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北张村仨民间“史官”的百年村庄纪事
深入农户搜集史料
三位离退休干部,在自己晚年时光里,和12位村里资料采集员,常年深入村庄、档案馆,翻阅省市区县十多部史册资料,遍寻有关自己村子的历史资料,查阅了周边区县有关本村的所有历史档案,走访群众2000余人,各自动笔,根据负责章节撰写,再碰面讨论研究,历经10年编写,九易其稿,终于将25万字的村史——《北张村纪事》印刷出版。“历史不同于文学创作,不能掺杂哪怕一点的私人感情。”担任民间“史官”,三位编撰者坚守“真”字当头,希望能给后人一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历史工具书”。
写村史“真”字当头
9月16日是西安市长安区兴隆街办北张村一年一度过传统古会的日子,村里除了请来戏班子唱大戏,更让村民欣喜的是,他们盼望十年的村史《北张村纪事》,要在村里城隍庙对面的戏台上,举行首发和“每家每户一本”的赠书仪式。
当该书作者之一,已经87岁的邹圣周走进村子时,村民连忙上前搀扶满头银发,拄着拐杖的这位曾任长安县(区)法院副院长的“老政法”。在他们印象里,十年前,脚蹬布鞋的老邹常回村,走东家进西家找人了解“过去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
“当年老邹一进门就喊着泡茶,我们抽着他带来的纸烟,一聊就是多半天。”在老乡长石勃甫记忆里,“他手里不离本子,还像年轻时做‘文学青年’那样,把我们说的都记在上面。”
另一位作者,81岁的张鸿济身材瘦弱,言语不多,出身书香门第的他在县(区)档案馆和党史研究室工作过,他向记者谨慎地强调:书名之所以叫《北张村纪事》,不敢叫成村史,是因为第一次接触编撰史志类书籍,难免有不是非常精确的地方。72岁的蓝信鼎在三位作者中算是“少壮派”,教师出身的他告诉记者,这本书只收录了他们三位作者和12位资料收集员十年来搜集资料的七成,文稿付梓刊印前,又把近一成让大家心里感觉不踏实的素材也删掉了。一件史实未经三人以上确认,就不能写进书里,大家集体吃不准的事情就在后面注明“待考”,或者直接拿掉。
这本书在三位作者心里是一部百年纯历史。从2005年6月开始动笔,“重在资料和史实的准确与真实,力争不虚假、不夸张,存真求实。文字通俗、朴实活泼,让男女老少都看得懂”被奉为采编过程不可逾越的总原则。
三位老人说他们都是“从青年起就出村给公家干事,直到退休也没给村上和村民帮过什么忙”。十年前,三人闲聊时就萌发了把村里的历史变迁、贤人达事、经济发展、风土民俗记录下来,以此昭示后人的想法。面对越来越丰富的资料,最后拍板决定了为村里写一部村史的“宏伟计划”。
25万字诉说百年沧桑巨变
他们三人在村里张贴“给北张村父老乡亲的一封信”,希望大家提供史料,积极参与。村里的企业家、省政协常委张占胜和省人大代表兰喜吉闻讯后表示:给你们安排车,再给些启动资金。同时也提议,除了记录村里的大事,也把村里典型、带头人都写上,哪怕当年是最早的养猪专业户,第一个到县城韦曲镇摆凉皮摊子的,虽然是小事、小人物,但让后人能知道咱北张村如今的变化是怎么过来的。三位作者婉拒了两位企业家的好意:“怕村里人说闲话,认为我们在给一部分人树碑立传。”
文革期间破“四旧”,兰喜吉家多亏又准备了一份家谱,“否则现在自己家的过去,全都没有了记忆。”在他看来,三个老人义务为村里写村史,等于给全村记家谱。这不是给后人摆功劳,而是让晚辈牢记长辈传下来的艰苦奋斗精神。
兰喜吉向记者感慨道:自己的商业头脑就是跟着祖父、父亲耳濡目染培养来的。他的祖父在当地是最早一批搞长途运输和物品兑换贸易的农民商人,“把村里出产的手工纸用马车运送到咸阳、宝鸡等地,换来当地富余的粮食;常年在一里外的秦镇集市上卖簸箕、筛子等时令农具。”他父亲用粮食、蔬菜给村里的加工厂兑换回来了原材料,“那时候我经常帮着守摊子看管东西,耳濡目染也就明白了无商不富的道理。”
出身商业世家的兰喜吉坦言自己真正走上从商之路,是受了村里先行一步的企业家张占胜的影响,“他让我给工地送白灰,带着我搞工程,算是扶上马,还送了一程。这样的传、帮、带模式,也是我们村的好传统。”兰喜吉认为,作为后来人要讲良心,把这些都应该记下来,对晚辈也是个启发和教育。
地处沣河之滨的北张村始建于汉代,是西安市长安区有名的历史古镇,特别是从唐代开始保留至今的手工造纸,曾为宫廷御用纸张,多次出国表演,素有“纸乡”之称。历史传说称蔡伦把造纸术带到北张村,三位老人经过考证,认为那是没有的事。
“年轻人都埋怨为什么我们村耕地这么少,我们考证后了解到,和村里将手工造纸作为主业有密切关系。”蓝信鼎向记者解释道:村子里有古谚语“一合槽顶十亩地”之说,说明造纸经济价值高。手工造纸能忙一家人,古语说“有女不嫁北张村,半夜起来立墙根”,讲的就是古法晒纸的场景。由于手工造纸在北张村非常发达且成为主业,传统耕种开始颓废,所以村里的可耕地当年逐步被转移给其他村。
获悉三位老人将编撰的村史定稿后,该村张占胜、兰喜吉、张户生等10位企业家捐款10余万元,得以让书稿刊印出版。在新书首发当天,2000余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免费发放到每家每户,村民们竞相翻阅,寻找家乡的过去。他们说,本村人写村史,自古到今在我们村及周边还是头一次。
追根溯源成风尚
