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宇：寻找居巢国

两次巢湖考察以及后来撰写的《两次巢湖考察引发的思考》已经揭开了巢湖及其周边地区历史上的不少谜团。基于实地考察的结果以及一些历史文献、民间传说，本人也相继提出了不少假说。以上构想形成了一个个的知识点，然而，它们之间又存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本文将试图展开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每当说到巢湖地区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把它与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相联系起来。有巢氏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并称为传说中的五氏。在上古的传说中，他简称“有巢”或“巢”，号“大巢氏”，被誉为华夏“第一人文始祖”。《淮南子》在谈到房屋的发明时说：“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䖟，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顾名思义，“有巢”就是人们要有地方住。有巢氏教人们不再住在地面洞穴中，在树上用枝叶建造出简陋的类似于鸟的巢作为示范，这便是最为原始的房屋了，至少可以躲避野兽和洪水。筑巢为室，华夏先民得以安居一处，家园的梦想终成现实。最早的巢居又称“树上居”，后来才延伸到了平地上形成房屋。古人拥其为王，号“有巢氏”。从有巢氏朴素的名号来看，其已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袛，而是一位创造人类历史的民间英雄。有巢氏代表着人类从原始穴居到建造房屋的阶段，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有巢氏率领子民在哪里筑巢为室，他所建立的居巢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呢？古代的史籍中有不少的记载。其中比较详尽的是南宋时期罗泌撰的《路史》：“昔载上世，人固多难，有圣人者，教之巢居，冬则营窟，夏则居巢。未有火化，搏兽而食，凿井而饮。桧秸以为蓐，以辟其难。而人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木处巅，风生燥，颠伤、燥夭。于是有圣人焉，教之编槿，而卢缉藋，而扉塓涂翳，以违其高卑之患；而违风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号有巢氏。驾六龙，从日月，是曰古皇。龟龙效，图书畀，于是文成而天下治。”“其为政也，授而弗恶，予而弗取，故天下之民皈仁焉。其及末也，有礼臣而贵，仕之专而不享。欲削之权，惧而生变，有巢氏遂亡。居于瓕及盘领。后有巢氏。巢父友许繇、樊竖。繇居沛泽，其道日光，尧朝焉，而逭之。父适闻之，洗耳于频。竖方饮其牛，乃欧而还。”

罗泌所撰的《路史》意为大史，内容记叙上古以来有关历史、地理、风俗、氏族等方面的传说和史事。此书虽然资料丰富，但取材芜杂，很多材料来自纬书和道藏，神话色彩强烈。然而它对于有巢氏建立的居巢国的记载可谓是最详尽的。居巢国在今日的巢湖附近一带，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也是学术界的共识，可是它具体对应的究竟是何处，仍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笔者经过两次巢湖考察并多方查证史料后可基本认定，居巢国在考古学上对应的是凌家滩文化。居巢国的两大都市一座已经沉没于巢湖水下，另一座便是裕溪河畔的凌家滩。围绕这两座大城市，居巢国的先民修建了若干防御体系。他们还在巢湖中的姥岛以及巢湖南岸的银屏山中进行过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巢湖市的有巢氏雕塑

无论是根据史书记载还是民间传说，居巢国的创建者都是上古的有巢氏。有巢氏的最大功绩乃是建造房屋。建造房屋标志着人们开始脱离了原始的穴居生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据我国长期以来的考古挖掘表明，在新石器时期，人们普遍有了建造房屋的行为。而最早的房屋便是模仿鸟类筑巢所形成的“巢居”。所谓“巢居”，是指在树木上用树枝搭架而居或底层架空上层居住，因类似飞禽动物的筑巢故名。《韩非子》中的《五蠹》中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类似的记载亦见于《礼记》《三坟书》中。后来这种简单的树木上的树枝搭架逐步发展成了考古发掘中发现过的干栏式房屋。干栏式房屋在六七千年前广泛流行于我国的南方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干栏式建筑是河姆渡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以竹木为主要建筑材料，主要是两层建筑，下层放养动物和堆放杂物，上层住人。巢居在适应巢湖周边地区气候环境特点上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远离湿地，远离虫蛇野兽侵袭，有利于通风散热，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这种居住形态巧妙地利用垂直空间距离作为边界，是人类在适应环境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有巢氏的生活年代就是上古先民开始建造干栏式房屋的年代，由此可以大体推断出，居巢国建立的时间应当在距今七千年左右、公元前五千年。

巢湖的得名与有巢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巢居的出现标志着上古先民逐步开始过上了定居的生活，为居民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巢湖则为上古有巢氏先民的定居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对上古时期的先民而言，饮水是一个大问题，在不具备打井技术的条件下，上古先民一般选择的是居住在水源地的周边地区。由此看来，巢湖以及连通巢湖与长江的裕溪河是居巢国先民的理想居所。巢湖作为一个面积755平方公里、容积17.17亿立方米的巨大淡水湖，为上古先民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湖中有各种鱼类共计94种，又为上古先民的渔猎活动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在水稻已成为农作物的条件下，湖边又可以种植水稻。除了捕鱼与种植水稻之外，在考古活动中还出土了许多其他农作物的种子，其种类有蚕豆、芝麻、花生、西瓜、酸枣、桃、葫芦等。由此看来，生活在上古巢湖地区的居巢国先民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堪称丰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巢湖及其下游裕溪河的良好自然环境。

