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蓉蓉 周山东 | 天下归仁与万物互联:如何建构新天下主义的理论地基 | 争鸣·新天下体系与儒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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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新天下体系与儒学传统
20 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国际架构正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可我们似乎没有办法去阻止这样一个趋势。已有的国际政治和伦理秩序面临危机,而新的规则尚不知何以建立。无论国际政治结构还是伦理秩序,其设计和确定都需要从价值理念和操作程序两个方面考虑,因为良好的制度根源于超前的思想, 而其落实则在于现实的考虑。赵汀阳先生从历史的深处挖掘出与现行价值相关但又不同的世界秩序理念,着意阐释“天下”体系及其当代性与未来性,为设计一个可能好的世界体系提供思想资源。“天下” 观无疑是近十几年来出现的最引人瞩目的话题之一,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讨论新天下体系的性质与意义,我们在贵阳孔学堂组织了一场夏季论辩,并在论辩之后形成四篇文章,不仅包括赵汀阳本人对天下体系新的论证,而且包括我们对新天下体系提出的问题的反思、对其与儒学传统关联性的审视以及对其创新性改造历史思想资源的评价,期冀借此引发对于该理论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
——特约主持人 姚新中

天下归仁与万物互联 :如何建构新天下主义的理论地基

王蓉蓉 | 美国洛杉矶罗耀拉大学哲学终身教授

周山东 | 湖南女子学院教育与法学系讲师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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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关联性思维是“天下”建构的哲学基础。在古代中国,以“阴阳”为核心的关联性思维引申出矛盾、相依、互含、交感、互补、转化、显隐七个层面;而“仁”的思想实现了对天下之关联性的实践。基于此,孔子的“天下归仁”命题,为反思霸权主义,构建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生性的世界体系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考角度。

问题的提出

赵汀阳先生提出的新天下体系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也有一些质疑。然而,正如赵汀阳先生所说,我们今天讨论天下,“试图提供思考政治问题的一种视角和思路”,即“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从而超越现代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 “天下”理论是研究如何解决世界和平、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的问题。赵汀阳先生深刻地指出,西方的个人理性具有局限性,需要“关系理性”来取代,“以关系为分析单位的中国存在论为兼容普遍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赵汀阳先生并没有对关系理性的基本内涵做出细致的探讨。本文试图对这一思维方式加以引申和讨论,并由此回望孔子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天下归仁”的命题。“儒家那种基于个体,但同时必然会发展到所有群体的'仁爱’观念,才重新被看作是思考现代人类的行为逻辑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阴阳 :关联性思维的核心所在

关联性思维是与分析性推理相对应而言的。葛瑞汉认为关联性思维是所有推理的基本要素,“无论你从哪里挖掘分析性推理的根源,都会遇到思想是关联性的岩层。”在中国语境中,这种关联性思维就是阴阳思维。阴阳把人类置于宇宙的丰富关联之中,“不仅仅是把握宇观身体,即宇宙的重要工具,也适用于微观身体,即'人的身体’”,是中国人理解天下、构建天下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根植于《周易》的基本思想。本文结合《周易》浅谈阴阳思维的七个层面体现,以此为天下概念提供一点思维范式材料。

六个阳爻,而隐藏的部分是六个阴爻。《周易》中每个显现的卦背后都有和它“旁通”卦,以此形成完整的六阴六阳具足模式。值得指出的是 :阴阳思维的这七个层面并不是孤立的或者静止的,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情景中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共同发挥作用。对阴阳关系的七重分析并不是说这些关系是抽象的,并且与世界割裂开来。相反,七个方面的呈现是为了更好地说明阴阳思维是如何处理多元一体世界中事物之间的联系。它提供给中国古人特有的概念系统和思维规范,为阐明天人关系提供了一种共通性和“观察世界的透镜”。