“看了这本村史才知道,在秦代时,秦岭山下就是皇家的狩猎场,西汉时的北张村和毗邻的南张村都是皇家捕捉和饲养各种动物的‘上林苑’。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形成村落,上千年过去了,村子的位置向沣河边位移了一里左右,原因是为了造纸取水的便利。”作为90后,刚步入大学的高佳豪对新出版的“村史”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指着书本里的一块唐永徽年间的碑石说,上面所刻文字有:“天有好生之德,人当效之。网开一面,不绝珍禽奇兽。南开一面,放南山之鹿,北张一面,放沣滨之麋。”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疑惑自己村庄名字的来历,“还以为以前全村人都姓张。”
谈及对村史的搜集,邹圣周说自己从1989年离休后就开始了,“有关村子里的史料,记满了大大小小的本子和纸片,有时候半夜做梦惊醒,都要连忙爬起来把写进文稿的资料整理出来。”听到哪里存有和北张村有关的史料,邹圣周不但自己亲自寻访,还让儿子帮忙找来咸阳、户县、灞桥、西安的地方志、地名志。为考证村民姓氏迁徙,还找来了江苏省的《金坛县志》、《秦都区志》。
“复印资料很贵的,为省钱,我们都是手抄,经常一大早就赶到档案馆,在那拿着放大镜看一整天。”三位老人还对记者说,比如村里有座占地8亩的紫禁城,相传为明代驸马或郡马、皇姑的家宅,但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考证,发现紫禁城仅是个俗称,所谓的驸马、郡马只是传说,查无实据,就如实地记载下来。
但这一说法,资料采集员蓝善生并不同意,这位61岁的农民,自称从小就对历史很感兴趣,并且在诸多史书中找到佐证,“村里的紫禁城是慈禧御赐马姓驸马所修,且有南北两座。我还找到了他的16代孙子马培基,印证了这一切。”蓝善生说,《北张村纪事》主要记录民国末年到现在100多年的村史。自己对此前的历史更感兴趣,目前已经就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等,写成了四本教案本的文稿。“我要解密许多不为人知的和村子有关的历史,十分精彩。”
在北张村不但有邹圣周、蓝善生等这些关注村史的民间“史官”,还有张户生等一大批关注家史的个人爱好者。张户生搬出家谱告诉记者,经过考证了解,自己张姓这一支,和几十公里外的斗门街办张家同出一脉,再往上追溯,发现和台湾的张家一支是亲兄弟,“从目前了解的资料来看,老一辈从古到现代,都是抗御外敌的将领,也让大家尊称‘英雄世家’的称号实至名归。”
接地气的村史才更有价值
近年来,在我省多个市县都出现了编撰村史的热潮,长安区政协也组织民间力量编撰《长安百村》的村史,旨在“见微知著,鉴古知今”。临潼区编撰村史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些村史的内容多涉及村庄的历史沿革、农业生产、教育卫生、文化艺术、民情风俗等十五六个章节的内容,文中的图标、图片、碑匾、碑文都来自村民和档案馆的收藏,且多为首次亮相。有的作为内部资料在传阅,更多的仍是书稿,甚至在撰写者的箱子里沉睡。像《北张村纪事》这样被正式出版,并被档案馆认可、收藏的寥寥无几。
不可否认的是,被长安区史志办主任、档案局长王建都称之为“志林一叶”的这些村史,从民间小事、百姓生活的细微处,反映着农村变迁的历史风貌。
陕西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继表示,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有些村落会失去原有的样子。在这个时候抢救村志村史,对保护我们曾经拥有的记忆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陈登武教授认为:以往历史写作多由地方的大家族、士绅或读书人来写,地方史多半也以大家族为中心,呈放射状式的记录,或许也能记载某一个面向的地方事务,但终无法超越单一观点,记载不同观点的地方历史。大家来写村史就是希望每一个家乡人书写自己家乡的历史,既有地方大家族的历史故事,又有地方小老百姓的悲欢离合,让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呈现多元的历史讯息,也让平日少有机会相互认识的社区乡亲,通过彼此个人历史的透露,发展出一个充满愿景的社区共同历史。
“写村史的人最起码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村史才有意义。关键是能否写出有参考价值的东西来,不应该盲目地去提倡和鼓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良玉表示:作为长期工作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实践者,直接参与历史写作,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即使学术性不强,只要有第一手素材,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都是好现象。
来自: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