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 晓苏：写有意思的小说
编者按：
关于写有“意思”的小说，是著名小说家晓苏先生近年来一直所倡导的。比如在不久前孝感市中青年作家培训班的课堂上，晓苏先生对小说创作的“意义”和“意思”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着重提出了小说创作“意思”的意义；在《湖北作家》2016年秋季号上，晓苏先生表明《努力写出让人民觉得有意思的作品》必须从“选材生活化、立意人性化、表达细节化”三个方面努力。晓苏先生始终认为有“意思”的小说比有意义的小说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同时有意思的小说的确比有意义的小说更有审美价值。著名作家刘富道在《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4期《我为什么还在读晓苏的小说》一文中说，我读晓苏的小说已经二十几年，晓苏的小说就是放下身段说故事，先写出“意思”而后留下揣摩“意义”的空间。
写 有 意 思 的 小 说
文丨晓 苏
这里所说的有意思的小说，是相对有意义的小说而言的。有意义指的是有思想价值，有意思指的是有情调有趣味。
最好的小说，无疑是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那种。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完美的小说。在这种小说中，意义和意思这两个元素不仅都有，而且两者是水乳交融的，是严丝合缝的，是浑然一体的。打个比喻，它们有点像一对情人正一丝不挂地缠绕着，如胶似漆，难舍难分，割都割不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完美的小说却少而又少，不但在中国罕见，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不是太多。
我想，任何一位小说家，毫无疑问都希望自己能够写出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小说。但是，这种小说不是想写就能写得出来的！它的诞生需要足够而苛刻的条件，除了生活的积淀，思想的指引和艺术的支撑，还要依靠情感的渗透与智慧的照耀，更为重要的是，恐怕还要等待天赐良机，或者说灵感来袭。总之，这种完美的小说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许多貌似完美的小说，包括一些所谓的优秀小说，粗看上去似乎意义和意思都有，但不能细看，一细看就会发现，其中的意义和意思并没有达到完美的融合。它们经常是两张皮，要么牵强附会，要么生拉硬扯，要么风马牛不相及。老实说，我不喜欢这种小说。它们很像蹩脚的裁缝师傅缝制的衣服，虽然两块布连在了一起，但针脚线头都能看出来，让人觉得刺眼。这种小说很不自然，读起来别扭，难受，有时候还感到肉麻，甚至起鸡皮疙瘩。
既然完美的小说一时半会难以写出来，那小说家们就只好退而求其次了。因此，我们经常读到这样几种小说，一种是有意义没意思的，一种是有意思没意义的，还有一种是既没意义也没意思的。既没意义也没意思的，显然是最差的小说了，如果我们还把它称为小说的话。这种小说不写也罢，也不值一读。至于另外两种小说，我们见到最多的是有意义没意思的这种。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小说差不多占据了小说的大半个世界。但是，就我的审美趣味而言，我也很不喜欢这种小说。原因是，这种小说过于追求所谓的思想价值，有的故作高深，总是削尖脑袋往哲学的象牙塔里钻；有的则假装激进，笔锋一转就溜上了政治的跑马场。说实话，这种小说没什么读头。如果仅仅为了获取某种思想，我们还不如直接去读那些哲学原著和政治文件。
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那种有意思的小说。有意思的小说是从情调和趣味出发的，它不求宏大，也不求深刻，或者说，它不怎么重视意义的建构，只求渲染一种情调，传达一种趣味。这种小说不端架子，不板面孔，也不怎么作秀，更不装神弄鬼，往往显得很低调，很平实，有时候还有点世俗，因此让读者感到亲切，轻松，好玩，换句话说就是有意思！
我之所以喜欢有意思的小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太没意思了。坦率地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毫无意思的时代里。物质病态地繁荣，科技疯狂地进步，阶层剧烈地分化，社会严重地不公，人心空前地冷漠……生活在这样一个既无情又无趣的时代，大部分人都感到沉重，压抑，紧张，不安，真是没意思透了！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意思，所以我们就特别需要有意思的小说，希望这种小说给读者带来一点情调和趣味，让人们的心灵得到一丝放松与抚慰，从而使没意思的生活变得稍微有意思一些。
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来看，我认为有意思的小说比有意义的小说更接近文学的本质。有意义的小说虽然也写生活，但它往往只把生活当作材料，目的在于从生活中提取意义，这有点像那些磨豆腐的人，他们并不看重黄豆，眼睛只盯着豆腐，一旦豆腐磨出来，那黄豆就没用了，成了一包不值钱的豆渣。而有意思的小说则不同，它更看重生活本身，至于能不能从中发现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这生活本身显出情调和趣味来，这又好比那些热爱黄豆的人，他们虽然没把握从黄豆中磨出豆腐，却能够把黄豆处理好，或者炒，或者煮，或者泡，将它变得光彩夺目，有滋有味，香气扑鼻。文学说到底还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有责任让生活变得更有意思。所以我说，有意思的小说离文学的本质更近。
再从美学上来讲，我觉得有意思的小说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美学追求。如果说有意义的小说属于理性审美主义范畴的话，那么，有意思的小说就应该归为感性审美主义了。与传统的理性美学相比，当下流行的感性美学更加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出于对感性美学的崇尚，有意思的小说开始重新梳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特别看重生活本身的审美价值，从而将文学的兴奋点和着力点转移到了日常生活的感性层面上，尽力去发现、捕捉和传达潜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微妙情调和独特趣味，进而彰显出感性生命的无限丰富性与多种可能性。
本来，我不想因为自己喜欢有意思的小说就去故意贬低那些只有意义的小说。但实话实说，有意思的小说的确比有意义的小说更有审美价值。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首先，意义是理性的，意思是感性的，感性的东西肯定比理性的东西显得直观，因此更具审美性；其次，意义是大同小异的，意思则是千差万别的，千差万别带来的美感显然比大同小异更加丰富多样；第三，意义一般是从内容中生发出来的，而意思却来自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所以与意义相比，意思就多了一种形式感，而形式感正是美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作 者 简 介
晓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于湖北保康。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先后在《收获》《人民文学》《作家》《花城》《钟山》《天涯》《十月》《中国作家》《大家》《江南》《长城》《小说界》《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花》等刊发表小说五百万字。出版长篇小说《五里铺》《大学故事》《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5部，中篇小说集《重上娘山》《路边店》2部，短篇小说集《山里人山外人》《黑灯》《狗戏》《麦地上的女人》《中国爱情》《金米》《吊带衫》《麦芽糖》《我们的隐私》《暗恋者》《花被窝》《松毛床》12种。另有理论专著《名家名作研习录》《文学写作系统论》《当代小说与民间叙事》等3部。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刋》《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等刊转载40余篇，并有作品被译成英文和法文。曾获湖北省第四届“文艺明星”奖、首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花被窝》《酒疯子》《三个乞丐》分别进入2011年度、2013年度和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第 五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