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成圣，人格、君子

1.理想人格

儒家修持的核心是人格，也就是人的品格、人的道德境界。儒家追求的是一种人生境界，一个安身立命的境界，以达到内在的超越。儒家注重心性修养，儒学实质上就是一门修养之学、圣贤之学。

“成仁”是孔子终身追求的理想人格，也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

温良（温和善良）者，仁之本（根本）也；敬慎（肃敬谨慎）者，仁之地（实质）也；宽裕（宽舒从容）者，仁之作（举止）也，孙接（谦逊待人）者，仁之能（功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文采）也；歌乐（诗歌音乐）者，仁之和（和悦）也；分散（分财济贫）者，仁之施（施与）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犹且不该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¹⁾。

孔子要求君子一刻也不能离开“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仓促）必于是，颠沛（颠仆困顿）必于是”⁽²⁾。只有将人的一切言行都“归于仁”，才是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仁人”（“君子”）。

如何才能达到“成仁”这一道德境界？孔子指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孔，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³⁾又指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⁴⁾是“求诸己”还是“求诸人”，这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之一。孔子的成仁（“归仁”）之道，是“求诸己”而非“求诸人”。他的基本模式是“为仁由己”（或“克己复礼”）。这种“为仁由己”的成仁之道，主要是一种内省式的修养模式，它为后世儒家的道德修养论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孔子一生“发愤忘食”，“所发愤者何”?这是人生追求的价值取向。在这个问题上，孔子坚持“君子谋道（真理）不谋食（物质价值）”⁽⁵⁾的人生理念。

世俗之人一生所发愤者，皆为功名利禄。未得时，发愤以图；既得后，意遂而乐。孔子则不同于世俗之人，他从十五岁起，所追求的是“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⁶⁾。认为道德价值高于物质价值，把追求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视做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他的一生，是不断升华道德意识和道德境界的一生。他自述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⁷⁾正因为孔子把“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视做他的人生理想追求，所以孔子在话语系统上“罕言利，与命与仁”⁽⁸⁾。即孔子一生虽很少言“利”，但他大力提倡“天命”，赞许“仁义”。他由此对某些人批评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⁹⁾意思是说，如果整天聚集在一起，不谈仁义，专门喜欢卖弄小聪明，这些人要“成仁”是很难的！

在理想人格上，孔子把“成仁”（谋道）与“去仁”（谋食）看做是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¹⁰⁾即肯定“仁”是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如果把“仁”去掉，那还称得上君子吗?又说：“君子上达（达于仁），小人下达（达于利）。”⁽¹¹⁾“君子怀德（道德），小人怀土（安乐的地方）。”“君子喻（晓得、明白）于义，小人喻于利。”⁽¹²⁾批评“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¹³⁾。这里所谓“怀居”，是指过度地追求物质享受，过度地追求宫室之华、声色货利之奉，就不够“士”的资格。

在孔子看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¹⁴⁾。即认为“怀居”的小人不可能长久地处于窘困的境地，若长久地处于窘困境地，则必定为非作恶。他又批评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¹⁵⁾假如一个有“志于道”的人，却以“恶衣恶食”为耻，就不必同他谈论仁义了，因为这种人“志道不笃”。在世俗社会里，穿着一件破旧的衣裳，不愿意同穿着狐皮袍子的富人并立而行，以为自己难堪；而子路却不以为自己穿一件破旧的麻织袍子与穿着狐皮袍子的富人在一起感到羞耻。这是子路君子人格的表现。所以孔子对子路称赞说：“衣（穿）敝缊（乱麻）袍，与衣狐皮貉（狐皮袍子）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¹⁶⁾

在处世之道上，孔子一般地不反对做官，只是主张“天下有道则见（出仕），无道则隐（隐居）”⁽¹⁷⁾的原则。“不仕无义”是孔子出处之道的基本内涵。当原宪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可耻的事”时，孔子回答曰：“邦有道，谷（俸禄）；邦无道，谷，耻也。”⁽¹⁸⁾意思是说，国家有道的时候，做官吃俸禄，是应该的；国家无道的时候，也去做官吃俸禄，便是可耻的事了。因为在孔子看来，君子之仕是为了“行其义也”，而不是为了拿俸禄。根据“不仕无义”的价值观念，孔子赞许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退隐不仕，如一张纸卷而藏于怀。）”⁽¹⁹⁾认为他是一位真正懂得出处之道的君子。

