，相须互动），这样的历史观一方面忽略了内亚社会内部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定居农业世界历史进程的真实面貌。《剑桥早期内亚史》为系统学习内亚史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进阶指导。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本书在丹尼斯·塞诺教授的组织下，邀集了许多西方内亚史学者，针对内亚历史上的重要人群与政权，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叙述，反映了1990年代初期西方内亚学界的最高水平。译者蓝琪教授在书中增添了不少译注，不仅查找了书中引注材料的中译本并征引相关段落外，而且对书中提及的诸多内亚研究学者作了介绍，大大节省了读者查找相关背景资料的时间。对于内亚史、中国民族史、边疆史有兴趣的读者，本书是不容错过的经典之作。
——蔡伟杰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