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史传文学中的刺客形象 ——以《左传》《史记》为例
摘 要
刺客作为一种职业,拥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延续至今。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刺客在政治斗争及私人恩怨等方面,以刺杀的手段发挥着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对政局及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左传》中便记录了一些刺客的身影,这一神秘的群体初现端倪。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则是对刺客这一群体专门作了《刺客列传》,详细记叙,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去了解刺客,甚至走进刺客的内心世界,探求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所坚守的信念。本文首先对刺客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并通过他们所处的的时代背景,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加深对刺客的理解。再从《左传》和《史记》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刺客进行较为详细探究,简要概括出刺客的形象特点,进而对刺客这一群体形成一定认知。最后探究刺客形象从《左传》到《史记》的演变,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刺客。
关键词:《左传》; 《史记》; 刺客形象
Abstract
Assassin as a profession, has a long history, even continues today. Especiall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ssassins played a unique and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struggle and personal grudges, and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society. Some assassins were recorded in “Zuo Zhuan”, and this mysterious group appeared at the beginning. In “Shi ji ”, Sima Qian specially wrote "Biography of Assassins" for the group of assassins, giving a detailed description, so that we can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assassins, and even go into the inner world of assassins to explore the ideals they pursue and the faith they adhere to.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ncept of assassins, and through the background of their times,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ir emergence,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assassins. Then from the "Zuo Zhuan" and "Shi ji " appeared in the more typical assassins in detail, a brief summar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age of assassins, and then the formation of a certain cognition of assassins this group. Finally, it explores the hug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ssassin image from "Zuo Zhuan" to "Shi Ji ", so that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assassin.
Keywords: Zuo Zhuan; Shi Ji; Assassin image
引言
刺客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出现于先秦时期,而后不断流传下去。他们由最初的贵族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工具,到后来的有着自己的是非观,有着自己的做事原则的正义之侠士,由最初被韩非等很多人轻视、抨击的“犯乱者”“贼”,到后世大家敬仰的响当当的汉子,这种变化是巨大的。这也是《左传》到《史记》中刺客形象塑造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也是由于司马迁细致入微的精心塑造,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本应“冷血无情”的刺客崭新的一面。
目前,对于刺客的研究不是太多,并且主要是对《史记》中的刺客产生的背景、形象的塑造、精神的特征等方面进行研究。再有就是对刺客和游侠进行比较,以及对后世文学等方面的影响,多是着眼于《史记》中对刺客进行集中论述的《刺客列传》,但是对于《左传》中的刺客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本文选择从《左传》中找出刺客的身影,在最早对刺客进行涉及的史传文学《左传》一书中,挖掘那时候刺客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然后分析在百年后的汉朝,司马迁笔下刺客所展示出的形象,二者之间经历了一个较为长久的发展阶段,刺客的形象也经历了改头换面。探索二者之间的刺客形象的演变,以此来认识史传文学中所塑造出来的刺客形象。
一、刺客概述
刺客作为一群在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群体,在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出现在史书记载中。[①]刺客的出现绝不是偶然,他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因此,要研究刺客,除了要清楚刺客的概念之外,还应该明白其产生的原因。
(一) 刺客概念
在春秋战国时期, 历史上最早出现了刺客这类人物。[②]刺客在现在通俗来讲,就是从事于搞暗杀活动的杀手。但是在现在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刺客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之中。那么,在遥远的古代,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对刺客又是怎样定义的呢?
