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败时间 | 乱世里的“乱世佳人”
编者按：
在艺术学院读电影时，许多人喜欢李道新先生的一门影史课——申报与中国电影史——因为在为写论文打开报纸后不久，你很可能就沉浸于纸上民国，为那些绮丽的故事、传奇的江湖、飘零的人生而销魂，在过刊阅览室里一泡一下午，出不来，也不想出来。
槃槃将这种兴趣延伸到了硕士阶段，并在蒙特利尔电影研究年会上把这些故事讲给了Linda Williams等一众外国专家。因为故事太有趣，北窗又将她的英文论稿变为如今的小文，希望与你一起拉亮一盏民国来的灯。
文 | 杨槃槃
如果你也曾就着旧时燕大的翡翠绿罩拉线灯，在昏昏的灯光下打量过《申报》上密密麻麻的电影小广告，你就知道，谈论当今的大片，尤其是管大片叫“大片”是多么地不够豪气：当年广告上可是称“巨片”或者“钜片”的。我相信这样的掌灯时分，最适合说一段影史故事。故事的开端是一部“米高梅五彩巨片”，唤做《乱世佳人》。
乱世佳人演春秋
《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维克多·弗莱明导演，费雯丽主演，1939）大抵是一九三九这个好莱坞最耀眼的年份里最耀眼的片子了，四小时的片长也显得气度不凡。等这“廿四大本”电影拷贝飘洋过海，《乱世佳人》在上海英租界伦敦道真光电影院开演，已是一九四零年春天的事了。那时候头轮影院上映的片子，大多一个礼拜后就不得不跌破身价转到次一些的小影院去，《乱世佳人》却连映了好几个月，更不必说，那四小时的片长着实帮着销售了许多糖果和冰激凌。一时间形形色色的电影杂志的封面内页，铺天盖地的都是费雯丽的照片。在香港，她有一个更好听的译名：李慧云。
费雯丽在《沙漠画报》封面上，一九四零年
那些挤进影院看《乱世佳人》的着水獭皮毛领大衣的妇人或者穿黑白格子连身裙的女学生，大半在看这电影前已经熟悉了电影的情节。她们虽看不来玛格丽特·米切尔的英文小说原著《飘》，好歹也看过删了节的中文译本，或至少是，电影杂志里轻易能找到的剧情梗概。如同九十年代以来想自我显示文化修养或者小资修养的女子都恨不得把“张爱玲”的标签贴在前额上，四十年代初想自我显示文化修养或者小资修养的女子都恨不得抱一本《飘》到照相馆里照个相。巨片《乱世佳人》在当年的中国电影市场达到的标志性高度，可以从其他片子的广告看出来，譬如“《红杏出墙记》媲美《乱世佳人》！”（《大众影讯》）“与《乱世佳人》可对抗的巨片：《再生缘》摄制的珍闻！”（《三六九画报》）
当我有意无意地把《乱世佳人》书写成“孤岛繁荣”的证据，并欲盖弥彰地完满着当代人的“民国想像”，我并不想刻意回避那不可回避的历史背景——“这是乱世”（语出张爱玲《我看苏青》）。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凌晨四时，上海日军采取攻击行动，停泊在黄埔江中的英国炮艇“海燕号”自沉，美国炮艇“威克号”投降，日本海军从外滩上岸，占领公共租界。于是冠冕堂皇的历史叙事拿了一把剪子，一刀从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剪开，再一刀从四五年剪开，“咔嚓咔嚓”——这是沦陷时期，孤岛不再。
然而，历史从来不是可以一刀剪断的。哪怕剪了，历史也会有深深的伤口，久久不愈。事实上，在日军全面侵占上海的当日，日军下令上海影院按正常时间营业，播放好莱坞和中国影片，拐弯抹角地暗示在一个新的统治秩序下，上海应该继续维持孤岛时期的繁荣。也的确，在风雨飘摇的孤岛，在国破家亡的嘶声叫喊中，还有什么比躲进黑暗的电影院，消费那些泊来的译名香艳的电影，更能给伤痕累累的内心以片刻的麻醉呢？但事态很快发生改变，为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自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五年，好莱坞电影在上海被禁。
我想说的是，即便在这段“没有好莱坞的日子里”，好莱坞并不曾真正地离中国观众远去，上海通俗文化也并没有变成一个中空地带。我游移的目光停落在好莱坞被禁前后。费雯丽主演《乱世佳人》，前后出现了若干中国翻拍或同名影片。不能不提的是一九四零年华成公司版本——由陈云裳主演、张善琨执导的《乱世佳人》。华成公司版本的剧情与一九三九好莱坞版本无甚关联，故事的背景设定是在宋朝靖康年间，金兵入侵中原。尽管不无鸵鸟姿态地躲进天地昏黄的古代中国，也未尝不可作指桑骂槐之读解。
