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族：从职场退守卧室，锁上房门
林中出现两条路，一条通向996大厂和快节奏的都市，另一条通向小地方的卧室。一些自称“社会化失败”的年轻人，选择从竞争时代蒸发，退回房间，锁上房门，不再面对职场。他们在网络上组建了“家里蹲自救同盟”，参与者达27162人。他们就像是被高速运转的时代列车，遗忘在站台上的人。
为什么不工作？
她家在山东省德州市的一个小县城，没什么大企业，更多的是几个人的小公司。这些公司大多工作时间长，员工流动性频繁。
第一份工作是办公室文员，她只干了一个月，她觉得办公室的同事上班时叽叽喳喳，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整天给老板打小报告、说三道四。给老板买奶茶，也被她认为是在“阿谀奉承”。久而久之，自己就成了孤家寡人。老板请同事喝奶茶，唯独没有她那份。她担心自己长期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会抑郁。
第一次辞职，她在家里呆了半年。一开始她也不适应家里蹲，每天忙着浏览招聘网站。但过了几天，她却觉得在家呆着很舒服，每天睡到自然醒，再给自己泡一杯香茶。摊开画纸，画几幅小画。或是坐在钢琴面前，弹一首悠扬的曲子。父母从小望女成凤，拿微薄的薪酬培养她的才艺，但她却只学了一点皮毛，给自己留了一点爱好。
图 | 梁霞用来作画的画笔
可到了第二个礼拜，父母就不高兴了。他们年近五十，父亲是机械厂的装配工，母亲也在车间工作，工资不高但也辛苦了十几年，他们无法理解梁霞不上班的状态，母亲很恼火，整天在她耳边唠叨，一个大专生找工作不是很容易吗？你怎么就不行呢？更严重的时候，直接给梁霞下最后通牒，我们不想养你了，你必须离开家。
梁霞顶不住父母的压力，找了一份淘宝客服的工作。工作时间从早八点到晚十一点，月薪仅四千，没有休息日。她不止一次动过辞职的念头，特别累的时候会埋怨，难道人活着就是为了工作吗？崩溃源于一次发烧，她一边输液，一边顶着昏沉的脑袋工作。父母看到她带病工作的辛苦，忍不住劝她辞职。
父母松口后，她迈着轻松的脚步回到家。此后，梁霞就不断在工作和家里蹲的生活状态之间转换，开始时会纠结，自己到底要一蹲到底还是想办法适应社会？离职次数多了以后，她失去了去上班的勇气，决定要多在家休整几年。
钟浩宇再次在考研的考场上交了白卷，答题基本靠蒙，半个小时就做完了。考场上没有手机，也不能早交卷，剩下的时间只好趴在桌子上睡觉。
这是他第三次考研，临考前半个月，考研资料上积了一层灰。里面的专业术语显得陌生，他试图规律学习，但十分钟以后就开始刷手机，大脑很难转动一圈。他翻出高中时的笔记，却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笔记本上的解题步骤。他知道，每年交的考研费，不过是在浪费钱，但考还是要考的，考试能证明他在努力，而不是啃老。他的社交软件签名永远是，考研中，希望这次能上岸。
图 | 钟浩宇的考研书籍上蒙了一层灰
今年27岁的他是家中备受宠爱的独子，高一时他吵着要学美术，学习花费极高，家中并不富裕，但父母却力排众议，要实现独子的心愿。纯艺专业本来就不好找工作，更何况，大学四年，钟浩宇专业绩点倒退至班级倒数后十名。
2017年毕业后，投了几百份简历都没被录用的他，只得回家准备考研。前两个月还能坚持每天六点起床，准时开始复习，但家里氛围松散，他很快就坚持不下去了，他关掉了闹钟，每天醒来抱着手机床上一趴，看小说、漫画、追剧，但只要一拿起书来就困。
父母只有初中学历，从不过问儿子的学习，根本不知道儿子在房间里干什么，还怕他看书枯燥，给他买了许多零食。长期下来，钟浩宇习惯了懒散的状态，他也想出去上班，但发现家里太舒服了，他无法挣脱。
从竞争时代蒸发的人
在大厂年轻人一边自嘲996，一边忧心掉发问题的当下，“焦虑”已成为大城市的共有情绪。都市年轻人每分钟都害怕掉队，可是另一部分年轻人却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自我放逐。