“刺客”一词最早出现是在西汉。[③]“刺”字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扎,指用比较尖锐的东西进行刺。这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就有体现——“树枳棘者,成而刺人”[④]。指种植枳棘这种树木,长大后它的刺就会扎人。这里的“刺”便是“扎”的意思。“刺客”顾名思义就是刺别人的人,对别人进行刺杀的人。《左传·成公》中出现的“刺公子偃”,就是刺杀公子偃的意思。《辞海》中对刺客的解释是这样的——怀挟兵器进行暗杀的人。不难看出,这与一般的杀人是不同的。刺客杀人多是暗杀,而且这样的暗杀是在实施刺杀之前就已经准备了比较周详的计划,并且对于他们要刺杀的目标十分明确,所以才会“怀携兵器进行暗杀”。这样的暗杀活动,与那些失手杀人,或者古代的绿林劫匪杀人越货是不一样的。起码杀人的方式就不同,经过周密筹划的暗杀,明显要比后者高端的多。再者,刺客的刺杀对象一般是明确的。就像《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刺秦王,荆轲从一开始的目标人物就非常明确,所做的工作,包括淬毒的匕首,樊於期的人头,燕国的督亢地图等等都是为了接近秦王进行刺杀。而绿林劫匪等辈杀人都是随机的,目标是随机的,也不会有周密的计划,并且杀人都是明目张胆,毫无技术可言。戈春源所著作品《刺客史》一书认为“刺客是用武器采取突袭方式,以暗中杀人或毁人为必要手段而达到某种目的人”[⑤]。
通过种种分析,我们可以简单归纳出一名刺客,所要具备的条件大致有这四种:
首先要具备确定的刺杀目标,这是不可缺少的。其次,在实施刺杀活动前要做必要的准备活动,多做谋划,提高刺杀的概率,确保刺杀的成功。刺杀还需要使用武器,来助力刺杀效果,这也暗示了身为一名刺客,当具备一定的武艺,善使兵刃。最后需要具备的一点是,刺客必须是正在进行刺杀活动,或者是已经完成了刺杀活动之后,才能称其为刺客。一个没有进行过刺杀活动的人,是不能称其为刺客的,这一点,应当成为共识。所以,只有同时具备以上四点条件的暗杀活动实施者,才算是一名刺客。可以认为刺客是一群怀挟武器,为了报恩或者酬劳对目标人物进行暗杀活动的一类社会群体。刺客是暗杀活动的执行者,其刺杀活动具有相当的隐秘性,往往是出奇制胜,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利用轻便可携而不易暴露的武器,趁目标不备,果断出击,完成刺杀。
(二) 刺客产生的原因——时代需要
刺客最早在奴隶社会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能在文献中查阅到有关于刺客行迹的记载。[⑥]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乱的时代,诸侯称霸,列国兼并,也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商鞅变法,吴起强兵。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军事等方面,各诸侯国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而刺客在此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
周朝延续至厉王,厉王昏庸无道,导致各诸侯纷纷作乱,不再听从天子号令。自此以后,诸侯间便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争霸、兼并战争,由此拉开了诸侯争霸的局面。到春秋战国末期,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实力逐步增强,纷纷开始争夺权力。更有甚者,卿大夫专权,架空国君之事时有发生。为夺取更多的权力,或者为了夺回应有的权力,大臣之间,君臣之间,就会进行各种不为人知的暗杀活动。此时的刺客便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论是国君,还是各贵族阶级,都开始招贤纳士,网罗人才,豢养门客,兴起了一股养士之风。这其中,当属战国四公子养士最盛。相传齐国的孟尝君便有门客三千,其中更不乏鸡鸣狗盗之徒。这些人中,有的饱读诗书,为主人出谋划策,有的身怀武艺,专门替主人执行一些刺杀任务。因此,他们也便成了刺客。这些身怀绝技的人,有的是为了生存,听命于人,执行任务。还有一部分人,心中有着理想与抱负,内心渴望得到认同和尊重,所有,当有人礼贤下士去对待自己的时候,满足他们的精神追求,他们便会为其奉献生命,以死相报。
所以,刺客这一群体的产生与兴起,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充斥着杀戮的动荡年代里,社会发生巨变。在此大背景下,诸侯争霸日益加剧,贵族争权时有发生。刺客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工具,便应运而生了。他们以一个特殊的身份,去做着一些特殊的事情,影响着政局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刺客的产生,就是迎合了时代的需要,时代需要刺客去完成一些事,刺客便随即出现了。
二、《左传》和《史记》中的刺客形象分析
