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平 | 他心的达及问题与直接感知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他心的达及问题与直接感知理论

王华平 | 文

作者简介：王华平，1972年9月生，湖北通山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心灵哲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哲学。

摘  要：我们如何能够超出对他身的感知而达及他心?此即他心的达及问题。心灵理论（ToM）致力于解决达及问题,但它被批评为'最多只是描述了部分的读心过程'。近年来兴起的直接感知理论（DPT）主张他心是可直接感知的。一些人据此认为,DPT颠覆了ToM的'他心不可观察性'预设,成功地取消了达及问题。然而,DPT早期提倡者所援引的'读心的现象学'并不能消解达及问题。'巧知觉'概念是理解DPT的很好切入点,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解决达及问题的方案,即他心是作为高层次特征为巧知觉所直接感知的。因此,DPT是一个可与ToM相互补充的适切理论。

关键词：读心；达及问题；直接感知理论；巧知觉

读心(mindreading)，即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基。人类的很多社会行为都离不开读心:我们安慰朋友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伤心，我们警告别人是因为我们觉察到他有伤害的意图。一个人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越是了解，就越有可能与他有效互动，反之亦然。在过去的三十年，科学家和哲学家对人的读心能力与实现机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研究。作为研究成果，“读心”被普遍认为是民众心理学的理论化或模拟，由此形成了社会认知领域中主流的心灵理论(theory of mind，ToM)框架，包括各种版本的理论论(theory theory)、模拟论(simulation theory)或它们的混合。按照ToM，读心就是“用心灵思考心灵”，核心问题是如何超出对他身的感知达及他心。(cf.Goldman，p.3)最近，一个颠覆ToM核心要义的新范式开始崭露头角，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读心问题的兴趣。这个新范式就是直接感知理论(direct perception theory，DPT)。DPT认为，心理状态并非像ToM所认定的那样是不可观察的，而是可直接感知的。

DPT最初由一些有现象学背景的哲学家提出。他们主张“认真对待现象学”，认为现象学的考察足以消解ToM所强调的达及问题(the access problem)，还读心以本来面目。(cf.Gangopadhyay＆Pichler，p.2)本文将论证，尽管现象学事实上激励了DPT，但它并不能为DPT提供充分辩护，更不要说消解达及问题。进而我会说明，“巧知觉”(smart perception)概念是理解DPT的很好切入点，是解决达及问题的正确路径。本文的结论是，DPT是一个可与ToM相互补充的适切理论。

一、ToM 与他心的达及问题

在读心问题上我们有两种很不一样的直觉。一种直觉是，读心是件复杂困难的事——我自己的心思我自己清楚，别人的心思则很难揣度。是以中国古人有“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之叹;民间也有“人心难测，海水难量”“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说法。在西方，奥古斯丁曾感慨人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因为计算人心的情感活动比计算头发还要难得多。他还说:“即使是一个活着的身体在运动，我们的眼睛也无法看见其中的心灵，因为心灵根本就是眼睛所看不到的。”(Augustine，p.140)与此相对的另一种直觉是，读心对多数人来说是件简单容易的事。例如我从朋友的满面笑容看出她的快乐，从她的泪眼朦胧看出她的伤心，从她倒水的动作看出她沏茶的意图;中国古代也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相关典故。这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对别人的心理状态简直“洞若观火”。并且，有时我相信别人也可以很容易地读懂我的心，所谓“鲍子知我”就是一个例证。

不过在读心的哲学－科学研究中，第一种直觉似乎占了上风。奥古斯丁是西方首次明确提出“他心”问题的哲学家。他认为，他心的不可见性对他心知识构成了特别的挑战，因为我们不能像从许多天鹅中观察到相似性，从而获得关于天鹅的知识那样获得他心的知识。相反，我们只能通过将自身的情形类比到他人，从而推知他人身体中有着“我们以相似方式移动我们的躯体时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东西”(ibid.)。奥古斯丁的这种想法被穆勒(John Mill)、罗素、艾耶尔(Alfred Ayer)等人发展成类比论证，很长时间都是他心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

