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长远的眼光看来，虽然鲁迅是一个会真正震怒的人，而且在愤怒时他会非常自以为是，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之列。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均予攻击。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至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夏志清（1921—2013）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抗战胜利后任教北京大学英文系。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我们必须记得，作家鲁迅的主要愿望，是作一个精神上的医生来为国服务。在他的最佳小说中，他只探病而不诊治，这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的极高崇敬，使他只把赤祼祼的现实表达出来而不掺杂己见。1918—1926 年间，他也把自己说教的冲动施展在讽刺杂文上，用幽默而不留情面的笔法，来攻击中国的各种弊病。他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尼采的能力说，认为中华民族如不奋起竞争，将终必灭亡。所以，在刺破一般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因文化孤立而养成的自大心理这两方面，他的散文最能一针见血。例如早在 1918 年，他就嘲弄民族自大感：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底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花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鲁迅又从遗传和进化的立场去分析戊的观点。现在读来，这段文章使人感兴趣的不是内中所引的意见，而是鲁迅在叙述中国丑恶的真相时所运用的讽刺而生动的笔调。鲁迅早期的散文，收集在《坟》和《热风》两集（1925）中。这两集内容比较广泛，所以也比较重要。他攻击落伍、无知和政治腐败，大力主张精神重建。我们发现周作人早期的散文也强调这一点。周氏兄弟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散文家，他们一度也互相标榜，同时为他们合办的杂志《语丝》写稿。他们尖刻而生动的散文，讨论到中国社会的每一面。然而，即使在 20 年代的下半期，周作人已逐渐倾向于个人的小品文，而鲁迅刚喜写论争性的文章。譬如鲁迅在1925 年至1927年间所写的短文中，就攻击章士钊等军阀政府大员、陈源等英美留学生集团，以及像高长虹等本来是他的弟子或门徒，但后来竟敢离师叛祖的作家。这些杂文往往有生动不俗的意象或例证，时而有绝妙的语句，也有冷酷狠毒的幽默。但整个来说，这些文章使人有小题大作的感觉。鲁迅的狂傲使他根本无法承认错误。文中比较重要的对社会和文化的评论，又和他的诡辩分不开。他可以不顾逻辑和事实，而无情地打击他的敌人，证明自己永远是对的。鲁迅和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于 1926 年离开北京，辞了他在政府和教书的职位，到福建南部的厦门大学任中国文学教授。他在那里很不愉快，遂于1927年1月离开厦门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早些时候，左派的文学团体─创造社─有几个社员在该校任教，把学校变成一个革命的温床。鲁迅仍然是个人主义者，他对于学生放任的革命热情感到厌恶，所以在多次演讲中发表言论，反对当时在学生群中流行的革命文学，他认为文学不应该隶属于爱国宣传，热衷于革命的学生应该担负更艰巨的任务，而不应只吹嘘革命文学。同年 4 月，国民党在上海发动了坚决的“清共”运动，鲁迅看到广州左派学生被屠杀，于是有一段时间，他又埋首于学术研究。1927年10月，他离开广州到上海。此后，除了一次短期旅行到北平外，他一直留在上海，直到他逝世。1927 年和 1928 年这两年，对鲁迅思想和感情演变极其重要。由于他在广州目睹了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他的心情更受制于《彷徨》和《野草》似的颓唐和悲观。作为一个独立的爱国作家，他早就蔑视英美集团的作家，认为他们为资本主义文化说话。现在他也开始疑心革命作家，他们所制造的不成熟的普罗文学，使得文学水准日渐低落。鲁迅既不左又不右，变得完全孤立。1928 年，两个左派文学团体─创造社和太阳社─对鲁迅发动总攻击，报复他对于革命文学的嘲弄态度。太阳社的首席批评家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 Q 时代》一篇激烈的文章里，宣布鲁迅已与时代脱节。他的论点如下：鲁迅作品中大部分的人物─如阿 Q 和孔乙己─都取自清朝灭亡的时代，他们懒散、无聊、满脑子封建，与现在已觉醒的农民和工人完全不同。原作者非但不了解自己的作品已经落伍，而且自陷于五四运动时的小布尔乔亚的个人主义中，不愿赶上新时代。鲁迅的反动性格，充分地表现在他对于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嘲讽。钱杏邨最后警告说，他的年事已长，如果再不参加革命行列，一定会立即被人忘掉。