最早记载刺客的史传文学资料便是《左传》,但《左传》中虽然开始记录有关刺客的事迹,却是零散的,都是为了记录比较完整的历史史实而记录的这些刺客人物。而《史记·刺客列传》中对刺客的记载却已经比较完备了,可以说是已成系统。对人物的描写,刺杀的记录以及形象的塑造,都已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 《左传》中的刺客形象分析
在《左传》中,出现了很多有关刺客事迹的记载。诸侯国之间为了争霸,会派出刺客去刺杀别国的国君,让其国家混乱,趁机削弱。在自己国内,有的君主会觉得有人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会派出刺客,将具有威胁的臣下杀死,巩固地位,刺客便成了君主御用的卫士。有的臣子野心勃勃,觊觎权力,会指使手下去暗杀国君,进而将君主取而代之,刺客就成了臣子弑君谋逆的工具。还有的大臣之间,可能因为私仇,或者政见的相左,权利的冲突,互派刺客进行暗杀政敌,刺客又成了夺权的帮手。翻阅《左传》,不难发现,书中的刺客基本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大多数刺客的背景身份都没有被详细介绍,只是以“盗”、“贼”或者“圉人”等名称对其进行称呼。因此,本文节选《左传》中出现的一些较为典型的人物进行分析,以此来剖析刺客在《左传》中所展现出的形象。
1. 臣子弑君工具的刺客
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国家的君主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对这个国家一切的人、事、物都有着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力。对任何人,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都掌握着生杀大权,别人的生死只在君主的一句话之间;所有的公事最终都由君主定夺,军事的开展,政事的处理,都交由君主最后裁定;国内的一切物品、资源,只要君主想要,就没有得不到的,一切东西都属于国君。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这也就使得一些野心家对君主的宝座,君主的权力产生了觊觎之心。便会派刺客刺杀国君,进而利用阴谋诡计掌控权力,或者直接篡位。《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记载了庆父两次刺杀国君的事件,便是很明显的臣子弑君。而在此事件中,执行刺杀任务的圉人荦和卜齮,便是以臣子弑君工具的刺客形象出现。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立闵公”[⑦]。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贼公于武闱。”[⑧]
在鲁庄公死后,子般继承国君之位。但是共仲(庆父)为了得到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串通庄公夫人哀姜,指使圉人荦在党家刺杀了子般。成季出逃陈国,共仲立哀姜妹妹的孩子开为国君,即闵公。然而共仲的权利欲并没有得到满足,他自己想做国君,于是又利用卜齮与闵公师傅有夺田之恨的复仇心里,教唆卜齮在武闱杀害了闵公。
在《左传·隐公十一年》中还记载了大夫羽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杀害国君的事情,同样是臣子弑君,而这起事件中的刺客,也同样充当着臣子弑君的工具,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视野中。
“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⑨]
此次事件讲的是鲁国大夫羽父为了讨好隐公进而谋求太宰的官职,便向隐公建议杀掉桓公。但是隐公拒绝了羽父。羽父怕桓公知道引来杀身之祸,便恶人先告状,诬陷隐公,使桓公同意刺杀隐公。于是,在隐公下榻寪氏准备祭祀钟巫的时候,羽父派“贼”将隐公刺杀在寪氏家中,从而立桓公为国君,并将寪氏诬为替罪羔羊。此处的刺客,便是以“贼”这一身份出现,做的是刺杀的勾当。
不论是圉人、卜齮还是贼,都充当了刺客这一角色。或是当时对于刺客还没有一个专用的名词,或是对于刺客多持鄙夷的态度,便常以“贼”相称。而这些刺客,不过是心怀鬼胎的臣子弑君的一件工具罢了。他们的生死并不会被主人所考虑,主人根本不会在意他们的生命,在意的只是他们的任务是不是被完成,目标是不是被清除掉罢了。可怜的刺客,搭上自己的性命不顾,到死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野心家用来弑君谋逆的一件工具。他们也以臣子弑君工具的刺客形象出现在别人的眼中。
2. 君主御用卫士的刺客
国君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有时也不能一意孤行,擅杀大臣。这样会失去人心,所以就会进行暗杀活动,以达目的。但作为达官显贵,身份是何其尊贵,居所周围一般都是甲士林立,一般人很难接近,相反,如果由同殿为臣的大臣充当刺客行刺,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著名的鉏麑刺赵盾事件,就是君主派臣子去刺杀大臣。此时的鉏麑,不但是君主的大臣,还充当着刺客,充当着君主御用卫士的刺客。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⑩]
