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父亲||周国利

一位老党员胸怀与坚守

-----追忆我的父亲

周国利

        2014年，91岁的父亲熬干了最后的心血和精力，体重最后减少到60多斤，7月3日告别了我们。转眼7年过去，他的音容笑貌却依然历历在目，特别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胸怀与坚守，依然时时感动和激励着我们。 怀念起父亲的一生，深深为老人家的宽阔的胸怀、坦然面对一切坎坷艰辛、不计任何个人恩怨、坚守着自己信仰信念，一辈子不改初衷，而深深的折服和敬佩。
       父亲很少讲起自己的曲折人生，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文化大革命，一路走下来，他几经生死考验，政治运动打击，都坚强如初，坚定不移的保持自己的个人信仰和政治立场。

       父亲出生于1923年中秋节，姊妹三个，他是老大，下面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妹妹因家境贫困以童养媳的身份嫁出去，受尽了丈夫的欺压。弟弟则早年夭折。爷爷早年去山西做生意，回来的路上，住宿在野外的草棚里，夜里起火棚子燃烧 ，命归他乡。父亲基本上一直与奶奶两人相依为命。父亲从少年起就跟着邻居到太行山上割荆条编箩筐谋生，奶奶在家缝补洗涮、帮助别人加工鞭炮贴补家用。

日本鬼子侵入中原，在家乡抓壮丁，少年的父亲也被拉走给鬼子喂马。当天深夜在与山西交界的常平乡宿营时，父亲冒险翻下山崖逃跑，硬是从荆棘乱石的山坡上爬、钻、滚着，逃离虎口，回到了家里。父亲回忆说，鬼子的枪法很准，路上逃跑的人很难躲过他们的枪弹，他能逃过一劫，真是特别侥幸。
      1947年，父亲在村里参加了党组织的地方武装，由于有文化，会算账，专门负责统计土改乡亲们的人口、土地、家庭收入等。父亲的记忆力非常好，不需要看账本，张口就能说出村里任何一户的详细家庭情况，深受组织的肯定和喜爱。1948年12月至1952年8月，调入新乡市获嘉县。不久因表现突出，担任县二科财政科科长、六区副区长。1949年2月入党。

当时，河南省解放时间不长，土匪恶霸还很猖獗，经常袭击政府部门。父亲也配备了驳壳枪，一直带着防身，给部队送军粮物质，到各个乡镇领导土改、生产，曾经遭遇多次袭击抢劫，都幸免于难。

1952年，父亲调入博爱县国营农场，担任财务科长，副场长、副书记、工会主席等职务，一直到1984年10月离休，享受县级待遇。

        父亲在几个地方担任过财政和领导职务，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天天奔忙，回到家就是吃饭睡觉，家里柴米油盐、八个孩子的学习、就业、参军、婚姻，从不过问，全部重任都推给了母亲和哥哥姐姐们。

     大哥高中毕业后下乡务农，打土坯、挖水井、板车拉煤炭，深刻体验到最底层农民的艰辛。后来参军去新疆乌鲁木齐，当了八年的通讯兵。复员后，先回到了农场，又自己找工作到新乡市粮食局车队，当了一名汽车检修工。

       大姐身体不太好，也只能毕业后到农场的生产队参加劳动。瘦小的她跟着夜班拖拉机到野外的麦田里耕种，深夜坐在拖拉机后边的播种机上观察种子的播撒情况，担心的要命，却也不敢给父亲发一声牢骚调动岗位。机械修配厂招收工人，大姐应聘入职，但父亲知道后认为：干部子弟不应该跟职工抢占招工名额。强行把大姐名字去掉。大姐在生产队一呆就是好几年，直到熟练掌握了驾驶拖拉机、汽车，才被招聘到了磷肥厂。 

二姐毕业后到园艺队参加劳动，靠自己努力学习、进修，应聘到农场学校当了教师。二哥基本也是延续哥哥姐姐的路子，毕业即到生产队劳动，18岁当兵到部队，脚踏实地奋斗干出了一番自己的事业。三姐毕业分到了生产队，十几岁就分了五六亩土地，种甜菜、载树苗、培育桔梗药材、种植大葱，父亲正好离休，更不指望去托关系。父亲这时候就带着母亲和我们小姊妹，帮助三姐翻地、除草、挖坑、拉沙、嫁接树苗、收割甜菜、挑选甜菜种子，用不知疲倦的汗水帮助三姐度过难关。仍然是坚决不去利用自己的关系，给三姐换个轻松点的工作。