钱杏邨，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从芜湖逃亡到武汉后到上海，长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与蒋光慈等发起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等。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从事救亡文艺活动，曾任《救亡日报》编委，《文献》杂志主编。1941年去苏北参加新四军革命文艺工作，并参与宣传、统战工作的领导。对于这类的攻击，鲁迅报之以他惯有的讥讽和自信。可是在内心他却感到困扰，没有把握。他一向自认为青年导师，但现在学生却背离他的领导，走向一条新路。这条路在他看来非常愚蠢，然而却似乎可见成效，是不是他的个人主义哲学已经赶不上时代的需要？甚至在痛击他的毁谤者的时候，鲁迅已开始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艺的日文书籍。无论从哪方面看来，这些书籍对他的性格和思想的影响极为微小。他在 1929 年后所写的散文，除了一些表面上的马克思辩证法的点缀外，与他早期作品中的论点和偏见差异甚少。然而，似乎是为了使自己相信苏联文学的重要性，他花了不少时间翻译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的《艺术论》和法捷耶夫（Fadeyev）的小说《毁灭》。几年以后，在他的杂文集《三闲集》（1932）的序言中，鲁迅自我安慰地认为自己是中国认真翻译苏联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第一人，而他的对手们虽然发起了革命文学，却没有学术上的准备。关于鲁迅在 20 年代后期与左翼作家的斗争，我们仍会在另一章中提及，本章所要论述的是：在他转向以后，杂文的写作更成了他专心一意的工作，以此来代替他创作力的衰竭。鲁迅一定感觉到自己已经无法再写早期式的小说，而且在好几个场合中，他曾对一个年轻的朋友——即后来成大名的文艺批评家冯雪峰——坦白地说，他很愿意再回老家绍兴去看看。虽然他有许多远大的计划，包括写一部讽刺中国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但是他一直没有勇气下笔。他反而参与了一连串的个人或非个人的论争，以此来掩饰他创作力的消失。他成了左翼作家的名义领袖（虽然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作家；也攻击反苏联、反左翼文艺的评论家，从左翼阵营反正者，英美集团的作家，以及所有中国传统艺术和文化的爱好者。唯有在少数场合中——譬如他写文纪念被军法处决的共产党青年作家——他才又真情流露地说话。我们可以举一个小风波的例子，这一次鲁迅显然打败了。1933 年，名作家兼编辑施蛰存在上海《大晚报》的副刊《火炬》上，推荐《庄子》和《文选》为最适合青年作家的读物，鲁迅不赞成念中国古典文学，立即向施攻击，说他“迷恋骷髅”。因为《庄子》和《文选》本为中国文学中最受尊崇的读物，施蛰存可以毫不困难地为自己的选择辩护，并且毫不留情地讥讽他的对手。但鲁迅一定要做最后的发言人，即使公开不行，私下也可以。在他 1933 年 11 月 5 日写给姚克的信件中表露，鲁迅无意之中犯了不可饶恕的势利罪，他暗示施蛰存非书香门第，所以才会突然力捧《庄子》和《文选》：“此君盖出自商家，偶见古书，遂视为奇宝，正如暴发户之偏喜摆士人架子一样，试看他的文章，何尝有一些《庄子》与《文选》气。”参见《鲁迅书简》，页 411。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原名施德普，字蛰存，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等 ，浙江杭州人。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后转大同大学、震旦大学。1932年起在上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并从事小说创作，是中国最早的“新感觉派” 的代表。1937年起，相继在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大同大学、光华大学、沪江大学等校任教。1952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93年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2003年11月19日，施蛰存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在鲁迅一生的最后两三年，肺病已深。卧病在床的日子不算，他每天都花了不少时间看报章杂志，从里面找寻文艺界和政界愚昧的事。从读报当中他就可以找到写一篇短文所需要的材料（有一段时期他几乎每天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稿）。为弥补他因创作力枯竭而感到良心上的不安，他也勤于翻译（他共计译了 20 余本日本、俄国及其他欧洲作家的作品，除了他晚年完工的果戈理名著《死魂灵》外，其他的都是二、三流作品）。