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以忱推荐黄陂会馆作为“五大”会场
蔡以忱（二排左一）与董必武（二排左三）等的合影。
中共“五大”有两个会场，即在武昌与汉口先后举行。汉口的会场之所以选在湖北黄陂同乡会会馆（简称“黄陂会馆”），与湖北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蔡以忱有着密切关系。
参加党的“五大”筹备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随着1926年10月北伐军克复武昌，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同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也加紧了反共分裂活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
这时，到武汉不久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迅速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武汉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物，一面高喊反蒋，一面却企图联蒋讨奉。蒋介石则一面策动破坏武汉的政治局面，一面声称只反共不反武汉政府，要求宁汉双方共同北伐，力图缓和武汉的反蒋运动。
在暴风雨已经来临之际，1927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中央全会，正式决定在武汉召开党的“五大”，同时成立由共产国际代表、在武汉中央委员与湖北区委组成的联席常务会议。这是一次在非常时刻举行的非常会议，作为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宣传部主任（部长）兼武昌地委书记的蔡以忱，与负责会议安保的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吴德峰出席了联席会议。蔡以忱在发言时指出，由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江城暗流汹涌”，而中共大多数代表均住在汉口，如果在武昌开会，代表们乘轮渡（当时没有长江大桥）往返两岸需两三个小时，“不方便也不安全”。所以，他代表中共湖北区委报请五大筹委会秘书长蔡和森同意，会议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而后则转移到汉口的黄陂会馆举行。整个会议定位“半公开”——开幕式是公开的，但后面的议程则是不公开的。
推荐黄陂会馆作为“第二会场”
蔡以忱早年参与组织了武汉地区的学生运动，他的长兄蔡极忱早年与董必武一起参加武昌起义，并结下深厚情谊。正是这一机缘，在董必武的影响下，蔡以忱投身大革命，并经董必武介绍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与创办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历任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农民部长，中国国民党二大代表并任青年运动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是中共湘鄂两省的早期领导人和湖北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蔡以忱之所以提案把汉口会址至于黄陂会馆，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里安全、便捷、适用”。首先，兴建于20世纪初的汉口黄陂会馆是当时汉口比较豪华的西式会所，场地宽敞，设备配套，适合作“五大”会场。据1930年的《武汉三镇实测详图》记载：“黄陂同乡会”坐落于汉口济生三马路与京汉铁路之间，同中山报馆、仁厚里相邻，在双洞口门附近。会馆是一幢西式风格的两层楼建筑，呈长方形，一头开着派头很大的大门，有两扇大铁门；一头立着三开间平房，中间是气势宏伟的大厅；大厅架着门板的戏台，布置为大会主席台，台后翻轩为休息讨论处。台下可容纳数百人的观众席为一般代表席位，正式代表的座位是当时学生上课所用大长凳长靠椅与课桌，旁听人员只能站立；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的地方，文件油印也设于斯，左边房间留作备用。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一条石路，两旁为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而黄陂会馆毗邻的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名将唐生智所部的军营与校场，有全副武装的军人操练与站岗放哨，闲杂人等难以接近会馆。其次，黄陂会馆大门旁边设有两间警卫室，里面常住便衣卫士，每天三班，24小时执勤，并与门外的便衣利用暗号保持联系。而会议期间，由于会馆四周地方宽敞、视野开阔，除吴德峰领导的武汉市公安局警察部队五大安保主干人员外，还有汉口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队长范正松率队化装成便衣布置在各个岗位，担任警戒。第三，黄陂帮会中的进步人士经常在此聚会，蔡以忱可以通过人脉关系，以维护黄陂会馆财产安全为由，说服黄陂旅汉乡绅与帮会老大到会，“为老乡捧场”，让他们对大会进行暗中保护。
参加大会，被委以重任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罗章龙等人。尤为“非常”的是，这些人大多数都已上了蒋介石的“通缉名单”。此外还有若干非正式代表。出席开幕式的，有专门前来指导中共“五大”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在武汉访问的国际工人代表团，还有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国内的有国民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徐谦，英国、法国、美国共产党的代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等向大会致辞祝贺。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开幕式结束后，中共“五大”于4月28日休会一天，29日正式将会场转移到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会馆举行。开幕式的隆重热烈，其实难掩局势的严峻和危机的紧迫。代表们更希望找到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和办法。所以，从第二天开始，会议转移到黄陂会馆秘密举行后，便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据与会者郑超麟、张金保回忆，黄陂会馆开会当日“会议主席台上方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旁边墙上张贴着红标语。台下座无虚席，约有300人，其中很多着军服，挂皮带，缠绑腿的人”。
4月29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长达6个小时，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瞿秋白散发了他写的小册子，并作了系统发言。随后，蔡和森、任弼时、毛泽东等人也进行了发言。毛泽东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五大”开幕后第三天，正准备叛变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突然要亲临会场“祝贺”。蔡以忱得知后，立即会同大会秘书长蔡和森等组织安保人员撤去墙上的标语，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的标语，把主席台上孙中山的像移到正中，还在中国共产党党旗旁挂上中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5月1日，“五大”与会代表参加了武汉各界隆重举行的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5月2日、3日为大会发言，6日休会一天。大会于5月9日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44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10人。随后，党的“五大”在黄陂会馆胜利闭幕。
在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蔡以忱与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7人为委员；杨培森、肖石月、阮啸仙3人为候补委员；王荷波为主席，杨匏安为副主席。
会后临危受命，参加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局势陡然严峻。6月24日正在湖北武昌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前往湖南应变时局。行前，他拜托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汉口市委书记罗章龙物色一位懂军事的同志一道去长沙筹备武装起义。罗章龙即向刚刚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轮流值日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汇报，选择了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农民部长蔡以忱。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蔡以忱临危受命出任安源市委书记。秋收起义中，蔡以忱曾率领工农革命军占领醴陵县城，创建与领导中共湘西特委。1928年10月25日，在湖南澧县组织武装暴动工作的蔡以忱，因叛徒出卖被捕，于澧县县城小南门壮烈牺牲，就义前赋绝笔诗一首，诗云:
申鸣大义臣，仗剑扫烟尘；
横刀眉梢笑，忠贞掩昆仑。
（作者为武汉文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