孔子提倡“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观，对于现代社会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在现实社会中，既要追求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建构自己的物质家园，更要注意培养与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但是有些人由于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只注意建构自己的物质家园，而忘记和忽视了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结果把自己变成了“物质世界的富有者，精神世界的贫儿”的畸形人。

“子贡问：'师（子张之名）与商（子夏之名）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认为他的学生子张才高意广，办事好为苟难，往往过头，而子夏则笃信谨宁，办事狭隘，往往不到位，都不能做到适中，故都有短处。“过”与“不及”都不合乎中庸之道，故难说谁比谁好一些。

孔子又指出：“柴（高柴）也愚（戆直有余而知不足），参（曾参）也鲁（迟钝有余而灵敏不足），师也辟（辟即便辟也，即注意仪容而诚实不足），由（子路）也喭（音雁，过于刚直粗俗而涵养有亏）。”“求（冉求）也退（畏缩），故进之，由（子路）也兼人（好勇过人），故退之。”⁽²⁰⁾在孔子眼里，这些学生的品行都有所偏，或过或不及，皆不合乎中庸之道，还未达到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所以，他主张以“中行之道”纠正之。他提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²¹⁾“中行”即依“中庸”而行，狂即狂妄，狷即拘谨。狂者流于冒进，言过其行；狷者流于退缩，不敢有为。

只有中行之道，才是君子的最高道德原则。对此，后来朱熹说过：“子张才高志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行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道以中庸为至，贤智之过，虽若胜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则一也。”并引尹氏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过与不及均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故圣人之教，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之中道而已。”⁽²²⁾

故在人格塑造上，孔子要求君子的言行不能偏于极端，而应“叩其两端”⁽²³⁾，恰到好处。孔子本人从不做偏激之事，从不说过头之话，是一位“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²⁴⁾的君子人格典范。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²⁵⁾。要求君子在人格构成上既不粗野也不轻浮，而应合文质于一体。儒家都赞美这种文质皆备的人格所表现出的那种温润莹澈，宽柔敦笃的君子风范，这种适中合度的君子风范，是中庸之道思想在人格上的具体表现。

如何才能保证君子避其“过”与“不及”而达到“中庸之道”的境界呢?在儒家看来，任何一种美德，都含有趋于恶行的隐患和可能，只要这种美德向前超越一步，就可能转化为恶行，走向谬误。美与恶虽是对立的，但也是可以转化的，其界限并非是不可逾越的。这种中庸形式，在《尚书》《左传》中已有表述：

刚（刚强）而无虐（苛虐），简（简易，不殷勤）而无傲（傲慢）⁽²⁶⁾。吴公子季札论“盛德”曰：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通，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²⁷⁾

2.君子风范

儒家要求君子在人格上必须具有“五美”，即：

君子惠（惠爱利民）而不费（不耗费财用），劳（择可劳而劳之）而不怨（怨恨之心），欲（以仁求欲）而不贪（贪财货），泰（泰然安适）而不骄，威（威严）而不猛（凶猛）”（《论语·尧曰》）要求君子努力做到“矜（音今，威严）而不争（争闹），群（合群）而不党（结党营私），“贞（正义）而不谅（小信）。⁽²⁸⁾

此外，在音乐上提倡“乐而不淫（淫荡），哀而不伤”⁽²⁹⁾。在教育上提倡学思不可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³⁰⁾。要求君子既要庄重矜持，而又不争执；既要合群，而又不结党营私；既要正其道，合于大义，而又不拘泥于小信；既要追求快乐，而又不淫荡；既哀怜，而又不损伤身心健康；既要坚持好学，而又不废思考。在惠与费、劳与怨、欲与贪、泰与骄、威与猛、矜与争，群与党、贞与谅、乐与淫、哀与伤、学与思的诸矛盾中，能够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保持中庸的最佳状态。