他的日常消遣是到他最喜欢的内山书店去看书，或是收集和印行木刻画集。当我们重温鲁迅在上海的日常生活时，我们不禁会感到，他扮演不少角色——新闻评论者、辛勤的翻译家或是业余的艺术鉴赏家——原想填满他精神生活上的空虚。《鲁迅书简》使作者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一览无遗，完全证实我的描写无误。当时他向许多与他通信的人表示对自己一天到晚忙碌的生活不满，因为他完全没有空闲不断地创作和研究。他对于自己为左翼作家联盟牵制，也深恶痛绝。表露最彻底的是他在 1935 年 9 月12 日写给好友胡风的一封信 ：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将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页 947）这些书信和同时出版的杂文大异其趣，时常表露一种亲切的真诚、一种寂寞的情绪和一种需要朋友和人情温暖的愿望。鲁迅虽然嫉恨那些“无聊的纠纷”和“撒谎”，但又自知创作力已渐衰退，并未主动地设法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作为讽刺民国成立 20 年来的坏风恶习来看，鲁迅的杂文非常有娱乐性，但是因为他基本的观点不多——即使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 15 本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唆唆。我们对鲁迅更基本的一个批评是：作为一个世事的讽刺评论家，鲁迅自己并不能避免他那个时代的感情偏见。且不说他晚年的杂文（在这些文章里，他对苏联阿谀的态度，破坏了他爱国的忠诚），在他一生的写作经历中，对青年和穷人，特别是青年，一直采取一种宽怀的态度。这种态度，事实上就是一种不易给人点破的温情主义的表现。他较差的作品都受到这种精神的浸染，譬如在小说《孤独者》里，主人翁就沉溺在这种有代表性的梦想：“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
“那也不尽然。”我只是随便回答他。
“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这个比喻，代表一种真理。作为达尔文主义者和讽刺家的鲁迅，对它是接受的，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却故意压抑这种真理。他的一般态度，总结在《狂人日记》中的一句话：“救救孩子。”他在 1928 年所写的一封公开信，充分表露出他感觉到自己这种思想的不一贯：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煞一切。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对于他们，攻击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再来助人下石呢？所以我所揭发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实在并不在欺蒙阅读的青年。这是一段很动人的自白：鲁迅违背自己的良知，故意希望下等阶级和年轻的一代会更好，更不自私。他对青年的维护使他成为青年的偶像。就长远的眼光看来，虽然鲁迅是一个会真正震怒的人，而且在愤怒时他会非常自以为是，他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从贺拉斯（Horace）、本· 琼森（Ben Jonson）到赫胥黎（Aldous Huxley）——之列。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均予攻击。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至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大体上说来，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上，《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著者夏志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论述了中国自五四运动至六十年代初小说的发展；他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并深入探求文学的内在道德情操；他对许多现代小说家重新评价，“发掘”了不少当时并未受评论者注意的作家，如张爱玲、钱锺书等。本书英文版初刊于 1961 年，中文译本于1979 年出版，学术地位历久不衰。文学大师钱锺书评价此书为“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论，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欧梵则称：“夏志清的书至今已是公认的经典之作。它真正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为美国作同类研究的后学扫除障碍。我们全都受益于夏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