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富海 | 邻 家 二 叔【教师节特刊】

邻 家 二 叔

文| 马富海

编者按：

今年的教师节就要到了，不得不感叹时光的飞逝，接下来要庆祝的已是第35个“教师节”了。今天编发的马富海老师的这篇《邻家二叔》，给读者呈现了他的邻家二叔、一个基层农村教师的形象，颇具时代代表性。作者对二叔的尊重和敬仰从字里行间如清泉一般，淙淙流淌而出。也透露出作者对那个时代乡邻、师生那种善良、朴实、醇厚、无私的人际关系的深深的怀念。

二叔是一位教师，他家与我们家是隔户邻居，相距有二十米远，两家都在村中心马路的北边，日常出出进进可以看到彼此。

但我在上初中三年级之前的15年里，似乎没有和他说过话儿。路上顶头遇见，我都是绕到路边，把大路中间的宽阔处让给他走。那种深入骨髓的胆怯，是一个小学生，一个小屁孩对一位正规知识分子，一位人高马大的长辈的深深的敬畏产生的。我只知道他这个人，只是认识他这个人的样子。

倒是他的父亲，我喊五爷的老头儿，与我下过农村盛行的土棋----打败狼。我们对战了四盘，他当狼，我当兵，他胜利；我当狼，他当兵，我胜利。那一年我八岁，二比二平，我却是一脸的骄傲，一脸的得意。五爷说“小子行！行！”从此我见到五爷没有小孩见到大人的那种畏惧感。但对于他的儿子，我的二叔，一直很陌生。

初三那一年，我转到一个新学校，校园里全是陌生人。课余时间，一个人低着头在学生群外的空地上转悠，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整个学校还没有一个能叫出我名字的人，这叫声让我很吃惊。抬头四下张望，看见二叔在对着我笑。他刚吃完饭，提着碗筷往教师生活办公区的方向走。

“真是你啊!啥时间来这里上学的？”

“上星期。”

“我开学前才调到这里。两星期了，怎么一直没有看见过你？”

“你不教初三啊。”

“我教初一语文。来我住室坐一会儿吧。离上课还早着呢。”

我很迟疑：老师们的办公区不是学生能随便去的地方。只有两种学生去，一种是抱作业的班干部；一种是做坏事受批评的坏家伙。闲玩，到那个区域，是自己找不自在。

“来吧！坐一会儿。”

二叔再一次邀请。我心动了。我一个学生，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礼遇。心里忐忑不安的，还是跟在他身后，从几个老师的面前走过。一路上，二叔一一问候他们后，还把我介绍给他们“这是我老家的一个侄儿，在咱们这儿上初三。”

不欢迎学生到教师生活办公区瞎转悠的老师们，都是笑着点头。一个学生被老师这样对待，太平等了：我被当作一个老师了吗？我配吗？我太笨，不知道顺势问候各位老师好，只是低着头，红着脸，跟着二叔往前走。

“没有椅子坐了。你坐我床上吧。”

我平生第一次坐到老师的床上。他又给我倒了一杯热水。然后，把自己的椅子转一下方向，正对着我的面坐下来，问我吃饭、住宿等等事务。最后，他又取下自己的钥匙串，从中取下一把钥匙递给我“以后星期天晚上不要再跑了，就睡我床上吧。”

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对我这样好。我不是他的亲侄儿，我姓马，他姓张，仅仅是邻居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被当作大人对待，尊重；一个上初中的学生被学校的老师这样对待，尊重，对我内心的冲击是极大的。这让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有一定担当的大人了。

有了这个意识，以后遇见他，我就不能再躲，也不需要再躲，我应该做的是，微笑着迎上去，在他开口之前，主动问候。而且，说话还要干净，不能带脏字坏词，说的话要尽量让他听懂，听明白，说话的声音不能大的像吵架，也不能小的像蚊子哼哼，要让他听得清，不能只是发泄，牢骚，或者辱骂。应该要像大人一样心平气和的，大大方方的回答、表达。对他是这样，对像他一样的大人都应该是这样。还有，就是能发现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自己也能顺手帮一下。这些都是大人的行事方式啊，但是，在课堂上老师不会教；在家里，父母遇到我们不能这样做的时候，临时指正并教育的时候，总是被我们认为是被外待、被不喜欢、被偏心，被斥责、被批评，从而与父母对着干，惹得父母怒火上升，换来更加严厉的斥责，甚至骂和打。

我那时并不是一个好学生，调皮捣蛋，逃学，不做也不交作业，考高中、考大学，于我还是异想天开。所以，二叔这样对我，并不是刻意为之，只是他待人、接物、处事的一贯行为方式而已。他在外地教书，不经常在家，他有着比农民更清闲的生活，有着更高的收入，他衣帽整齐干净。在外地，在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遇见本村的熟人，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在我十五岁时，在我需要被大人认同的心理怀疑叛逆期，他也是这样对我，这是我幸运啊！我幸运地，在我最需要尊重和认可的年龄，遇到了他的尊重和认可；我幸运地，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了他的帮助。他自然且平常的日常行为震动了我，从而促使我思考，促使我改变，乃至于使我的心理，慢慢地、健康地成长，成熟起来。所谓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就是二叔这样吗？