他们退出大城市，锁上了自己的房门。不上班、不学习、不出门参与现实社交，依靠父母资助生活，成为“家里蹲”的一员。
为了寻求相互慰藉、抱团取暖，他们在豆瓣上建立了“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组，参与者达两万七千人。小组成员自称为“蹲蹲子”，是一群没法赶上高速运行的时代列车，从此被遗忘在时代站台上的人。
之所以成为家里蹲，部分人是因为自身缺乏努力适应社会的意愿，再加上家人的纵容和溺爱也为其提供了空间。但另一部分人，是因为社恐、抑郁症等心理疾患导致的“社会化失败”。
梁越不堪工作压力，2017年告别了四年的沪漂生涯，从上海辞职回到千里之外的山东家乡。
今年30岁的他曾是一名月入过万的服装设计师，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晚上九点半才能下班。回到合租的房子后，给自己点一份麻辣烫当晚饭。一边吃外卖，他一边打开手机搜索：怎么治疗失眠？
有一段时间，他忙着一个大单。压力过大，他开始整夜失眠。网友推荐的方法他都用了一遍，睡前放歌，洗热水澡，泡脚，听助眠音频。这些都没用，他烦躁易怒，头脑发胀。白天在工位上，他常常出错。
祸不单行，此时家乡偏偏传来噩耗。母亲出车祸导致左胳膊骨折。父亲让他不要回家，可他却想着过年时父母期盼的眼神而无法入睡。于是决定辞职回家陪床，病床前，他自责落泪，脑子里像是有无数个声音在说话，看到医院的窗户，总有一种想要跳下去的冲动。
最终，他被确诊为抑郁症，用了药物后，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但在家里蹲的日子里，他每天都要跟抑郁作斗争。虽然服药后不再失眠，但却因为睡眠时间过长，无法集中精力做事。他大学时爱玩游戏，最高记录一天可上线8小时，但现在他有了充分的时间打游戏，却失去了兴趣。
药物使他发胖，由于长期宅家刷手机，他的近视增长了200度，路边门店的牌子都要凑近才能看清。手机拿远一些，就看不清上面的字。
而朱泽回到家里的原因，则是由于从小就有的“社交恐惧”。他不是找不到工作，也不是怕累，他只是害怕跟人接触。
朱泽家在山东中部的小县城，卧室朝南，2016年大学毕业后没考上研究生，开始家里蹲。他拉上厚实的窗帘遮住阳光，整个房间显得很阴暗。23岁的他躺在床上，头发用皮套扎了一个马尾，脸色苍白，眼角挂着乌青的眼袋。外卖盒子和零食堆积在床头，膨化食品的碎屑落满床单。
退出的道路
蹲了一年后，钟浩宇的身体素质下降，每天打不起精神，大学时他曾是篮球队员，但现在做一个俯卧撑都气喘吁吁。他瘦得能看到自己凸显的肋骨，胳膊上的肌肉也退化了。
他把自己的危机坦诚地告诉父母，父母依然鼓励他呆在家“看书”，还决定给他买个跑步机锻炼。父亲坚信他一定能成为画家，还宽慰他，咱家有房子，也有存款，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在父亲慈爱的目光中，他觉得自己并不是啃老族，而是父母唯一的孩子。
他找到了“家里蹲自救联盟”豆瓣小组，其中有很多他的同类——家里有房且不愿独立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家在小县城，远离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安心地在父母的庇佑下做一个废人。
钟浩宇把这样的网友聚集起来，组建了一个群，在群里互相发红包刷存在感，他甚至在网上交到了几个关系不错的女性朋友，常常给她们寄礼物、发红包、打情骂俏。
看到带病辛苦工作的女儿，梁霞的父母接受了她“家里蹲”的现实。梁霞可以心安理得地呆在家里，睡到太阳升得老高，再下楼买早点，早点铺的大姐都认识她了，会问她，你为啥现在才吃早饭？梁霞撒谎说自己刚下夜班，拿上早点匆匆忙忙地就走了。
蹲了一年后，梁霞工作存下来的钱花光了，出门买东西，就必须得去父母放钱的抽屉里拿。父母发现后，故意多放一些。他们也不再总是唠叨她，而是下班后带着女儿一起遛弯。梁霞一只手牵着爸爸，另一只手牵着妈妈，一家人说说笑笑，看上去其乐融融。