女明星陈云裳及《乱世佳人》的报纸广告
香港华电公司《乱世佳人》由梅凌霄导演，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在南洋片场开镜，有“异样格调”，在整个儿华南影坛喧腾一时。《每月漫画》中的一幅卡通，似乎暗示着还存在着另一个由胡蝶主演的版本《乱世佳人》，或者至少是，一个腹死胎中的拍摄计划。
图5，胡蝶新作为《乱世佳人》，《每月漫画》
更为忠实原著的中国改编，却是柯灵编剧的苦干剧团的话剧版本《飘》。或者更准确地讲，话剧《飘》是更忠实于傅东华的全译本的，剧中汉化了的人名地名也是从傅东华哪儿直接抄了来，例如，郝思嘉(Scarlet O’hara), 白瑞德(Rhett Butler), 陶乐场(Tara)。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九二七到三七年间的国共内战，而非时下的中日战争，明显地是为了躲过日本人的审查。一九四三年金秋时节，苦干剧团的《飘》在巴黎大戏院上演了一个月，像一团小火焰，哗栗剥落烧红了当年的上海文化圈。
话剧《飘》不仅轻巧地越过了影与剧的界限，也轻巧地越过了孤岛时期与沦陷时期的历史分界。从电影银幕上消失的乱世佳人Scarlet，变身话剧观众眼前活蹦乱跳的郝家大小姐。我们看到，切不断的孤岛血脉，延续到战时上海的话剧文化之中。进一步讲，或许正是好莱坞的缺席，让话剧不得不站出来“支撑局面”。好莱坞是缺席的，亦是在场的。
日本投降之后，好莱坞电影解禁。一九四六年《时代电影》表达了对《乱世佳人》重归银幕的无限期盼：“乱世佳人来何迟，飘飘蓉无确期：六月来蓉，票价要加。”随后又刊出：“影迷的好消息！乱世佳人抵沪：全部自带中文字幕，较旧拷贝尤属可贵。”
谈论《乱世佳人》，就不能不谈论另一部费雯丽主演的电影《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1940）。有趣的是，《魂断蓝桥》这部在中国几乎无人不晓的、当年曾引出“三看魂断蓝桥少女自杀”（《东南风》）新闻的情艳巨片，在美国本土并不多为人知。试想若是当年此片被直译为《滑铁卢大桥》，恐怕早已被淹灭在历史的风尘之中。四十年代好莱坞片名的中文译者，都似乎得了鸳鸯蝴蝶派的真传，有将片名“香艳刺激传奇化”的本事。把《飘》（Gone with the Wind）翻译为《乱世佳人》就是第一个例子。“乱世佳人”四字，有一种俗气到骨子里的美感。在中国文学传统的投影里，“乱世佳人”四字背后躲着《桃花扇》里的李香君，《西厢记》里的崔莺莺，《恨海》里的棣华……那些被战乱推向前景的、撕裂在恋情、尊严和社会认可之间的女子。无独有偶，“魂断蓝桥”四字，借战国时鲁人尾生与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来，河水上涨，尾生抱柱淹死的传说，暗示了一个破碎的爱情誓言，也不期然地扣着苏轼《南歌子》里“蓝桥何处觅云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的句子。
《魂断蓝桥》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登陆中国，又是在真光首映。彼时的影院打出的广告也香艳无比：“山盟海誓玉人憔悴，月缺花残终天长恨！”，“蓝桥铁血不胜情，万古香消遗孤洁！”更饶有意味的是，同《乱世佳人》一样，讲述又一个“佳人在乱世”的无可奈何故事的《魂断蓝桥》，在植入中国市场之后，也诱发了一轮红红火火的翻拍。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艺华影业公司出品、梅阡导演、李丽华主演的一九四一年版电影《魂断蓝桥》（图6）。此片在四五年曾一度被列入“敌伪影片”而被禁，四六年查明此片为四一年所作，终于开禁。四一年也见证了越剧版的《魂断蓝桥》。有趣的是，“电影化之越剧”被当作了一种赞美。越剧《魂断蓝桥》也将其新式的立体布景介绍给观众。在一九四五年的《申报》里，我们还能读到一个话剧版本的《魂断蓝桥》及其在当年的上海广播电台转播的报道。