大臣赵宣子多次进谏,晋灵公就开始厌恶赵盾,于是指使鉏麑刺杀他。但是鉏麑看到为国为民,忠君爱民的赵盾,最终不忍下手,又不肯背君之命,做一个不信之人,所以最后选择了自杀。这也体现出一些刺客,虽肩负着刺杀的使命,却也有着自己的是非观,有着自己的大道义,而不是是非不分的杀人机器。这在当时,在《左传》中,都难能可贵。
此次事件中,鉏麑有着多重的身份。首先他是臣子,而且是国家的大臣。其次,他执行了对赵盾的刺杀任务,就坐实了他的刺客身份。最后,给国君执行刺杀这类任务的,本应是君主贴身卫士分内的事,而鉏麑却代替为之,因此,鉏麑的第三重身份,便是充当了君主御用的卫士。而他表现出的最明显的形象,就是充当了君主御用卫士的刺客。
3. 权贵争权帮手的刺客
不管是以前的奴隶王朝,还是封建社会,对权力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一些权贵或是为了维持现有的权力,或是为了争夺更多的权力,于是就开始养士,豢养门客。这类人中不乏武艺高强的武士,在与别人争权的时候,容易发生纠纷,产生积怨,而此时就派出刺客将其暗中除掉以达目的。《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中宣姜和公子朔为继承国君之位,离间卫宣公和急子的关系,导致卫宣公派人杀了急子。这里的刺客,便是以权贵争权帮手的形象出现
“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11]
卫宣公在中了离间计之后,与急子反目成仇。于是一方面令急子出使齐国,另一方面派遣刺客伪装成盗匪等在莘地,最后杀了急子。说到底,急子只是争权夺利的牺牲品罢了。
此处的盗,并不是平常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而是训练有素,目标明确的刺客杀手。他们此时身为刺客,虽然只是听命行事,但这无形中却是充当了权贵公子朔争权的帮手,或者可以说是刽子手的角色。因此,这时刺客展现出的一种明显的形象,就是贵族争权的帮手,或者说是帮凶。
4. 诸侯国间仇杀的武卒的刺客
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通常充斥着各种矛盾,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通常会以刀兵相见。有时也会设下鸿门宴,派遣刺客对敌方君主进行刺杀。《左传·桓公十八年》中所记载的,鲁桓公就是被情敌齐襄公所杀,而杀手彭生,则成了两位国君相互仇杀的马前卒。
“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12]
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曾与齐襄公私通,所以在鲁桓公带着文姜来到齐国之后,文姜与齐襄公旧情复燃,加上齐襄公生性残暴,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让公子彭生将喝醉的鲁桓公杀死于马车之中。最后又迫于鲁国的声讨,杀死了彭生平息众怒。
诸侯国间的冲突,一般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武卒通过战争来解决的。但彭生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以暗杀的方式解决着两个国家的矛盾,两位君主的矛盾。实际上充当了诸侯国之间相互仇杀的武卒的角色,这也是他展现出的一种形象。彭生以这样一个武卒的形象,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之中,让我们对刺客形象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就《左传》而言,并没有将贼、圉人、盗这些没有名字的无名之辈,或者卜齮、彭生、鉏麑这类有名字的王公大臣明确定义为刺客,只能通过他们付诸的刺杀行动,结合对于刺客概念的理解,将他们定义为刺客,以此来分析。《左传》所展现出的刺客形象,主要就是以上四种——臣子弑君的工具,君主御用的卫士,贵族争权的帮手和诸侯国间仇杀的武卒。不论其身份是高贵还是低贱,都是充当着主人,或者指使之人的“马前卒”。刺客本身并没有太多自由的选择,也没有自身思想的指导,仅是听命行事罢了。且《左传》中对刺客的记录,只是为了历史史实完整性进行的穿插,并不具备文学价值的研究。
(二) 《左传》中的刺客形象特点——配角身份,奉命行刺
在《左传》中,刺客大抵就以这四种角色出现,虽然扮演的角色不同,但其作用基本都是为了主人而杀人。大多人物并没有提及身份,没有详细介绍。他们以一个个配角的身份出场,又以一个个配角的身份匆匆收场,闪现式的人物,何其轻描淡写。他们的刺客身份不是固定的,大多也不是专职的刺客,只是被临时派遣的充当刺客去执行刺杀任务的工具。《左传》中的这些刺客,有的是贵族阶级的仆人,身份卑微,以至于记录他们只是用“贼”“盗”或者“圉人”称呼。还有的是身为贵族,去执行刺杀活动,听齐襄公之命去刺杀桓公的公子彭生,受庆父蛊惑去刺杀闵公的卜齮,受晋灵公所托刺杀赵盾的鉏麑,都是王公贵族,高官大臣。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只是为了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受到命令的驱使或被人雇佣,然后听命行事,执行刺杀。像鉏麑这样的有着自己对于是非的判断的刺客,是凤毛麟角的。绝大多数人从一个非专职刺客成为了刺客的原因也是“利”和“命”二字罢了,仅此而已。