一是矛盾关系 (contradiction and opposition)。矛盾的概念最早出现在《韩非子》中,主要指事物之间处在截然相对的状态中。这种对立与古希腊的善恶、黑白、静止和运动等对立关系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极大的不同。《周易》中矛盾的《泰》和《否》两卦,一个称“小往大来”,一个称“大往小来”,体现出两者是在关联中的矛盾,而不是孤立的实在。

二是相依关系 (interdependence)。 它主要强调“独阴不成,孤阳不生”,阴阳二者相依而在。在《周易》的六十四卦中,除乾坤两卦之外,每个卦都必然包含了阴爻或者阳爻。同时每个卦内部的爻位之间也存在着阴阳的对应关系。而从整体上看,乾坤也可以看作是大的阳和大的阴之间的依存关系。“乾坤毁,则无以见易”。

三是互含关系(mutual inclusion)。这种互含关系在象数易学的互体解释中尤为明显。如大史在解释观之否的时候称 :“坤,土也 ;巽,风也 ;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左传》)主要就是讲观卦如何有内卦、外卦、内互卦和外互卦的关系。汉代京房对互体的阐释较多,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卦的初至三爻为内卦,四至上爻为外卦。但是该卦内部还可以包含两个卦,一是二至四爻所构成的卦,二是三至五爻所构成的卦。

四是交感关系(interaction or resonance)。《系辞》曰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强调相对的事物需要交感,才能够实现“生生之谓易”的大道。《周易》中还有专门阐释交感关系的《咸》卦。《周易·咸彖》曰:“咸,感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系辞上》提出“感而遂通天下”,“既包含阴阳、天地感通而生万物之意,也包含着由阴阳天地而生的万物之间相感交通之意,同时包含着人如何感通阴阳天地之意”。

五是互补关系(complementarity or mutual support)。互补关系集中体现在历代对《周易》排列方式的“二二相耦”上面。六十四卦卦爻辞之间也存在着“乘” “承” “比”和“应”的关系。刘大钧教授以《临》卦虞翻注初九爻“得正,应四”,分析得出“初九爻为阳爻,又在阳位,阳爻居阳位,故谓'得正’。初九爻应六四爻,故谓'应位’”。阴阳之间能够感应的关键就是互补性。

六是转化关系(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系辞》中有大量论述,如“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如“《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等。这些体现了《周易》中的变化思想,特别是《革》卦提出“革故鼎新”的思想,将转化关系应用于分析旧事物向新事物发展的过程。

七是显隐关系(visible and invisible )。《周易》认为事物之所以变化,就在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看得见的生长的力量 ;二是看不见的养育的力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就是在描摹两种力量。这种思想为王夫之所发展。他提出“乾坤并建”思想。王夫之指出,乾显示出来的部分是六个阳爻,而隐藏的部分是六个阴爻。《周易》中每个显现的卦背后都有和它“旁通”卦,以此形成完整的六阴六阳具足模式。

值得指出的是 :阴阳思维的这七个层面并不是孤立的或者静止的,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在不同的情景中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共同发挥作用。对阴阳关系的七重分析并不是说这些关系是抽象的,并且与世界割裂开来。相反,七个方面的呈现是为了更好地说明阴阳思维是如何处理多元一体世界中事物之间的联系。它提供给中国古人特有的概念系统和思维规范,为阐明天人关系提供了一种共通性和“观察世界的透镜”。

天下 :关联性思维视域下的构建

“天下”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不只是一种历史或现实的论述,它还是一套理想,一个意义系统,一套合法性理念,一个规范性体系,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因为“我们对这一个问题源的认识和关注,也包含着对我们自身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关切”,以及未来社会的构想。由此看来,天下“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有不同的内涵”,然而,天下又是“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最具概括力和表现力的观念之一”。为此,很多学者试图在本体论上去界定“天下”是什么。我们也可以从认识论上去厘清“天下”之错综复杂关系的认知。

那么该怎样认识天下?赵汀阳先生曾说 :新天下体系应同时满足地理学、心理学、政治学意义上三重天下之合体,才是一个有意义的天下。这一论断,为分析天下之错综复杂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然除此之外,“'天下’之论说常常建基于'文化’'文明’的视角”。据此,我们可以从地理学、心理学、政治学、人文学四个维度并结合与阴阳思维的多重关联来讨论。

