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年前的今天，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鸦片战争输在哪里？
178年前的今天，即1842年8月29日(农历1842年7月24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
两百多年前叩击国门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有利因素，这样的结果难以让国人接受，一直以来被视为巨大的民族屈辱。战争虽已过去200多年，但对失败的反思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之再三，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究竟是武器落后还是指挥无能？是国力衰弱还是用人不当？
透过历史的表象，人们思考着失败的种种原因，设想着胜利的种种可能。在众多的胜利假设中，人口优势论、奸臣误国论甚有说服力。有人说鸦片战争不过是提早了仅百年的抗日战争，只是缺少了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者。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先来看看所谓的人口优势论。
战争中，最直观呈现的是武器装备，清军在这方面的劣势一览无遗。鸦片战争期间，清军的装备主要是仿制的土枪土炮、辅之以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而英军的武器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枪，其射程范围、射击速度、射击精度和威力是清军所不能及的。正因为如此，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清军未能击沉英军的一艘战舰，而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
在海军力量方面，中英双方的差距更是无法比拟。英国海军的先进程度为当时世界之最，拥有各类舰船400余艘，以蒸汽为动力。清军的海军，当时称“水师”，拥有舰船数量上虽有百艘之多，但速度、吨位、技术均远远落后于英国。而且水师的主要任务是缉拿海盗，算不上是一支正规的海军，大体上相当于海岸警卫队。一言以蔽之，鸦片战争时期英军的装备已经处于初步发展的热兵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
兵器上处于劣势的清王朝，在兵力上却处于绝对的优势。是时，清朝有八旗兵约20万，绿营兵约60万，总兵力达80万之多。而英国本土和海外的总兵力不过20万人，大约是清军的四分之一。另外中英两国远隔万里，战争初期，英国远征军的总兵力大约是7000人，后期兵力不断增加，至战争结束时，大约有2万人，与清军相比，大约是1：40。
鉴于此，普遍的观点认为：只要清政府决心抵抗，指挥得当，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以逸待劳，以众击寡，是完全可以击败英国的。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优势，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当时清军的绝大部分分散在全国各地，以营为单位驻防在市镇要冲，每营从200至1000人不等。他们扮演着警察的角色，日常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因此马上调动军队投入战争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是不可能的。这样实际兵力和参战兵力就是两个不同量的概念。
80万常备军真正能投入到战斗中的数量极为有限，而且还要从不同的地方抽调。当时清军调兵的速度，与战场相邻的省约30—40天，间隔一、二省的约50天，三省的约70天，而远隔四省的就需要90天以上。这样的调兵速度使清军丧失了本土作战的有利条件。当时英国海军舰船从印度到香港仅需30天，即是从英国本土而来也不过4个多月。舰船的高效运输手段，机动灵活的调兵能力，在具体的战役中英军反而占据了数量上的优势。再加上清军不甚了解英军的战略目标，只得处处设防，千里海岸线成了千里防御线。
与数量相关的是质量。清军一旦被招募，就成了终身职业，军队中士兵的年龄参差不齐，老弱病残，应有尽有，战斗力大为减弱。当时很多人当兵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为了生计，一些士兵替人帮工、租种土地等等，这无疑减少了日常的军事训练。当兵收入虽然不高，但旱涝保守，因此不少人是请人托词补兵额滥竽充数的，操练时往往应付差事，其余时间仍操持旧业，当兵反而成了第二职业。
清朝军官多行伍出身，素质低下，为社会不齿，因此一流人才都致力于科举。军官也无合理的退役制度，很多将官年至古稀仍在服役，如湖南提督杨芳、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等均已70岁左右。与军官社会地位相应的是其经济地位。清朝武官薪水低于文官，在当时崇尚奢华的官场中，一些武官为了捞取钱财，吃空额、扣兵饷、开赌场甚至贪赃枉法，简直无所不用其极。林则徐就曾私下向朋友透露，广东水师收入1%靠饷，99%靠替洋人运商品包括鸦片。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让清军防盗防民还能勉强应付，而要面对近代化的世界一流军队，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再来看看奸臣误国论。
道光帝在林则徐之后，为抵御英国侵略，先后启用了三个人：琦善、奕山和奕经。琦善攻击林则徐、邓廷桢，认为他们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办理不善，接替林则徐至广州后却向英军摇尾乞怜，签订和议，丧权辱国，引起天下共愤，结果被革职查办，抄没家产。奕山被授为靖逆将军后，一路招摇，耗时数月来到广州，在道光帝反复敦促下贸然出击，结果一败涂地，广州城为英军所占，被迫签订《广州和约》。战败之后，奕山不敢如实上报军情，反而编造战绩，邀功请赏，不明就里的道光帝居然听信谎言，奕山获得交部优叙的赏赐。真是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扬威将军奕经的行径同奕山如出一辙，一路花天酒地来到浙江前线，仓皇进攻失败后，谎报军情，掩败为胜，力主求和。
从史实看，似乎真的是奸臣误国。于是有人假设，如果道光帝继续让林则徐主持广州事务，英军断无取胜的可能。可惜道光帝误信谗言，把林则徐撤了职。英人在林未去之前，不敢在广东开战，既去林，当然就无所顾忌了。的确，林则徐是主剿派的代表人物，对英军的认识最全面，防范也最严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被撤职的林则徐仍留在了广州城，后来的琦善、杨芳和奕山，在作战方面是非常尊重林则徐的意见的。虎门失守，广州沦陷，几乎完全是按照林则徐的作战建议进行的。至于英军舍弃广州而进攻定海，则是因为在广州无法寻找到能够代表皇帝与他们对等谈判的代表，甚至连递交国书都不可能，他们只能到一个距离北京更近的地方。
此外，面对英军的船坚炮利，林则徐也没有必胜的信心。在谪戌伊犁途中，他给密友的私函中写道：“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可以说撤职造就了林则徐的神话，而他的求和或者战败的同僚们，都被贴上了汉奸卖国的标签。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落后。我们的兵器和军队是中古的，政府是中古的，人民是中古的。“落后就要挨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却不明了失败的原因而不努力致力于改革奋进，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然而，对于这场叩关之战，对于当时人的影响微乎其微，除了极少数人的些许反省和觉悟外，中华民族开始认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却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被后人视为民族耻辱的《南京条约》，在当时却被称作“万年和约”；对于将我们打败的英国，时人仍视之为“蛮夷”，几乎没有人去理性分析为什么他们能够获胜。或者是出于狂妄自大的惯性心态，或者由于战败后不敢正视自己，或者一向缺乏反省的思维习惯。总而言之，中国人战败了，却没有从中汲取任何教训。
其实，战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战败后对国人毫无触动。反观我们的近邻日本，在美国佩里将军叩关之后，很快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在佩里登陆的横须贺修建佩里公园，将其叩关的日子作为日本的“开国日”。虽然中日两国文化有异，但是日本近代以来发展的历史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如果时至今日，当提及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对清朝腐朽败坏政治的冷嘲热讽、对英国强盗逻辑的愤怒控诉，我们将愧对在战争中牺牲的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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