(三) 《史记》中的刺客形象分析
在《左传》中出现的刺客,不过是一种“闪现式”的人物,零散且不集中,粗略而不详细。而《史记》则专门以一《刺客列传》来对刺客进行集中而详尽的论述。《刺客列传》中主要记录了五位刺客的英雄事迹,即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都是大义凛然的豪杰,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都是有情有义的男儿。这也是从《左传》到《史记》对刺客的形象展现出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以下就通过对《史记·刺客列传》中出现的五位刺客的解读,分析其所展现出的刺客形象。
1. 践行忠义为国复仇的刺客——曹沫
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中有一位践行忠义、为国复仇的刺客,此人便是曹沫。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13]
曹沫是鲁国人,效力庄公,和齐国开战,三战三败。鲁庄公割地求和,但却仍然重用曹沫,这是君主对臣子最大的恩德,最高的厚待。而后,齐桓公和鲁庄公在柯地会盟,曹沫便“执匕首劫齐桓公”,进而逼迫齐桓公“许尽归鲁之侵地”[14]。曹沫在战败之后,面对割地求和的惭愧之意,面对鲁庄公的信任依旧的感动之情,于是弃个人生死于不顾,要挟桓公,收复失地。以一己之勇洗刷了战败之耻,割地之辱,其心不可谓不诚,其行不可谓不壮!这也是少有的能在行刺之后活着离开的刺客。而曹沫也以一种践行忠义,为国复仇的高大形象,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2. 侠肝义胆为主复仇的刺客——专诸
《史记》里记载了一名侠肝义胆、为主复仇的刺客,便是专诸。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15],在伍子胥逃难楚国到吴国的时候,“知专诸之能”。于是在伍子胥知道吴国公子光想杀死吴王僚夺取王位的时候,“乃进专诸于公子光”。“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吴王僚欲因楚丧,使其二弟公子盖馀、属庸将兵围楚之灊;使延陵季子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江盖馀、属庸路,吴兵不得还。”[16]楚平王死后,吴王僚想趁机发兵攻打楚国,但却被楚兵抵挡,进退不得,无法回国。这时候,专诸认为是刺杀吴王僚最好的时机。于是公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吴王僚。”[17]设下鸿门宴,准备刺杀吴王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际,公子光“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18]就这样,吴王被专诸刺死,而专诸也被吴王侍卫所杀。自此,公子光“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为了感谢专诸,封他的儿子作了上卿。
为了主人的大业,为了主人能大仇得报,专诸便自荐去刺杀吴王。将生死置之度外,将危险抛之脑后,让我们看到了一名侠肝义胆的刺客,让我们知道了侠肝义胆、为主复仇的专诸。这是专诸身上体现的最光辉的形象。
3. 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豫让、聂政
《史记》中豫让的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感动了多少男女。说到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史记》中首推豫让和聂政两位。
豫让是晋国人,“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19]在智伯这里得到了很多的尊敬与赏识。后来智伯“伐赵襄子”,然而“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智伯被灭后,赵襄子对其恨之入骨,“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逃进山里,仰天长啸,“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20]抱必死之决心,立志要为知自己的智伯报仇雪恨。于是“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21]不料却被发现,但是赵襄子却敬重他的忠义而释放了他。豫让并没有放弃报仇的念想,而是“漆身为厉,吞碳为哑,行乞于市。”[22]伺机刺杀赵襄子。尽管把自己弄得像是病患,像哑巴,改头换面,变得许多人都不能认出,但还是被赵襄子识破,最后的刺杀又失败了。这一次,豫让也知道了赵襄子是贤明的国君,最后“拔剑三跃而击之,遂伏剑自杀。”[23]