其一,从地理学意义上看,天下体现为既相矛盾又相关联的地域共同体,如西周的分封制。在“天下—国—家—身(士)”层层隶属的社会治理序列中,天下是指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区域最广大者,天下是由分封而形成。就分封国和天下的关系而言,分封国虽然享有一定的自治疆域,然而亦处于天下,受制于天下。而天下亦因诸分封国的存在而成为天下。就各分封国之间的关系而言,虽然彼此分立,又因一统于天子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这种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地域分布,促进古人能够超越国的限域,形成无限拓展的天下意识。诚然,“从先秦相关文献来看,周天子所辖的天下范围,理论上指其所分封的诸侯国家所及的疆域范围,而实际所控制范围主要在中原地区”。然而“重要的不是真实面积,而是世界意识”,以建立“消除了外部性的无外世界”。

其二,从心理学意义上看,天下体现为相互感化又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世界意识”的形成,主要是心理认同问题。对此,《易传·系辞上》曰 :“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里的“感”,“是存在意义上的潜在与显现的关系”。而《周易》之所以使用“感”,而非古人常使用的“观”,意在教人沉浸在世界之中,用“心”去领会人与万物的关联,而非用“眼”对世界做对象性的观察。更为重要的是,古人讲“感而遂通天下”是要人认识到人与人、人与天地、君与民、上与下等等都是具有相互感应的,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古籍经典中有很多这样的论述,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其三,从政治学意义上看,天下是相互包含又相互转化的秩序共同体。对天下的探讨,暗含着对秩序的追寻。“秩序性是天下的本质特征。”《易传·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就是试图缔结人世间的秩序。《论语·颜渊》说 :“政者正也”,说明政治的目标在于摆正各种关系。赵汀阳认为未来“世界秩序不是某个霸权国家或列强联盟统治世界的秩序,而是以世界共同利益为准的世界主权秩序 ;不是一国为世界建立的游戏规则,而是世界为所有国家建立的游戏规则”。在这里,世界秩序展现为既相互包含又相互转化的图景 :一方面世界主权秩序主宰着各国的秩序,并转化为各国的秩序 ;另一方面只有各国遵守以世界公共利益为准的世界主权秩序,才能“有希望建立起一个普遍共享的世界秩序”。

其四,从人文学意义上看,天下是多样呈现与本质相通的文化共同体。赵汀阳先生曾说 :“天下是个饱含精神性的概念,其中有人与人的精神关系,有人道与天道的精神关系,天下的精神性几同于天。”天下之精神性可以从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之辩中看出来。顾炎武说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从人文学来看,“亡国”可能带来文化的转变,这些都是不重要的 ;但是“亡天下”关涉人性的丧失,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因此“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之文化尽管多样,但在褒扬人性之真、善、美上是坚定和一贯的。正是从人文学意义上,古人强调夷夏之辨,“辨的并非族群,而是文明教化”。

天下归仁 :对于天下之关联性的真知

天下之关联性是客观的事实,然而怎么去把握天下之关联性,进而促进“天下”理论的构建,是个有意义的问题。儒家的开创者孔子提出“天下归仁”的问题,是“可在讨论中永远给人以启迪的问题”。从关联性思维出发,可加深对“天下归仁”的理解。

首先,“仁”蕴含着“万物关联共生的整体”意识,有助于维护天下的整体性。人与他人,与万物既是断裂性的存在,也存在相互关联的事实。针对这一特点,孔子主张发扬“仁”心,从感受和回应父母的爱开始,对别人的爱加以体会和传达,进而超越个体的局限性、地域的局限性、国家的局限性,乃至达到天下一体。这样理解的整体,“不仅是总体,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强调一体之中的有机关联,也就是说一个事物脱离了这个一体就不能存在,一个存在物必要与其他事物共同存在才能存在”。从这一思想出发,当今民族国家的“实体的定义不一定要改变,在旧有的实体定义下我们仍能肯定万物一体为实体,唯此一体之中的万物相互依赖而存在,而万物之间的相互依赖便是关系。事物与关系共同构成一体共生共存便是仁”。