读心的当代研究同样基于第一种直觉。主流的ToM框架是由普雷马克(David Premack)和伍德洛夫(Guy Woodruff)于1978年提出的。在影响深远的《黑猩猩具有心灵理论吗?》一文中，他们写道:“说一个个体具有心灵理论，我们的意思是那个个体将心理状态归与自己和他人。……一个这种类型的推理系统可在严格意义上被视为一个理论。这首先是因为，这些状态不是直接可观察的;其次是因为，这个系统可以用于预测，尤其是对其他有机体行为的预测。”(Premack＆Woodruff，p.515)正是这段话确立了ToM的基本框架，即寻找某种特别的机制来说明读心者是如何达及不可观察的他心的。读心问题由此被确定为“如何超出对身体的感知而达及他心”，并被简称为“达及问题”。要解决达及问题就得找出负责读心的机制，表明那个机制对读心来说是充分的。理论论认为那个机制是理论推理——认知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民众心理学理论来指导自己归与心理状态。模拟论则争论说，他心的达及离不开模拟——认知者需要先将自己置于别人的境地，然后产生一个模拟状态，再将模拟状态归与他人。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理论论和模拟论都将问题设定为如何达及他心的问题，它们对社会认知的解释就是用这类术语来表述的”(Gallagher，2004，p.200)。

二、认真看待现象学?

尽管ToM影响巨大，但近年来它也遭到了多方批评。双系统理论(Two-Systems Theory)指责ToM忽视了人类普遍存在的早发的、快速自动的读心系统。(cf.Apperly)多元论认为，读心涉及多个社会认知过程，没有任何一个是缺省的和必不可少的。(cf.Fiebich)最严厉的批评来自DPT。“DPT对TT和ST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用达及问题来表述他心问题的最初想法。”(Gangopadhyay＆Miyahara，p.4)在DPT的早期提倡者看来，ToM在一个错误预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这个错误预设就是:他心是不可观察的。假如他心并非不可观察，那么根本就不存在达及问题。

由此不难理解，DPT的早期提倡者认为，DPT的全部任务就是证明他心并非不可观察的。早期提倡者们在这么做时首先想到了现象学。现象学有丰富的直接感知思想。胡塞尔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直接遭遇别人的“生活经验”。(cf.Husserl，2006，p.84)梅洛－庞蒂则说:“我从他人的行为、脸或手中感知到他的悲伤或愤怒，而无须诉诸任何'内心经验’。”(Merleau-Ponty，p.415)舍勒写道:“我们当然相信自己从他人的笑声中直接知悉他的快乐，……从他语词的声音中直接知悉他的思路。如果有人告诉我这不是'知觉’，……我要请他撇开那些成问题的理论，转向这些现象学事实。”(Scheler，pp.260－261)DPT的早期提倡者对诸如此类的“现象学提议”青睐有加。加拉格(Shaun Gallagher)说道:“我想捍卫的直接主体间感知概念……是舍勒刻画的那种概念。”(Gallagher，2008，p.538)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扎哈维(Dan Zahavi)、拉特克利夫(Matthew Ratcliffe)、奥弗加德(S∅ren Overgaard)、富克斯(Thomas Fuchs)、德·耶格(Hanne de Jaegher)。他们共同的主张是，“认真看待读心现象学”(Gangopadhyay＆Pichler，p.2)。

可是，当DPT的早期提倡者宣称他心可直接感知时，他们所说的“直接感知”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加拉格将“直接感知”理解为“无需推理机制的补充”(Gallagher，2008，p.536)。按照扎哈维的观点，“直接感知”就是不涉及推理的感知。(cf.Zahavi，2011，p.546)但这样的非推理主义解释是有问题的。当代主流的知觉理论普遍认为，一方面，知觉涉及亥姆霍兹式推理(Helmholtzian inference)，即在次人层面(subpersonal level)利用已有的知觉结构推断出当下知觉的原因。因此，在次人层面上，“读心的现象学”并不符合经验事实。另一方面，如果推理是全人层面的(personal level)，那么它完全相容于“读心的现象学”。一个人觉得自己直接经验到某样东西，并不代表他关于那样东西的经验就不涉及推理。例如，一名植物学家在榆树林里见到一棵榉树，他觉得自己一眼就认出了榉树。实际上，他的知觉经验涉及了一个基于专家知识的推理过程。正如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所说:“［民众心理学的］推理会导致带有特定复杂现象学特征的心理经验。给定专家效应，我们可能全然觉知不到这些推理，因而将这些复杂的、理论负载的经验解释为我们的直接感知心理状态。”(Gopnik，p.336)专家效应的存在表明，即使在全人层面，“读心的现象学”也不能为非推理主义版本的DPT提供充分支持。

