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略论钱谷融教授为何喜读《世说新语》
钱谷融教授终身喜欢读《世说新语》，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他自己的说法：“一部《世说新语》，一册《陶渊明集》，一杯清茶，此生足矣。”他生前将几乎所有的藏书都散尽，却依然在身边留了一部《世说新语》。
一个教现代文学的老师，却能兼容并包，对传统有感情，对古典有深知——我以前只是从古今贯通的角度来欣赏钱先生的特识，正如周法高所说的：理想的汉学研究人才应具备四个条件：教研相长、中外兼通、古今并重、新旧汇参。然而我越来越发现这是不够的，这里面大有深义，跟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一样，是一个现代文化之谜。
大家都知道，钱先生最喜欢说自己是一个散淡的人，无求无执，云淡风轻。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他对于现代经典文学作品的人物、风格、用语，都掌握得十分深刻，他所作出的鉴析、评论、判断，都使人感到不可移易。并不是那么云淡风轻的。这时候，我就会想起《世说新语》里的那些高妙简淡的人物，一个个表面上古井无波的样子，其实内心很清楚，也很强大，对于自己要守住的东西，守得牢得很。因此，又散淡、又坚确，正是钱先生与《世说新语》不少人物的共同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钱先生的思想来源是中央大学时，或许是受他的老师伍叔傥先生的影响，向往魏晋风度的人生。不过我今天不讲钱先生，也不讲《世说新语》。“钱先生为何喜读《世说新语》”，是值得钱先生的学生去做的一个大题目。然而这个题目有没有言外之意？在钱先生和《世说新语》的背后，有没有更大的东西？
我想先从一些小故事来引起。过去东北大学有一个老教授，叫林损，教中国哲学史，自称“林先生”。他有一次对学生说：“你们看林先生是何等人？”学生答：“是讲中国哲学史的。”他说：“错了，那是抬轿子的；林先生是坐轿子的。”意思是自己是哲学史上的人物。他一个教中国哲学的教授，竟然有这样的自负；林先生是否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那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会有这一份自尊自贵？
从前四川大学叫成都大学，有个诗人教授叫吴芳吉，二十几岁，身材不高，架着深度近视眼镜，双目炯炯有神，第一堂课，学生行礼坐下后，只见他反身向黑板，运笔如风，写下“佛云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两行大字。意思是他讲诗学，就是要把“可以说”的尽可说，“不可说”的不可说。他这样讲诗学，为什么要从佛与儒说起？为什么承认有的是不可说的？
黄季刚先生有一回批评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讲义》，说那里面“没有空气”。看过这本名著的人都知道，这本书写得相当有见识，材料密密扎扎，观点影响了鲁迅等人。然而为什么说它“没有空气”？“空气”又是什么东西？
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王欣夫为购得善本，常举债，或当家产，或卖首饰，但是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郑振铎要以三千大洋买他海内孤本的《周易说略》时，他说他“还要白相白相”。性情、兴趣、游戏、玩乐在古今学术中，如何有不同的意味？
我们要注意到，古代具有文人气的学术传统，与科学主义传统、启蒙主义传统，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古代学人不像现代科学传统中的人那样，纯以科学为学问的最高境界[傅斯年提倡“纯粹客观史学与语学”,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以敬谢与此项客观的史学、语学不同趣者”（《此研究所设置之意义》），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文人气比较典型的学人是钱锺书。正如他最重要的治学名言所说：
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性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反过来说，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章实斋所谓横通），无论记诵如何广博，你总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净。 （《论交友》，《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北京：三联，2002）
这就是承认性情、生命、个性，在现代学问中的意义。之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中文系越来越没有意思，不正是缺少了性情、生命、个性么？大家都忙着申报课题、争取经费、评估排名，老师是这样，学生也战战惶惶，如履薄冰，似乎三年的学习生活，就只是为了完成一篇能通得过的学位论文；而古典素养的熏陶，文学品位的沉淀，性情器宇的修习，这些，似乎成为已陈之刍狗与无味的鸡肋，完全没有哪位老师还瞧得起、顾得上、想得到了。我亲眼见到在学生的预答辩、开题会上，有老师把学生一顿臭骂，原因是标点符号和错别字以及未能有创新观点、未能有新的材料的问题。标点符号和错别字，在研究生那里还不过关，这确实该骂；然而未能有创新的观点，未能有新的材料，是否就该挨一顿臭骂？学习古典文学的学生，如果未能养成优游从容的心态，心旷神怡的习性，游心以远的风度，他拿什么品质去传薪、传道？
更不要说，文学写作更是鸡肋。而钱谷融先生的老师伍叔傥先生，就写得一手好诗与骈文，有《暮远楼自选诗》传世。传统中的学人，常常有孔子所谓“游于艺”的特点。马一浮、陈寅恪、钱仲联、饶宗颐、钱锺书、刘永济、程千帆、沈祖棻、夏承焘、林庚、徐复观、方东美、余光中、林文月、齐邦媛都既是教授，也是诗家、文学家。王叔岷教授诗云：“风雅人何多，学者遍朝野。落落一书生，自足无所假。”自足，就是学问与书生性情自身为目的，不以别的东西为目的。如果艺术、绘画、音乐、戏剧成了某种手段，某种达到其他功利与利益的工具，如果现代文化成了一大竞赛、一大机心，那么，李叔同就没有必要再去搞什么艺术，宁可清清净净地出家了。所以，李叔同之出家，成为现代文明异化的一种反叛。
我的老师，王元化先生最喜诵老杜诗，常常大段给我们背诵。他说：“不懂得什么是沉郁，就不懂得什么是好的诗”，我后来才意识到，他所玩味的“沉郁”，哪里只是老杜的风格，更是他自己最真实的性情。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最近你的评论文章有进步，更能从一个人的心理深处去理解人了。”他说评论他的文章中，钱谷融先生的写得最好；甚至全上海的文字，也是钱谷融的最好。
我还想起我在四川的启蒙老师赖高翔先生。有一回在老家的后院，给我们讲八代诗文，背诵王壬秋的“空山花落十二秋，车辙重寻九衢路”，说好诗，却不说好在哪里。又背诵徐祯卿的五言律：“洞庭叶未下，潇湘秋欲生。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重以桑梓念，凄其江汉情。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以及高子业的“二月莺花少，千家雨雪飞。可怜值寒食，犹未换春衣。积水生空雾，高城背落晖。忍看杨柳色，从此去王畿”，也不说好在哪里。至今，犹能想见赖先生的神情音容。其实我过了好多年才领悟到，这两首古诗所传达的意境，以及八代三唐诗的意境，重要的不是诗艺如何，情景如何，语言如何，而是指向一种人的性情风度，人的风神意态。这才是古典诗的精妙之处。呵呵，那些飞花令，真是为诗益多，为道益损呵。
赖先生的老师是林山腴。林先生是成都尊经书院的山长，成都大学国文教授，四川文学教育的祭酒人物。赖先生晚年在《忆林山腴先生》一文里写道：“先生最注重识度，他说人要培养自己的气度，《世说新语》、《颜氏家训》，不可不看。”（《赖高翔文史杂论》卷五《缅怀》）噫！识度、气度，这不正是钱谷融先生终身喜读《世说新语》的缘故么？这不正是现代中文系越来越稀缺的一种“空气”么？我没有想到绕了一个圈子，我快到退休的年龄，竟然又绕回到了最初文学启蒙的初心与本然？“蜀人好文”。赖先生说蜀学“明敏豪华”，这四个字真是令人神旺。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