其次,“仁”蕴含着“推己及人”的行为原则,有助于确保天下的公共性。“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这就要求有公共意识,然而对于个体的人如何可能?孔子说 :“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所谓“忠”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之忠恕思想,一方面看到了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坚持在成就自我的时候,成就他人 ;另一方面看到了人与人之间通感性。试想,在他人的影响下,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实行忠恕之道,那么“天下归仁”就为之不远了。在《大学》中,忠恕之道被发展成为“絜矩之道”,将“推己及人”建立在法度、准则之上,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公共性。

再次,“仁”蕴含着“仁者爱人”的伦理秩序精神,有助于实现天下的秩序性。天下秩序必须建构于世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为世界所有国家所遵守。在孔子看来,这个共同基础就是“人”,“仁者爱人”应该成为天下的伦理秩序。所谓伦理秩序,是指“合伦理性的善的秩序”,可以为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等“具体领域的秩序提供合理性与正当性证明”,从而转化为现实的秩序。孔子曰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要求将“仁者爱人”的伦理秩序,贯彻到“礼”制中,作为人之行为的依据,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赞许那种恪守礼制的行为,认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个人哪怕是做一天克己复礼的功夫,都会转化为天下向仁回归的动能 ;相反,特别痛恨那种“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做法,斥责为“天下无道”,因为从根本上违背了“仁者爱人”的伦理秩序精神。

最后,“仁”蕴含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有助于维护天下的绵延与发展。《易·贲卦·彖传》曰 :“观乎天文,以查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是天下之人所创造的,天下也需要文化来成就。孔子以维护教化为己任。“在孔子'仁’说论阈之内,凡是能够维护文化之道者皆可以称为'仁’,遵循、培育或传播华夏文化的人同样可以享受'仁’的名号,而那些妨害文化之道的行为则被视为戕仁。”不仅如此,孔子还将《易》之“生生”的精神贯注入“仁”的思想之中,引导人追问生命根源,拓展生命境界,完善生命历程,培育精神人文主义情怀。孔子曰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是教人从生命起源处领会善的根源,无私、仁慈。孔子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是要教人勇于克除己欲,以弘道的精神加强修为,止于与天地合一的境界。孔子曰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 ,这是要教人积极致力于生命历程的守护和延续。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的思想不仅把握了天下万物关联的本体事实,而且在“关联共生的整体意识”“仁者爱人的伦理秩序精神”“推己及人的实践原则”“生生不息的生命动力”等方面保持了理论的融贯性,在维护天下之整体性、秩序性、公共性和人文性方面具有切实的功效。从这些方面而言,“天下归仁”达到了对天下关联性的真知。在历史上,“天下归仁”被“内运用”,促成了古代中国体量膨胀的“旋涡模式”,吸引众多民族汇入中国旋涡之中,形成多样一体的大一统中国,展现出共建天下,共创文化的智慧和力量。

孔子

霸道暴政 :否弃关联性思维的表征

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历史上有一些君主因为没有认识到世界的普遍关联性,而推行霸道暴政,最终导致天下分离崩析。秦国二世而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嬴政执政时,秦国国力强盛,“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台下,威震四海”,“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然而秦国统一天下仅仅十余年,就被陈胜起义推翻了。“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

秦帝国的失败表面上是霸道暴政的失败,深层是思维的失误。秦帝国实现统一之后,为天下的内运用创造了条件。然而,秦“帝国主义虽有统治世界的雄心,却没有一个以世界利益为准的世界观,而只有国家观,只以国家为最高主体而把世界看作是统治对象”,将统治者和民众对立起来,只顾君主利益和国家利益,推行霸道,否弃仁义,最终导致秦帝国二世而亡。