聂政也是一位弃死生于不顾,为知己而殒命的豪杰。他因“杀人避仇”,逃到屠夫之间,并以屠宰维持生计。严仲子和韩相侠累有隔阂,怕被陷害,就逃走了。但他一直想着除掉侠累,因此当他听到聂政的名气后,几次拜访,献上重金,动之以理,晓之以情。聂政觉得严仲子非常懂自己的志向,且以王公贵族的身份“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这份礼遇打动了聂政,最后他“上阶刺杀侠累”。击杀了数十人,最后毁容自杀。
豫让和聂政的事迹,不仅在当时掀起轰动,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值得称赞。为了知己,他们不惧艰难险阻,直面惨淡的人生。敢在护卫重重的情况下进行刺杀,这其中体现的英勇豪气,不言而喻。而“士为知己者死”,也就成为了豫让和聂政二人的代名词,也是他们展现出的形象的高度概括。
4. 英勇无畏大义复仇的刺客——荆轲
荆轲刺秦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人尽皆知。《史记》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写荆轲。荆轲便是一位英勇无畏、大义复仇的刺客。
“荆轲者,卫人也。卫人谓之庆卿,燕人谓之荆卿。”[24]可见,荆轲是比较受人尊重的。他喜好剑术,得不到卫元君重用后,四处游历。最后来到燕国,得到田光的赏识并且“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25]太子燕丹从秦国逃了回来,为了家国安全,想要行刺秦王。来请教田光,田光便把荆轲推荐给了燕丹。最后在田光“欲自杀以激荆卿”和燕丹“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适顺其意。”[26]中,荆轲终究抵不过燕丹的轮番试好和心中除暴秦的正义感,答应了刺杀秦王的请求。最后出使秦国,“图穷而匕首见,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27],奈何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匕首不敌秦王手中长剑,被“断其左股,荆轲废”。[28]最后被杀死。
虽然荆轲死了,但他的故事却广为流传。他以个人的性命,换取为燕太子复仇,为天下遭受秦的暴政的人民复仇的机会。英勇无畏、大义复仇的荆轲,便以这种形象流传于后世,为后世之人称道。
通过对《史记·刺客列传》中五位刺客的初步分析,他们的形象已经清晰可见。践行忠义,为了国家不惧生死的曹沫,集家国情怀于一身,铤而走险,要挟桓公,收复河山;侠肝义胆,为主复仇的专诸,明知前路是死,明知前面的道路有去无回,但却还是主动请缨,为了主人公子光的宏图伟业,旧日恩怨,勇敢的去刺杀吴王僚;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聂政,为了“知己者”,甘愿抛家舍业,自残身躯,抱着必死之心,杀入重围,为“知己者”行刺;英勇无畏,舍生取义的荆轲,为了天下人不遭“暴秦”屠戮,为了燕国免受战乱之苦,为了天下黎明百姓的幸福生活,手提匕首,刺杀嬴政。五位壮士各个都是义薄云天的人中豪杰,让人不免心生敬佩之情。这种重情重义、尚武尚信的大无畏精神,不仅激励、感染着当时的人,感染着后来的司马迁,更是感染者后世的现代之人。让现在的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人,对那个时代的人的信念充满向往。
(四) 《史记》中的刺客形象特点——心存理想,悲剧收场
《史记》中的五位刺客,细细品味,哪个人身上不是有着崇高的理想,哪个人身上不是有着坚定的信念。曹沫身负山河破碎之责,庄公信任再造之恩,毅然决然孤身犯险,逼迫齐桓公归还国土,这是家国情怀的催动,这是理想抱负的呼鸣。再如荆轲、豫让、专诸、聂政,为了心中“士为知己者死”[29]的信念,舍弃自己生命,也要报了知遇之恩。专诸几次自残,只为替智伯报仇,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霸气。若不是理想信念的支撑,他们很难去完成种种壮举。所以说,《史记》中的刺客,再不是听命于人的杀人工具,再不是争权夺利的冷血兵器,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着自己追寻的理想,有着自己坚守的信念,有着自己捍卫的尊严的忠义之人。但刺客的结局,通常是悲剧性的[30]:聂政“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31],荆轲“被八创”,豫让“伏剑自杀”,专诸亦被杀。除曹沫全身而退这一例外,都逃不过惨死刀下、魂归九泉的命运。面对这些忠诚义士,多么希望他们活下去,但他们最终却没逃过自己悲剧性的命运,只得以悲剧收场。
三、刺客形象从《左传》到《史记》的演变
通过前两节对刺客的分析,明显可以感受到其形象的巨大变化。由一些冷血无情的杀手,蜕变成有情有义的侠士,变化之大,不言自明。刺客形象的演变,也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丰满,从贬低到推崇的过程。
(一) 从单一到丰满