在丰富的物质生活滋养下，居巢国先民在精神生活领域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把自己崇敬的圣物用珍贵的玉石雕凿了出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玉器文化。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大批精美玉器引发了考古学家特别的重视。它有别于也曾出土过大量玉器的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表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华玉器文明。其中刻有原始八卦图的长方形玉片和腹部刻有圆圈纹和八角形纹玉鹰-猪合体的动物形象，最能体现居巢国先民的图腾崇拜以及他们对于哲学的早期思考。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与玉猪造型完美，刀法简练，栩栩如生，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反映了居巢国先民进行文明始创时所展现出的蓬勃生机与创造力。凌家滩的玉器主要出土于祭坛和墓葬之中，一些富有的墓葬随葬品为数众多，其中包括大量的精美玉器。凌家滩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玉器完全无法用于劳动，也已失去装饰品的意义，而具有文明时代的代表国家的“礼器”的性质。《周礼》中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壁琮以敛尸”的记载。这表明居巢国时期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已等级森严、界限分明，形成了初步的“礼制”的社会秩序。从这些出土的珍贵玉器我们可以看出，居巢国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文明社会的国家形态，完全不是初创时期的国家了。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干栏式建筑复原图

作为有巢氏的后人，居巢国先民的建筑技术也一再有所提升。目前可以看得到的居巢国时代的建筑遗迹主要有凌家滩遗址、巢湖唐咀的水下城遗址以及含山县土山庵附近的建筑遗址。居巢国时代的大部分建筑应当为前文中提到过的干栏式建筑，然而在目前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较少。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竹、木、草制成的干栏式建筑都是有机物造成，容易腐烂；另一方面，巢湖周边的环境潮湿，夏季时温度过高，且土壤中含有较多的酸性物质，也不利于干栏式建筑的保存。但同时期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可以为干栏式建筑的存在提供一个有力的旁证，接下来的考古活动很有可能找到这类建筑遗存的。除了用竹、木、草等制成的“巢居”建筑之外，居巢国先民还就地取材，用巢湖岸边的石材修建了大量的建筑。凌家滩遗址发掘过程中，有大量的玉器是在石砌垒的祭坛边发现的。用石头来垒砌祭坛，说明在居巢国先民的观念中，石头是比竹、木、草等更为珍贵的建筑材料。另一处大量使用石头来垒砌的居巢国时代的建筑，是土山上的防御工事。它上面有着石墙和石质的房子，又处在制高点之上，易守难攻。它处于居巢国时代的凌家滩古城正北方向，是凌家滩的一道坚实屏障。

除了在《两次巢湖考察引发的思考》文中提到的居巢国的诸多遗迹，此外还应当补充说明一下巢湖岸边广布的“神墩文化遗址”。它在传说中是神人居住过的地方，为高约5米，上面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人垒砌的高台土墩。考古学家已经对槐林镇东侧的一座神墩进行了发掘。它的表层布满陶片与瓦砾，文化层层次清楚，共分三层。第一层厚30厘米，属于耕土。第二、三层厚40厘米，所发现的陶片数量大，按颜色分红陶、灰陶、黑陶三种；按质地分泥质、夹砂、印纹陶，其中夹砂陶最多。陶片的厚度不一，薄的不足3毫米，厚的近1厘米。陶纹主要是绳纹和堆纹，以及各种类型的印纹。从陶片分析，陶器有鬲、鼎、豆、盆、罐、碗等七、八种。从发掘的大量鬲足和鼎足中，发现有的鬲足内还有水锈的痕迹。另外，附近农民也曾发现过磨制精细的石斧、石锛各一把。经过考证，这里是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村落遗址。无论是在年代上还是出土文物的类型上，“神墩文化”都与居巢国相吻合。巢湖岸边广为分布的“神墩文化遗址”，应该为居巢国时期的村落遗址。

由此可以推算出上古居巢国的领土，它与凌家滩遗址的文化辐射范围大体保持一致。上古时期的国家还正处于初创阶段，因此国与国之间没有像今日这样泾渭分明的国境线，所以本文中提到的“领土”，其实更多地指的是这一古代文明的影响范围。居巢国的领土北界可以到达今日的淮河。在淮河下游的蚌埠地区有距今7300多年的双墩遗址，它与上古的凌家滩在文化上有诸多的相同之处，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不远，应当是在当时处于同一国之内。居巢国的领土南界达到了今日的长江流域。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有巢氏发明的干栏式建筑实物，它也是中国上古先民“巢居”的有力证明，同时它也反映出居巢国的影响力远及这一带。居巢国的领土东界可以到达东海。当时的东海正处于海侵时期，海水到达了今日的盐城一带。居巢国的领土西界达到了今日安徽省与河南省的省界。当时的河南占统治地位的是仰韶文化与后来的龙山文化，与巢湖周边的凌家滩文化属于完全不同的新石器文化类型。