要达到中庸的境界，就必须学会自我调控。孔子对人生的调控作了强调：“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³¹⁾自我调控涉及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从平民百姓到国君士大夫，都需要自我调控。既然是自我调控，就必然有一个调控标准或者依据，这个标准或者依据就是礼：“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也。”⁽³²⁾通过以礼为节，可以使人有效地自我调控。在修身养性上，当有了善行时，不能归善于己，即使“天子有善”，也要“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归诸天子。卿大夫有善，荐于诸侯；士庶人有善，本诸父母，存诸长老……善则称人，过则称己”⁽³³⁾。学会谦让，如孔子所言，应该“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因此，应该“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³⁴⁾。实际上，要做到“善则称人，过则称己”，“贵人而贱己”，这需要很强的自我调控能力，而这种调控能力不单纯是个人的意志问题，而是有赖于平时的修身养性，需要有很高的道德人格修养，否则很难做到自我调控，所以，孔子才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当然，对于用礼来进行自我调控，这不是个容易做到的事情，但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从出生那天起，就已经受到礼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育，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也体现了人生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尽管礼的规范加给人们许多义务，但在中国古人创造的礼治中及与之相应的文化环境中，这些义务主要不是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强加，而是表现为人们的自愿选择。人们不是把这些义务视为被迫接受的负担，而是把它们看成人之为人、君之为君的内在规定。礼的许多规定虽然带有明显的政治强力色彩，但经过礼治的宣传、教育，也内化为人们的内心尺度”⁽³⁵⁾，成为人们自由自觉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和标准，即自由自觉地用礼来进行自我调控。

荀子发挥孔子以中庸论君子人格的思想，他指出：

君子宽而不慢（怠慢），廉（有棱角，指原则性）而不刿（音贵，刺伤），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偏激），直立而不胜（品行正直而不盛气凌人），坚强而不暴（凶暴），柔从而不流（随波逐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德行完备）。⁽³⁶⁾

此是将相辅相成之两端融合为一体所表现出的一种恬淡温和而又挺拔超越、笃厚平实而又广大高明的君子人格风范。

孔子指出，君子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德性，即：仁义、智慧和勇敢，“勇”与“知”是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的两大德。有智慧的人没有疑惑，有勇气的人没有害怕⁽³⁷⁾。智慧能够指引勇者走向正途，将这份勇敢使用在更加需要的地方。而勇气能够协助智者做到有勇有谋，更加勇敢地面对、处理社会现实问题。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频率相当高，但含义并不完全统一。有时，“君子”表示道德修养高的人；有时，“君子”表示政治、社会地位高的人。孔子追求的目标是成为道德修养高的“君子”。对于地位高的“君子”，在孔子看来，更需要一定程度的道德修养。譬如，君子必须要正直，心怀天下，要关心法度，不能像一般百姓一样只关注自己的家庭，只想着个人实惠⁽³⁸⁾。对于一般的人，孔子主张，当道德修养到达“君子”程度时才能去就高位，即做一个社会地位高的“君子”。可以看出，在孔子眼里，这两个不同含义的“君子”具有前后一致性，前者偏重于修身的过程，后者是修身的结果。“仁”“义”“礼”“知”“信”“勇”是孔子眼中的“君子”必须具备的德行，这六个方面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对于君子来说，六者缺一不可。可以说，“仁”“义”“礼”“信”“勇”与“知”分别代表君子品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没有了“知”，“仁”“义”“礼”“信”“勇”便失去了理性的指引，失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智慧。“仁”“义”“礼”“信”“勇”的精神和原则贯穿于“知”，“知”也弥补了“仁”“义”“礼”“信”“勇”，以达到理性精神上的完整。孔子穷其一生，追求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人格与实践达到“仁”“义”“礼”“知”“信”“勇”，具备的“君子”水准的人。

3.圣人境界

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是圣人,但能成为圣人又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在孔子心目中，诸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博大完美至善的理想人物才堪称圣人，他们光辉的道德品质、超群卓越的智慧、无穷的人格力量是难以企及的：“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³⁹⁾圣人善于把握事物兴盛的契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⁴⁰⁾；精通万物变化的奥妙，“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⁴¹⁾，“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⁴²⁾。

圣人具有和天命之类同等神圣的地位，也是君子效法的楷模。“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⁴³⁾。荀子说：“圣人也者，道之管（枢要）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经》《书》《礼》《乐》之归是矣。《诗经》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⁴⁴⁾

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境界，实现人性和天道的统一，是儒家终生奋斗的最高理想。孔子提倡“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⁴⁵⁾，就是说修身治国的最终目的是使百姓过上安乐的生活，安民的方式是爱民、富民、教民。当然，这种安民的境界是不容易实现的，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无法完全达到这种状态。不过，孔子的智慧需要反复实践，即使不能达到最为完美的境界，逐步完善的修炼过程也是被孔子重视的。孔子强调的关键是人应该不断地要求自己朝着君子、圣人的方向努力。（徐兆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