越剧版《魂断蓝桥》的报纸广告
一曲唱尽浮世欢
当我神经质地细数这些早已拷贝无存的老片子，我觉得我像一个挖坟的人——将双手扎进血迹斑斑的历史，到头来，却发现尸骨无存。所幸的是，一些电影里的歌曲没有死去，从一片嘴唇飞到另一片嘴唇。
一九四一李丽华版《魂断蓝桥》沿用了好莱坞版本用作Farewell Waltz的苏格兰曲子Auld Lang Syne，作词的，演唱的，不是别人，正分别是本片导演梅阡和女明星李丽华。其词为：
恨今朝，相逢已太迟，今朝又别离，流水呜咽，花落如雨，无限惜别离
白石为凭，明月作证，我心早相许，今后天涯，愿常相忆，爱心永不移
为君断肠，为君断魂，谅君早知矣，恨重如山，命薄如絮，白首更难期
白石为凭，明月作证，我心早相许，天上人间，愿常相忆，爱心永不移
Auld Lang Syne，魂断蓝桥插曲唱片
或许真的只有这些黑色胶盘老唱片了！唱针划过的黑色脸颊，影沉沉地躲着妖魔。她们咿咿呀呀地唱着，略微沙哑略微磁化的声音，唱不尽浮世悲欢。在这样的时分，时光也像老唱片机一样，缓缓又不失节奏地悄悄溜走。
这些借了外国曲调又填上脂粉气浓重的中文歌词的歌曲，这些借了好莱坞片名并篡改了故事的中国电影，好比改良了的新式旗袍，或是用奶油挤出繁体“壽”字的生日蛋糕，泄漏了中国观众的双重口味，或曰，双重迷恋。一方面，它们是好莱坞、外国、西方、摩登的化身，另一方面，它们是鸳鸯蝴蝶、中国、本土、古雅的固恋。
还有些曲子，仅能以“案头”的形式存活下来。在一九四一出版的《歌曲精华·银花集合刊》里，我惊喜地发现华成公司影片《乱世佳人》由陈云裳演唱的插曲。两眼一瞪，竟是柳永的《雨霖铃》。这古纸堆中薄薄的一片纸，不仅是我所言说的“双重迷恋”的又一铁证，也低低地诉说着由声而影地复原老电影的一种微弱的可能。
仅仅是可能，也足以令我们欣喜。
《雨霖铃》，《乱世佳人》插曲
乱世佳人书乱世
黄心村的书《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也是借了电影《乱世佳人》作了序言的。黄心村执笔书写的，是一群执笔书写的真正的乱世佳人：沦陷时期的女作家张爱玲、苏青、施济美、潘柳黛和关露……在黄看来，正是这些蒸文煮字的年轻女子，为曾以《飘》为代表的魔都的韧性惊人的中层文化注入崭新的生命力。
出自一种细腻的清晰的照镜式的自我体认，在前文稍稍提及的《我看苏青》一文里，张爱玲戏称自己“甘心情愿”与之相提并论的女作家苏青为“乱世佳人”；出自一种仓仓皇皇的乱世体认，这群如野地荆棘般在战争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女作家，迫不及待心机费尽地想在一个仓促的破坏中的时代在一个转眼间就可能消失的文化景观中占据一个自己的位置；出自思想背景里“惘惘的威胁”，张爱玲说出了：“呵，出名要趁早呀！……快，快，迟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乱世里命薄如纸，何况搭在纸上的姓名？
说不清在何种程度上，是《飘》喂养了这群年轻女作家的文采诗情，或许因果关系不过是论述者功利主义的认定。施济美的小说《野草》里倒是写了一个整天抱着一本《飘》的女主角。那种抱着书的小姑娘的自以为是的又不乏真诚的神气，想起来让人抿嘴一笑。
“乱世佳人”的故事，注定是动人的。断壁残垣的苍凉背景上有女人鲜活的面容、明丽的服饰，和俯首可拾的玲珑剔透。因为乱世，两碗糖汤渥鸡蛋就可以有千斤情分；因为乱世，四目交会便可以是一整个世界；因为乱世，一对俗世男女的片刻欢娱就可以被指认为千疮百孔的爱情；因为乱世，打开半生支腾，就可以看见历史褶皱；因为乱世，按住那一支秃笔的，是命运背后的翻云覆雨手。
当我们把影戏、歌曲和文字在绿罩拉线灯下一一摊开来，我们发现不同艺术门类之间是如此胶着。如果历史是一种叙事，叙事的时空也注定斑驳错乱。我所理解的历史时空，是面对面的两面巨大的镜，二生万物，看不尽的叠影重重。这是历史的迷人之处，也是我在故纸堆里不断自寻烦扰的不二理由。每一次对着绿罩灯翻旧报纸，总猜疑这灯是一个民国女子变过来的，着苹果绿软缎长旗袍的那种。我担心我脑洞太大。于是我拉了一下线。灯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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