按照加拉格所给出的另一种解释，“直接感知(或直接知觉把握)的意思是不超出知觉本身，与之对照的不是间接感知，而是'所有知觉都是直接的’那个意思”(Gallagher，2008，p.537)。在这种解释中，“直接”一词是冗余的——它不过是吉布森(James Gibson)思想的遗留，即强调环境信息对知觉的充分性。我赞同这种解释，它既准确地传达了DPT想要表达的意思，又可以在以亥姆霍兹为代表的推理主义与以吉布森为代表的反推理主义之间保持中立。

现在，我们清楚了“直接感知”的意思。那么，“读心的现象学”又说了什么呢?按照狭义的理解，它指的是“读心在现象学上呈现出直接性”这一事实，即舍勒所说的“现象学事实”。舍勒认为，读心的“现象学事实”足以表明他心感知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觉。然而，现象学事实有可能是知觉经验与它所激发的知觉信念的共同产物。比如，一名有经验的交警通过刹车产生的轮胎拖痕，看出司机超速了;一位有经验的医生从患者的胸部CT图像，看出患者感染了COVID－19。在上述例子中，交警关于司机超速的判断和医生关于患者感染COVID－19的判断具有现象直接性，但却属于信念，因为它们表现出了信念所具有的证据敏感性。派利夏恩(Zeon Pylyshyn)正确地指出，就知觉的本性和认知而言，“现象学是非常不可靠的证据，因为从我们关于世界的主体经验出发不能区分不同的经验来源，我们不清楚它们是源于视觉系统还是我们的信念”(Pylyshyn，p.362)。

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现象学家不会停留于现象学事实，他们更想挖掘出使得现象学事实成为可能的条件，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先验依据。胡塞尔争论说，他心问题显然以“他人”的观念为先验依据。他人并不是“有广延的身体”和“无广延的心灵”的总和，而是在生活世界中与我们互动的具身行动者(embodied agent)。(cf.Husserl，1970，p.217)或者用舍勒的话来说，他人是心理－物理的“表达统一体”。(cf.Scheler，p.181)受现象学启发，DPT的早期提倡者发展出了所谓的具身理论(心灵是由身体和环境共同塑造的)、互动理论(心灵是由我们之间的互动过程塑造的)。这些理论的倡导者与它们的现象学前辈一样，试图通过重塑心灵的形而上学来表明，心灵并非隐匿在身体背后的不可见者，而是像身体一样的可见者。

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小心对待上述广义的读心现象学辩护策略。首先，广义的读心现象学以笛卡尔式心灵观为攻击目标。然而，ToM的理论框架是功能主义，不存在两种实体分离的问题。其次，广义的读心现象学的理论旨趣是他心的“构成性先验问题”，而DPT关心的是“读心的过程和机制”这样的自然主义问题，它们分属不同范式，不能相提并论。胡塞尔本人就明确反对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解决他心问题。他认为，自然主义无法认识到意识的先验维度。一些DPT的早期提倡者试图调和两者，他们喊出了“自然化现象学”的口号，以期促成两者之间“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交流”。(cf.Zahavi，2010，p.90)但是，即使现象学真的可以自然化，也无法为DPT提供充分辩护。这是因为，要辩护DPT，仅仅表明他心可被直接感知是不够的;还需要说明，他心的确会以某种可理解的方式出现在知觉经验中。毕竟，我们并不能像感知普通物体那样感知他心。因此，他心能否与普通物体一样出现在知觉经验中还有待专门确认。