(一)霸道暴政以个体性思维为基础,没有把握天下的关联性

关系从关联性思维看,统治者和民众不仅有矛盾对立的关系,也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一夫不耕,或为之饥 ;一妇不织,或为之寒。”然而,秦统治者只顾国家的强大、政权的稳定,而将民众作为暴力专政的对象,“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致使“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臣民皆“人怀自危之心”。在这种情况下,秦帝国“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从关联性思维看,统治者和民众存在相互感应的机理,然而秦帝国统治者忽略了对民意的回应。秦帝国统一之时,天下“莫不虚心而仰上”,祈盼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然而秦始皇“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二世“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

从关联性思维看,统治者和民众的力量呈现着隐显、转化的关系。当统治者力量处于显现和强大的时候,民众力量只是处于隐藏和积弱的状态,然而这力量的对比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变化。当秦帝国竭泽而渔的行为激发广泛的民愤的时候,一个弱小的农夫揭竿而起,都能天下呼应。尽管秦王朝“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竭力强化统治力量,但终将无法挽回,其速兴亡,“若转闭锤”。

(二)霸道暴政建基于个体理性基础之上,忽略了公共利益

秦帝国统治者从个体性思维出发,决定了其只能是个体理性,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个体理性方法论不仅应用于个人,也应用于公司乃至国家。”“任何一个独立单位的思维模式必定是,并且仅仅是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之相对应的是“关系理性”。基于关系理性,“天下体系的任何成员都不可能达到自私利益的最大化,但可指望达到共同安全和共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个体理性和关系理性,关涉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义”和“利”的关系。

秦帝国唯以君主利欲为本,严重侵害民众的生存利益。特别是商鞅变法,片面强调功利,乃至发展到以利灭“义”,促使“君主专制的国家本位理念的结构性缺失与偏倚,构成其国家政治目标的功利性与狭隘性”,导致“国、民在利益与价值观上深刻的对立性”。在统治者的示范作用下,民间也盛行好利之风。“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 “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正如有学者描述的 :“在秦人的价值评价中,没有给道德伦理留下位置,而完全是以世俗的功利为标准,内心修养或道德的自我反省在这里是没有必要的,需要的是对自我以外实际世界的探求和自身物质需要的索取。”

(三)霸道暴政以暴力为主要手段,导致了天下纷争

从个体思维出发,凸显“你”和“我”之间的对立以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必然会导致利益冲突。秦帝国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秦始皇以严刑酷法治国,秦二世更是“暴虐以重祸”,把国家推向了危险的境地。“秦皇朝的灭亡,即是不懂得以仁义治国对于守天下的重要性,却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只能导致覆灭的下场。”

在推行霸道的理念之下,秦帝国重刑法,弃礼制。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有奸必告之”严重恶化了乡邻守望相助的温情。“不别亲疏,不疏贵贱, 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恩绝。”

正如贾谊所说 :“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然而,“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秦二世而亡的历史证明,天下只能归仁,而非为霸。

结语

“天下”的建构以关系理性为基础,建构在深层的关联性思维。在古代中国,关联性思维方式以“阴阳”为核心,具体展开为矛盾、相依、互含、交感、互补、转化、显隐等七种关系,为理解“天下”概念提供了思维的棱镜。

透过这面棱镜,我们发现天下呈现为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地域共同体,相互感化又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相互包含又相互转化的秩序共同体,多样呈现与本质相通的文化共同体。“仁”的思想正是把握了天下的关联性,并利用关联性,维护了天下的整体性、秩序性、公共性和人文性的实践。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天下为仁”的结论,其在历史上促成了古代中国体量膨胀的“旋涡模式”,吸引众多民族汇入其中,形成多样一体的大一统中国。但我们也看到,因为未能理解天下的关联性,秦帝国错误地推行霸道暴政,导致了天下纷争,秦二世而亡。

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又有抬头之势,奉行本国优先霸道思维,妄图以实力和霸权影响他国,动则使用暴力相威胁。“天下归仁”与“关联性思维”可以为反思霸权主义,理解世界的走向,构建“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生性的世界体系”提供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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