二叔与我并没有深入的交往下去，即使我后来也当了老师，假期里我们在村头一起吃饭，乘凉，闲坐，打扑克，聊天的内容都是天气、农活、家庭生活、孩子教育这些公共话题。从不自以为豪地谈论学校事务、工资、同事关系之类的与职业相关的内容。他更没有以老教师的身份指导我如何融入学校生活，也不从以一个长辈的身份指导我如何做一个好老师。回到老家，我们就是邻居，也仅仅是邻居；在外面遇见，我们也仅仅是邻居，那种存在于内心的亲近，被小心翼翼藏着，从不表现出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明白，过分的友好，彼此之间也是一种伤害。年轻不懂这个，总希望有一个高人时时事事为自己纾困解难、指点迷津。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依赖，是不敢独自面对人生的胆怯，和不愿意独立判断事务的懒惰。在我是学生的时候，和在我是老师的时候，二叔一样地对待，他也是用同样方式对待其他人的。这个平常心，最是了不起。这里面的自知和知人，以及知世和处世的智慧，恐怕只有人过中年之后才能理解和掌握的吧？

二叔是村里各家各户共同认可的主事人。村里的红白事，都少不了他迎来送往、主持安排。我结婚的时候，是这样，大我十几岁和小我二十几岁的人结婚，也是这样。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桌，一把椅，他坐在院子里，几句话就把几天的事务安排的妥妥帖帖。主家把相应的责任交给他，缺东缺西，客来客去，不需要主家出面，只须找他就行了；钱也交给他保管，收入支出，记录在案。由此，他被称为大总管。

大总管可不好当。替别人家做事，替别人家做主，不一定了解主家的亲朋关系，和深藏在和睦表象之下的争执、不满、怨恨。所以，梳理事情容易，安排人做事也简单，待客接物的礼数就不好把握了，而办理事务需要的花费，牵扯到相关人的实际利益，更是让人防不胜防的麻烦和难缠。一方面事到临头，必须立马用钱，一方面是出钱的人，因为兄弟矛盾、姊妹纷争、家庭财力，凑不出办事需要的钱。为此，亲人之间，有哭闹的；有打架的；有掀翻宴席的；还有要上吊喝毒药自杀的，世间百态奇闻怪事，都是人们饭后最有趣的谈资和笑料。但在我们村，类似的事情没有发生过。这可不是我们村的人都是圣人，而是因为主事的人着力于调解各方面的关系，把事情处理的各方面都被认可。这太不容易了。

记得我母亲去世的那天早晨，我接到电话，骑上自行车就往家里跑，经过二叔家门口的时候，看见他正端着碗吃饭。他看见我，站起来说:“你回来了。”一句话说的泪水流了下来。我那时才三十多岁，没有怎么参与过类似的事务，更没有处理这事的思路。家里只有年老多病的父母，我回到家，就是家里唯一的主事人--------一个不会主事的主事人啊!我知道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决定，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六百元钱，你拿住。你这么慌慌张张地回来，一定没有准备。”是啊，银行也没有到开门的时间呢。

回到家里，面对叫不醒的母亲，和泪流满面伤心得说不出话的父亲，头一下子就懵了。闻声而来的邻居们站在院子里，等着帮忙做事，我却一直在追问母亲昨天和昨晚在做什么，幼稚地想从这些事情中找出母亲去世是缘由，似乎通过对细节的了解，可以找到唤醒母亲的契机一样。直到二叔来了，让我掏出钱来，他拿着钱安排邻居们放树、通知亲戚、买东西，就十几分钟的时间，人们都被派出去忙碌了。。。。。。

那三天时间里，我都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我没怎么哭过，也没怎么管事过。直到诸事停当，夜幕降临，亲朋邻居散去，面对空荡荡的院子和屋子，才悲意袭来，痛上心头。二叔走过来拍拍我的肩头，说：

“来，咱们算算账。”

“算什么账？”

“这一份是亲朋邻里的礼金单。你保存好。今后遇到哪个家庭有事的时候，你要记着随礼。这也是你随礼金额的依据。”

“……”

“这一份是这几天的收支清单，有一些项目问过你，有一些是我安排的，你可能不知道。物品，金额，办事人，都写在上面，你看一看。还有余下的钱，你们看看怎么处理，我可以帮你们分一下。”

“……”

“事已经处理完了。你们兄弟姐妹之间有什么意见当面提出来，在这里说清楚。别留下不愉快。没有你妈了，你们之间更应该说清楚。”

已经操劳三天的二叔，不止要把这三天的事画一个圆满的句号，还要为我们今后的生活做好铺垫。二叔被人们尊重，被人们信任，不是平白无故的啊！

二叔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和他儿子一起住进了县城里，村里的事务也不再参与了，专职接送孙子上学。偶尔在街上遇见了，若他是步行，就和他聊聊天；如他是骑着自行车，在人来车往的大街上专心致志地前行，就静静地看着他走近又走远，不去惊动他，怕他在大街上上车下车不安全。他须发全白，背也驼了，但身子还硬朗着。安享清福的年龄，他却不肯闲着。

哦，二叔，我们算不算忘年交呢？愿你长寿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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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富海，新野一教师。爱好旅游，钓鱼，看书，作文，吟诗，独坐，睡懒觉。床上日月长，梦里天地广。视睡好觉是重要的事，别的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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