父亲是一个宁可自己流汗流血，也不想投机取巧、谋利钻营的人。刚刚离休的几年，他在家里没有享受到一点清闲，除了帮助三姐管理几亩土地，还带着母亲养起两三头肥猪，种植着三分的菜地，全靠自己不惜力气的去苦干。每天都忙碌不停：熬猪食切猪菜、担粪浇菜地、除草翻地，在我们看来苦不堪言的重活，没有一点面子的劳动，身为副场长的父亲却与母亲一起干的踏踏实实、毫无怨言。思想性格没有丝毫变化。我高中毕业本来只要父亲稍稍托一下县里的关系，就能够参加技校招生，却无结果。还是二姐帮我找的工作。大弟弟自己努力考上了本科，父亲也没有详细了解情况，不提供参考意见，自己报志愿进入河南理工学院学习，最后分配到了义马矿务局，最初分到了井下推煤劳动，几年后才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出来。

父亲虽然对八个子女的学业、工作不过问，却决不容忍我们出现落后、懒惰、自私自利等不端行为。他用自己无可挑剔、一心为公的行动，潜移默化的教育着我们。父亲对亲戚朋友生活上的帮助是力所能及，毫不吝啬的。70-80年代，生活条件很差，乡下有时候连酱油醋都没有，会专门几十里跑到农场去买。父亲对这些亲戚都是热情招待，家里吃什么就招待乡亲们吃什么，有多余的东西还会送给人家。

母亲对父亲的固执与坚守深刻体会了一辈子，既无可奈何，也不去强求改变。结婚时从老家来到农场，屋里仅有一张小床、一个小木箱，连一张饭桌、板凳都没有，坐在砖块上吃饭好几年。从简陋的生产队土坯房搬到厂部小平房，又搬到大杂院，曾经因为两间小屋连几张床都塞不下，气的母亲在雨中直哭。父亲的公正无私有时候达到了苛刻、无情的地步，比如母亲随父亲到农场参加劳动很早，由于中间发生过因照顾小弟生病治疗，请假两三个月，过后仍被场部劳资科定为脱离、间断劳动时间，违反劳动纪律，不符合劳动关系要求，取消个人养老金。而父亲身为副场长，主管财务和人事，却对此事一言不发，不提建议，不提要求。最后，母亲退休时仅仅获得800元的补偿金了事。
       大舅和三舅也曾经到农场干临时工，想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工人。但父亲都没有给任何部门讲情、打招呼。大舅后来参加了农垦系统的农技学校招生，去学习进修，才分配有了正式工作。三舅先是去生产队赶马车，辛辛苦苦劳动几年后仍迟迟不能转正，赌气又回到了老家种地。

邻居一个姓张的职工，家里出意外，生活困难，父亲主动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帮助他。过后，人家给送来了一瓶香油表示感谢，被父亲坚决退回。让人家很不理解，对父亲讲：我不是求你办事，仅仅是表示一下谢意，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啊。但父亲还是拒绝了。

有一年春天，父亲去新乡培训学习，回来休息两天，返回时想给同班人带一些本地刚长出的竹笋。我骑车送他去县里搭车的路上就绕到园艺队的竹林去买点竹笋。到竹林与护林员说明情况，人家采了一篮子竹笋，父亲却坚持照价给钱。到了县城，竹笋全部被父亲带走了，没有给家里留一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脸色不好看，父亲也看出来了，有点过意不去，就买了一瓶汽水安慰我。