每到此时，梁霞总是想起小时候散步的场景，自己也是在中间，吊着爸妈的胳膊，双脚腾空。但现在，她已经比父母还高了，不再能像从前一样了。
接受了“家里蹲”现实的父母，开始忧心：孩子一辈子靠父母不行。结婚，是他们能为孩子想到的出路。只要能结婚，赚钱可以先放在后面。
钟浩宇三年考研均告失败，父母坐不住了。母亲急着抱孙子，儿子已经27岁了，不能再蹲在家里备考，应该先结婚。他们对儿子极有信心，家里有钱，儿子长得帅还会画画，怎么会愁找女朋友呢？
梁霞的父母也抱着同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女孩结婚后，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都可以过日子。于是四处托人帮女儿找对象。
只是，每当亲戚朋友问到女儿情况时，父母仍然会心虚，撒谎说梁霞正在准备考研。亲戚们有时会夸奖两句：“看，人家孩子就是有眼光”。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种虚假的客套。
其实，梁霞也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学，其中还有一个男生喜欢她，会经常给她送一些小礼物。自从梁霞开始家里蹲之后，这个男生就渐渐疏远了她。
而对于从小就成绩优异的朱泽来说，“家里蹲”的时光充满了折磨。他从小就是亲戚眼中“别人家的孩子”，就算到了大学，在全系也排名前十。父母并不了解什么是“社交恐惧”，只认为儿子的性格内向，只要多练习跟人交往就能克服。朱泽曾试图跟母亲沟通，总是换来母亲的一声冷笑：“人是老虎吗？人会吃你吗？笑话。”
朱泽每个月都会收到父亲的红包，红包上写着：“小泽，爸爸爱你”。钱不多不少，刚好两千元。朱泽只用这些钱来买外卖，打游戏也从来不充钱。大多数时候，朱泽都紧闭着房门，母亲只会隔着门，声泪俱下地控诉：“你不出去上班，我死都闭不上眼睛”。
但偶尔遇到母亲心情好的时候，她会推门进来，像小时候一样招呼他：“小泽，来帮妈妈收拾一下”。母亲会麻利地揭下床单，让他抓着被角，一起用力褪下被罩。那时候母亲的眼光温柔，小时候他每次他拿着全班第一的考卷回到家，母亲也是这样的眼神。他多想回到那个时候。
在家里蹲的时光里，如何处理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每个“蹲蹲子”都必须面对的难题。梁霞经过多次抗争，终于得到了父母的“理解”，虽然这份理解显得如此无奈；钟浩宇虽对现状不满，但可以坦然接受父母的关爱；朱泽一直在父母的不理解中痛苦挣扎；而对于罹患抑郁症的梁越来说，父母的爱却显得有些沉重了。
母亲的骨折还没好，就开始打着石膏做儿子最爱吃的菜。而父亲则会替儿子抵抗外面的风言风语，关系好的亲戚跟梁越父亲说，梁越从上海逃回来就是为了啃老。父亲一听立马怼回去，我就是喜欢他啃老，怎么了？
可梁越却感到一种“不能承受之重”，别人家都催婚，但母亲只是劝他放松心情；父亲天天逗着他玩，从不说一些励志鸡汤。甚至，一向讨厌猫狗的父亲突然提出来，要给他买只柯基狗养。
沪漂四年回家后，梁越有了一只柯基狗。
家里蹲的未来
梁越忘不掉自己的专业，决定帮柯基狗设计一套西装。父亲看到他的画，第二天就给他买来了布料。母亲帮着做裁剪，梁越捏着针脚，一家人齐心协力地，帮助柯基狗缝制衣服。
一针、二针、三针…梁越的手显得如此笨拙，母亲鼓励他，小狗穿上西服一定特别帅气。拆了又缝，缝了又拆，这件衣服做了好几天，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从中获得了久违的平静和快乐。沉积在心上一年多的阴霾，似乎裂了条缝，阳光透了进来。
就在那个晚上，狗穿上了西装。“人模狗样”——端详了一阵儿，这个词闯进了梁越的脑海，他忍不住大笑起来，拉着父母出去遛狗。当天晚上他没吃药，从上海回来以后的第一次，不靠吃药，他躺下就睡着了。
这一觉，睡到日上三竿，醒来后，他觉得整个世界如此清爽，脑子里像卸下了一块石头。他跟父母商量，想要出去工作。