对于他心在知觉经验中出现的方式，目前有两种颇有影响的说明:共呈现(co-present)和表达(expression)。共呈现理论是史密斯(Joel Smith)基于胡塞尔对知觉预期结构的分析而发展出来的。胡塞尔的分析开始于这样一个现象学事实:当我们注视一个物体时，严格地说，我们只看到了物体正对着我们的部分，被遮蔽的一面是隐藏的。但知觉意识却将物体呈现为三维的，仿佛我们经验到了它的全部。胡塞尔认为，这种现象源于知觉所具有的“隐藏的意向的'如果－那么’”预期结构，即如果感知者换一个角度观看，或者拿起那个物体，那么他就会看到知觉所预期的隐藏部分。(cf.Husserl，1970，p.161)史密斯认为，胡塞尔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他心感知:他人的行为就像物体的可见部分，他心好比被遮蔽的隐藏部分。虽然我们总是只能看到他人的行为，但却可以经验到与行为共呈现的相关心理现象。(cf.Smith，p.739)

然而，史密斯的类比并不恰当。在物体感知中，感知者只需换个角度便能看到被遮挡的部分;在他心感知中，感知者却不能通过移动位置的方式看到他人的心理状态。所以他心感知并不具备胡塞尔所说的“如果－那么”预期结构。史密斯争论说，感知行为其实就包含显示心理状态的本质倾向，因此，他人的心理状态会作为“纯粹倾向的方面”与行为共呈现。(ibid.，p.744)但这样的功能主义辩护方案是有问题的。在功能主义中，功能和倾向是通过因果作用来刻画的。可是，如果共呈现的双方是因果关系，那么就会退回到DPT所批判的笛卡尔式心灵观。实际上，共呈现理论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DPT，因为当它宣称他心是以共呈现的形式出现在知觉经验中时，就已经暗中承认了他心是不可观察的。在它那里，达及问题既未被消解，也没有得到解决。

表达理论为许多人所看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采用了富有吸引力的“聪明论证”(The Clever Argument)。“聪明论证”可表述如下:(1)一些行为表达是它们所表达的心理状态的一部分。(2)认知者可以通过感知事物的一部分而感知到事物的全部。(3)因此，认知者可以通过感知到行为表达而感知到它们所表达的心理状态。(cf.Glazer，p.2)其中，(1)是广义的读心现象学及其当代后裔所论证的结果，(2)源于日常经验。比如，你向我走来，严格地说，我只是看到你正对着我的一面，但我却说我看到了你。给定(1)和(2)，DPT的早期提倡者得出结论:“在多数主体间互动的情形中，我们能够直接理解他人的意图，因为他们的意图在他们的具身行动中得到了明确表达。”(Gallagher，2005，p.224)

但是，“聪明论证”的两个前提都是有问题的。(1)的问题在于，它难以获得经验上的证实。构成关系不同于因果关系，它表达的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形而上学依赖关系。DPT的早期提倡者援引了很多经验研究来证明(1)。以颇具代表性的莫比斯综合症(Moebius syndrome)为例。莫比斯综合症病人由于面部神经瘫痪而不能用面部表达情感，他们的情感经验也相应地因为面部表达的丧失而减弱。DPT的早期提倡者据此得出结论:情感是由身体表达构成的，“拿掉了表达也是拿掉了部分情感本身”。(cf.Krueger＆Overgaard，p.251)然而，下述因果解释似乎更加经济:莫比斯综合症是先天性的遗传病，它所引起的面部表达的丧失影响了患者在成长过程中与他人的情感交流，从而导致患者情感经验的弱化。莫比斯综合症所例示的解释问题具有普遍性，几乎所有生成主义者(enactivists)所宣称的构成性关系的经验证据都可以用因果关系来解释。此外，(1)还与一些经验发现直接相冲突。例如，一些由脑损伤造成的闭锁综合征(locked-in syndrome)病人丧失了肢体和面部运动能力，却可以具有正常的情感经验。前提(2)的问题在于，如果其中的“感知”是严格意义上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它源于日常经验;如果是宽泛意义上的，那么它就与DPT相冲突。在日常生活中，诸如“看”一类感知动词的用法是非常灵活的，它们的使用范围并不限于知觉经验。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会说一名有经验的交警通过刹车产生的轮胎拖痕看出司机超速了。这样的“看”并不属于知觉经验，不能用它来支持DPT。