通过上一节对《左传》和《史记》中出现的一些典型刺客的分析,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记》一改《左传》中对刺客形象的描绘风格。从《左传》中的轻描淡写,到《史记》里的浓墨重彩的描绘,使得刺客的形象更加丰满的跃然纸上。《左传》中的刺客作为史实呈现中的过渡者,其形象是单一的。虽然也展现出了四种不同的刺客形象,但将他们浓缩之后,会发现其呈现出的最根本的形象便是杀人工具。没有太多的个人色彩在里面,基本都是听命行事,奉命杀人。而《史记》中的刺客,形象发生巨大变化。首先,刺客有了自己的思想,他们开始追求自己内心的理想,不再任人摆布,而是做自己认为该做的和值得做的事情。其次,他们从冷漠的杀手,成长为了有个性的“人”。比如爱饮酒,爱音乐的荆轲,个性鲜明,形象饱满。最后,司马迁对他们语言、行为等方面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有血有肉,士为知己者死的大义凛然。所以,刺客的形象,从最初单一的杀人工具,演变到了非常丰满的“人”的境界。
(二) 从贬低到推崇
我们读《左传》,对于刺客的称呼,很多都是以圉人这样低等的职业代称,或者贼、盗这样的蔑称出现。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刺客的不重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蔑视和贬低。但是《史记》中则不然,首先司马迁以专门的《刺客列传》来对刺客进行记载,这相对于《左传》的一笔带过,明显表现出从贬低到推崇的转变。其次,《史记》中的五位刺客,每个人都有名有姓,有情有义,对他们的刺杀行为,都赋予了崇高的意义,这是从贬低到推崇的明显表现。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左传》成书于春秋末期,那时候多推崇法家、兵家的思想,对于儒家的思想多是排斥的态度。而《史记》已是汉朝的产物,儒家思想已是正统。因此,刺客身上表现出的的这种信义,自是受到各界的认同。这也就是刺客的形象,从最初的单一配角,到后来的丰满,从最初的贬低到后来的推崇发生巨变的原因了。
结语
先秦时代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刺客的出现,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春秋时期的五霸争雄,战国时期的七雄兼并,诸侯国间的战争打的不可开交。为了取得胜利,便开始变法图强,招揽人才,豢养门客。诸侯国内,权贵争权夺利,为了政治斗争的胜利,也开始招贤纳士,为自己的野心出谋划策,刺客此时便应运而生。比如除掉政敌,这些君主、权贵不好出面的事情,就会派遣手下的门客去做,为自己扫除障碍。这些门客也便成了刺客。
如果说《左传》中出现的刺客还是零散的,不成型的,那《史记》中的刺客就是成体系的,成熟的。这也是本文之所以有意选取《左传》和《史记》进行研究的原因。也通过简单地研究,我们发现,刺客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左传》中那些政治夺权的杀人工具,渐渐成为了侠肝义胆的孤身英雄。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品质、精神,使人敬佩,让人神往。他们最后的悲剧命运,令人叹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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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戈春源《刺客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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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79-80 页。
[⑩]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658页。
[1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152-153页。
[12] 同上,第 153 页。
[13] 司马迁《史记》黑龙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1页。
[14] 同上。
[15] 司马迁《史记》黑龙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1页。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第1072页。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司马迁《史记》黑龙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2页。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同上,第1074页。
[25] 同上,第1074页。
[26] 同上,第1075-1076页。
[27] 同上,第1077页。
[28] 同上。
[29] 司马迁《史记》黑龙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2页。
[30] 张远.史记刺客形象研究[J].北方文学,2019(17):51-52。
[31] 司马迁《史记》黑龙江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