父母又开心，又难过。难过的是，毕竟病了一年，做设计还不行。开心的是，儿子终于好起来了。于是，父母托关系帮儿子找了份门卫的工作。老板是梁越表叔，月薪只有2000元，而其中700元，是父母悄悄给表叔加在工资里的。他们怕孩子因为工资太低难过。
十多平的门卫室昏暗且压抑，一场雨后，屋里充满潮湿的霉味。窗里的梁越，捏着钥匙，盯着门口出入的车辆。他的脸色苍白，坐姿歪曲，看上去毫无生气。门卫的工作看似清闲，但实际上并不容易。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需要记住领导的车牌号，认识整个公司的员工。有时候还必须懂得变通。一开始，梁越根本应付不了。
按照公司规定，不戴胸卡不能进门。有一次，急着出差的业务经理把资料落在办公室，为了赶时间，大半夜赶回公司，却因没有戴胸卡被梁越拦在门外。
一边是坚守规则的梁越，一边是赶时间的业务经理。两个人就这样在门口扭打起来，梁越力气太大，打了业务经理两巴掌。直到半夜老板出面才解决问题。幸好老板是自己表叔，厂里人给他留了面子没打回去。他干不下去的时候，父亲还专程请假陪他一起值守。
慢慢地，梁越适应了门卫的工作。看着门口穿行的车辆，关于服装设计的灵感却不断蹦进脑海。稍微清闲下来，他便从门卫室的记事本上撕一张纸，也没有专业的绘画铅笔，就随手用圆珠笔将想到的图案画下来。
就在那张薄薄的发黄纸片上，一笔一笔，梁越画出了未来的模样。
宅了半年之后，朱泽常常趴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天空。阳光从云朵的缝隙中倾泻而出，鸟儿在枝头蹦蹦跳跳，叫的欢腾。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显得匆忙，车鸣声此起彼伏。他远离的世界，依然不停歇地运转着。他放下手机的游戏，深深地呼吸，一个疑问冒了出来：“等待我的未来是什么呢？”
父母年岁渐长，白发滋生。就连他自己，在照镜子时发现，二十三岁的额头冒出了两道皱纹，他在小组上发出求救贴：“我要怎么办？”家里蹲三年后，他渴望再次回到社会。
梁霞也开始每天在网上寻找商机，她想起自己有不错的写作功底，开始尝试在一些网络平台回答问题，抒发情感。偶尔还会因为获得较高的点击量而得到收入，现在她已经有了五千多粉丝，挣了两百多块。
出去买早点时，她不再匆匆忙忙地走开，而是找机会向早点摊店主学习做大饼，打算学好了就开个早点铺。
图 | 蛰居在家中的日本人
“家里蹲”，在日本有另外一个名字“蛰居族”。二战后的日本经济进入爆发式增长期，人均GDP超过美国，迈入世界第一，随之而来的是激烈的社会竞争，整个社会像是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将节奏缓慢的人甩到社会边缘，“过劳死”、“抑郁症”、“亚健康”成为被高频提及的词汇。
与此同时，少部分人却转身退回到房间里，退回到一条背离主流人群的幽秘通道中。2019年，据日本内阁统计，蛰居族群体数量在日本已壮大到115万以上，年龄层次可从15岁跨越至64岁，其中80%是男性。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自私、懒惰的生活方式，但有人却认为这是对主流价值观的反叛，是另一种勇敢的面对。
蛰居族的另一面是对日本高速发展社会体制的反抗，是个人意志的主动选择。而中国的“家里蹲”却充满了无奈，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回到社会的可能，比起蛰居族，他们显得更加痛苦。
两万七千人聚集在“家里蹲”豆瓣小组里，他们倾诉着彼此的困惑，今年3月，一位母亲在小组中发帖求助，儿子海归回国，却只想找离家15分钟以内的工作，不去外地，不做销售，不干体力活，刚上班没多久就刷信用卡消费1万多，问豆友该怎么办？有人回复，把他赶出家门不给钱，他就知道独立了。母亲回复，赶出门他就完了，我宁愿他碌碌无为我辛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