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的合唱艺术形态

合唱艺术与中国民歌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和彼此契合的相容性，是合唱给民歌带来生机的核心原因。首先，民歌合唱是民族与世界的沟通。合唱艺术是世界音乐中的组成部分，而中国民歌的民族性风格鲜明。前者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而后者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挖掘性。换言之，合唱最初起源于欧洲，是一种以美声唱法为演唱基础的演唱形式，作曲家为这种演唱形式创作了众多的经典作品，使其逐步成为了世界音乐舞台上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而合唱团队的演唱方式、组织结构和表演形式具有极好的适应性，除了必要的人员、声部和演唱基础的要求之外．对于具体的演唱内容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可以吸收和接纳各种风格、体裁、主题的音乐。同时合唱的快速发展，对于演唱内容的多样性和鲜明性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中国的民歌音乐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中国如此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而当国际舞台上出现如此个性鲜明而多样的中国民歌合唱作品时，也无不惊艳了各国听众。因而，中国民歌借助于合唱的演唱形式，被成功地推到了世界舞台上。

其次，民歌合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的共融。由于经历了文化和历史的更迭，传统民歌的外在光彩逐渐趋于黯淡，其内在的生命力却依然活跃，因而民歌时刻都需为继续发展而谋求机遇。从民歌合唱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民歌与合唱的结合是时代的必然。在20世纪40年代后．中国经历了无数次战火，人民的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温饱和存活成为了民众的首要需求，而建立在良好经济基础之上的音乐生活几乎无法存续。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却涌现出了一大批致力于中国民歌整理、改编和传播的人，如王洛宾、黎海英、瞿希贤等等，在他们的努力下，如《青春舞曲》、《阿拉木汗》、《半个月亮爬山来》等许多知名的合唱作品诞生并普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民歌犹如散落在中原大地上的星火，这些作曲家辛劳奔波将他们搜集起来，为了进一步促进它们的推广普及，许多作曲家都采用了合唱改编的形式，这是建立在合唱群体性、便利性和群众号召力的基础之上，有效地避免了当时设备紧缺资源不足的问题，同时也成为了传播革命能量的重要手段。民歌是从劳动人民的血液中流淌出来的音符，因此民歌以合唱的形式重新回归到军民生活中时，不仅让军民重温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民歌文化的温情，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革命理念。

再次，合唱改变了中国传统民歌的审美风格，迎合了当代受众的审美需求。于中国传统音乐而言，合唱是一种全新的歌唱手段，因此民歌合唱犹如给中国传统民歌穿新衣，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听众面前。特别是在现代化的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正在稳步地走上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而民歌中大部分内容都是直接围绕农业生产或体力劳动而产生的，新时代出生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与这些作品的直接联系，因此部分“原生态”的民歌往往显得离我们的现代生活“太远”，这也就造成许多年轻人无法理解和感悟民歌的美。例如陈怡改编的民歌合唱《飞歌与跳乐》，由于传统民歌的演唱形式、音乐内容、歌词语言和歌词所描绘的场景，都是大部分人所不熟悉的特定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反映，因此在其产生环境之外的人对于原始的民歌的美感就很难评判。然而。在陈怡的改编之后，他用多声部的方式改编演唱的方式，用不同声部之间音响的穿插和融合大大提升了音乐的立体性和多面性，同时确定的节奏和旋律给观众以明确的印象，而歌词的内容和演唱的方式也采用大众能够普遍适应的方式。在这一系列的改编之下，两首民歌变得更加通俗易懂，同时无伴奏合唱也提升了作品整体的艺术性。总地来说，合唱艺术具有着群体号召力强、群众参与度高、国际认可度高等诸多优势，而中国的民歌音乐具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多样、文化底蕴深厚等诸多优势，因此二者的结合不可不说是“强强结合”：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二者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新的时代中。合唱艺术有赋予了中国部分民歌以全新的体格，提升其艺术性和普及性，使其能够适应当代人的审美需求，使其能够寻求新的发展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