居巢国在文化上的一大创举便是它在文字的起源和演化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殷墟的甲骨文已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形态，在正式成型之前，文字肯定有过其漫长的发展历程。可是目前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商代以前的文字是很少的，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刻画符，在更早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山东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中也出土过一些刻画符。与此同时的江淮地区，曾在蚌埠的双墩遗址中发现有一些刻画符。巢湖周边地区在笔者进行的考古调查之中也发现了一些刻在山洞洞壁之上的刻画符。这些刻画符集中在巢湖南岸的银屏山仙人洞内，有一些发现已具备早期文字的雏形，与后来的甲骨文很是相像；而有一些则完全还是图画的状态，反映的是居巢国先民的狩猎、祭祀与生活场景。它们反映出居巢国的先民处于文字创建的关键阶段——他们尝试着用简单的绘画与符号，将身边所见的事物一一表现出来。巢湖银屏山仙人洞的发现仅仅意味着居巢国文字创建的冰山一角，在凌家滩遗址中也发现了刻在玉器上的一些符号。将来还应当可以挖掘出来更多居巢国时期的类似于文字的绘画与符号，进而破解汉字的起源之谜。

凌家滩遗址玉器上的刻画符

居巢国文明并不是孤立的，在它建立与崛起之时，周边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文明古国。这些文明古国目前可以证实的有今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古国、今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古国、长江以南的河姆渡文化古国。居巢国与这些古国之间有着密切的往来，这种往来有经济-贸易方面的，由文化方面的，还有政治-军事方面的。这种往来有和平的也有战争的，它在居巢国的兴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和平时期，形成了一条经由居巢国的商路。这条商路最远可达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其证据是出土于凌家滩遗址的大量原料来自于和田的玉器。居巢国先民不仅自己利用这些玉石，还将其转卖给河姆渡文化古国，使玉器在我国广大地区普及起来。另外从巢湖没入水底的古城中发现有郑州二里岗风格的陶器碎片来看，居巢国与仰韶文化古国之间应当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居巢国借鉴了仰韶文化古国的陶器制作工艺。居巢国的玉器制造工艺也逐步流传到今河南地区。

上古先民彼此之间的交往有和平的，但是战争也一直是长江与淮河之间这片土地上的重要旋律。战争出现的原因便是当时阶级与国家的出现。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各类墓葬的随葬品表明，当时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宗教祭祀阶层与军事阶层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而大多数平民则只拥有着能维持基本生活的财产。与居巢国同时的大汶口文化古国此时墓葬中已存在有殉人现象，说明它在社会形态上已经是早期的奴隶社会。为了争夺土地和奴隶，奴隶制国家之间经常爆发战争，居巢国与大汶口文化古国之间自然也不例外。笔者与叶远先生共同考察过的含山县的土山上的遗址便可以证明这一点。土山上有着疑似居巢国时期修建的石墙、堡垒等防御工事，而且就遗迹的破坏程度来看，这里曾发生过惨烈的战事。土山上的遗迹可以证明，居巢国曾经与来自于北方的敌人进行过激烈的战斗。这场战争双方应互有胜负，居巢国的部分居民被大汶口文化古国掠走为奴，但居巢国也并没有因此而灭亡。凌家滩遗址从目前发觉的情况来看并非是毁于战争，巢湖北岸沉入水中的古城周边也并没有战事的痕迹。这些表明在与大汶口文化古国的战争之中，居巢国保住了它的独立，它的灭亡并非是由于对外战争所导致。

居巢国从距今五千多年前已存在，有关夏商时期的许多史料还可以见到关于居巢国的记载。可是到了周以后关于它的记载却几乎不见于史书之中了，它的灭亡仿佛是一个谜。夏和商其实用“时代”而非“朝代”称呼更为合适，因为它们都是当时天下万邦之中最大的邦国，而非像周天子一样与其他诸侯国之间存在着册封与被册封的关系。那么，居巢国灭亡的时期可以推定为不晚于殷商时期。其灭亡的原因，则可能与巢湖周边地区的一场重大的自然灾害有关。这场自然灾害不是单一的某种天灾，而是多种灾害的并发。首先，这场自然灾害发生之时，巢湖与其下游的裕溪河应当都处于涨水期，水位较高。其次，巢湖的北岸地区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造成了巢湖北岸的龟山与其他山脉山体被撕裂。山体撕裂之后，巢湖北岸与之相连的临湖地面与山体一同产生了滑坡。由于居巢国的这座城市正位于巢湖北岸，滑坡使这座城市陷入与巢湖之中。巢湖岸边的城市陷入于湖中使得巢湖以及与此相连的裕溪河水位暴涨，随之产生了一场破坏性巨大的洪水，这场洪水造成了裕溪河沿岸地区城市与村庄的毁灭。地震与洪水之后，还产生了一系列次生灾害——农业歉收所引发的饥荒、众多死者引发的传染病疫情。这场巨大的天灾使居巢国的大多数人口死亡，也造成了居巢国的毁灭。

有关居巢国的历史事实，本文有些可以得到证实，而有些内容却不得不仅凭推断。望本文能够引起广大研究人员的重视，推动对居巢国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