父亲离休后，更没有给场部提过任何个人要求。曾经自己割些紫树槐条，独自编筐，然后几毛钱卖出去。有一次，一个生产队仓库要这种筐子，父亲不好意思白天送去，傍晚时分带着我，用自行车驼了十几只筐送到仓库。夜色里，父亲弯腰驼背蹬着自行车驼着自己编的筐跟在我后面慢慢骑行，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和生气：这哪是一名场级、县级干部的形象啊，纯粹就是一个乡下老农！
        在农场长大，我们无数次看到父亲在农田里与职工们一起锄地、浇水、收割、施肥，工人流多少汗，他也流多少。夜里，别人都休息了，他还要写报告写总结，在大会上给大家讲农场的生产情况、农场的前景。父亲的记忆力惊人，又常年在生产一线，农场的生产情况他心里清清楚楚，大家送他几个外号：农场的“活地图”、“活字典”。农场当年有多少亩土地、产量如何、收入多少、人口分布、上交多少粮食，他张开即答。他做的报告总是通俗易懂，生动感人，贴近生产实际情况，宣读起来朗朗上口。直到父亲最后离休时，农场决定编写场志，也是当仁不让的由父亲主笔起草，最后定版印刷。
      晚年，父亲与母亲、小弟一家生活在一起，对于个人的待遇、调资、生活、医药费用、护理，父亲从来没有对单位提出过任何意见和要求。 父亲一生节俭惯了，对自己生活要求非常苛刻，比如：晚上电视机打开，客厅的灯就得关上。自来水不允许开很大。剩饭菜决不舍得倒掉。房屋装修，铺设地板，都是我们再三跟老人家商议，软磨硬泡，才说服允许。有时候，在医院治疗，父亲都拧着劲，稍好一点就非要出院。劝说他需要稳定、巩固一些再走，父亲总是说：我是公费报销，不能随意多花单位的费用。2008年春天，父亲突然拉肚导致脱水，支持不住，头都抬不起来。赶到医院输上液体，稍稍稳定下来，医院说必须住院治疗，我们马上办理了住院手续。可是，第二天，父亲感觉稍好一点，就马上提出要出院。父亲的脾气上来，九头牛也拉不回，任我和大姐怎么劝说都不听。甚至半夜还在跟我较劲，非要白天就出院，坦言：如果不行，就自己回去。好说歹说，只多输了一天液，只好依从他取了点药回去。可是，当天夜里又病情复发，连夜返回医院输液治疗。 

每月、每季度整理医药费时，父亲总是计算再三，与以前的费用进行比较，如果多出几百元，他就会耿耿于怀，怨声载道。母亲有时生病，想以他的名义开一点药，都坚决不同意，还会当面一顿指责。

父亲在生活上从来不提什么过分的要求，从来不主动提出要吃喝什么特殊饭菜。非常满足于生活现状，各类待遇也总是压缩到最低限度，比如规定可以订阅两报一刊，他常年只订一份焦作日报和一份老年春秋；对自己前列腺治疗的药物、营养类药物，都是自己额外掏钱，不允许列在报销的医药费之内。父亲能够走动时，工资、医药费用的报销到账，都是亲自去银行办理和查阅，不能有额外偏差。一次外甥问他：外公现在的工资有多少？父亲马上答道：四千八百七十4元5角5分。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父亲的信仰坚守更是牢不可破，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各种不公正待遇都坦然面对。1976年，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记得一夜之间，家里的房顶上、墙面上铺天盖地贴满了批斗父亲的大标语、大纸报。全家人都蒙了，感觉都抬不起头、出不了门。可是，父亲躺在床上默默的看书，淡然若定。照常的吃饭、上班、休息，像没事人一样。

父亲由于常年在外，饮食无规律，患有严重的胃肠病，五十岁时因胃穿孔还手术切除了一多半，体质比较差，但离休后，靠顽强的意志，刻板一样的生活饮食、作息规律，竟坚持走到了91岁高龄。最后一两年，他的体质开始迅速下降，却仍然顽强遵守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只要体力允许，就坚持出去散步，那怕是自己推着轮椅慢慢走；只要能抬起头，就坚持伏案写一个几十分钟毛笔字；只要呼吸顺畅一点，就半坐着阅读报纸、杂志。实战提不起精神时，就靠在沙发上、被子上，听孩子们谈各自汇报生活、工作、家庭上的事，父亲总是兴趣盎然的听进去，然后娓娓谈出自己的看法。

父亲走后，我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留下了一块老人家佩戴了十几年，指针仍然在准确走动，表盘没有一丝擦痕的手表做留念。回忆父亲的一生，没有特别的嗜好，吃喝穿戴基本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满足了，更没有佩戴过名牌的手表或装饰。听母亲讲，五六十年代，父亲工作需要，最早买过一块上海牌手表，却因为舅舅喜欢，就送给了他。然后，就买一块便宜的怀表放在上衣兜里，带了几十年。

离休后，父亲保持着良好的作息习惯，早六点起床，洗漱，看报纸，吃饭，写毛笔字，散步，午饭后睡一个小时，阅读，练习书法，晚上九点半睡觉。手表成为他必不可少的随身物件。在医院治疗的最后半年时间里，他仍坚守自己的作息习惯，能够睁开眼睛就要书报、写毛笔字。手表也一如既往的戴在他的手腕上。

回忆我父亲的一生，想一想，真像是一块准确无误、不知疲倦、坚强执着、保持坚定信念和理想、坚守不变的钟表。只要还有一丝精力，指针就不停歇。其实我们的父辈们，很多很多，都具有这种优秀的品格，一辈子坚守信仰、奉献为先、恪尽职守的走好自己的人生路、事业路、家庭路。最低需求，最大贡献，却无怨无悔。

202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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