即使承认(1)和(2)都是对的，也得不出(3)。毕竟，不是任何部分感知都蕴含整体感知。一个感知者看到墙缝里伸出一个脚趾，你能说他看到了一个人吗?一些DPT的早期提倡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争论说，行为表达对心理状态的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因此足以满足(2)的要求。(ibid.)即使是这样，也仍然存在问题。行为表达与心理状态之间并无严格的对应关系。同一个抓取杯子的行为，有可能表达喝水的欲望，也有可能表达愤怒的情感。那么，通过感知抓取杯子的行为，感知者究竟感知到了哪个心理状态呢?更进一步，为什么当感知者感知抓取行为时，他一定会感知到某个心理状态，而不单纯是感知到行为本身?问题的要害在于，“构成性”是形而上学属性，并无特定的认识论承诺，它本身并不能保证从部分感知到整体感知的顺利过渡。

以上分析表明，DPT的早期提倡者诉诸现象学辩护DPT的策略是不成功的。如果他们援引的是狭义的读心现象学，那么他心的不可观察预设并不能被驳倒。如果他们援引的是广义的读心现象学，那么DPT无法得到自然主义说明。无论哪种情况，他心的达及问题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三、巧知觉

当DPT的早期提倡者尝试以颠覆ToM的预设的方式消解达及问题时，他们已经认定达及问题是理论内部问题。事实上，达及问题是主题中立的(topic-neutral)。它追问的是认知者如何以不同于感知他身的方式达及他心。这是个前理论问题，因为任何理论都得承认心灵不能以和身体同样的方式被达及——不能像身体一样通过向视觉系统反射光线的方式进入视觉经验。ToM认识到了达及问题的重要性，试图去认真地回答它。DPT的早期提倡者却简单地认为，颠覆了不可观察预设也就消解了达及问题。事实上，仅仅表明他心可被直接感知是不够的，还应说明他心是如何进入知觉经验的。

那么，他心是如何进入知觉经验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加拉格的“巧知觉”概念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当我们说一个人很“巧”时，例如“巧妇”，我们的意思是说她会做很多事情。同样地，当我们说一个知觉系统很“巧”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它能让我们感知到很多东西。加拉格让我们设想如下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中，你看到一个红苹果，你的视觉传达给你的只是无意义的红色质块，你需要运用超出知觉本身的认知步骤去将它解释为红苹果。第二种情形中，你并不只是看到了红色质块和特定形状的线条，而且经验到了由这些颜色和线条构成的红苹果。与第一种情形相比，第二种情形的视觉是巧知觉。(cf.Gallagher，2008，p.536)按照这样的理解，知觉越“巧”，知觉经验的内容就越丰富。DPT的主张是，我们的知觉非常“巧”，以至于可以以他人的心理状态为内容。

巧知觉与近年来讨论热烈的“高层次感知”(high-level perception)不谋而合。人类视觉能感知形状、线条等低层次的特征，这几乎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我们能否直接感知到像苹果之类的普通物体?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可以，感觉材料理论认为不行。近来，一些知觉哲学家开始提倡一种称为“扩充论”(expansionism)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直接感知到一系列高层次特征，包括自然类特征(例如，是一只老虎)、人工制品特征(例如，是一把扳手)、因果特征(例如，是门打开的原因)、行动特征(例如，可抓握的)、社会特征(例如，是男性)、道德特征(例如，是不道德的)。(cf.Helton，2016，p.851)

我认为，扩充论可以为达及问题提供一个初步答案，即巧知觉以感知高层次特征的方式感知他心。之所以说这个答案是初步的，是因为扩充论只是为DPT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辩护。要完整地辩护DPT，首先得说明，作为高层次特征的他心的确可以出现在知觉经验中;其次得搞清楚，巧知觉是如何感知高层次特征的。第二个问题是个经验问题，它的答案依赖于认知科学的考察。所以接下来我们将重点讨论第一个问题，对第二个问题只是略微提及。

扩充论者最常用的辩护策略是现象对比论证(phenomenal contrast argument)。其基本想法是，先找到两个可在现象上形成对比的心理状态(例如不懂德语时看到一个德文句子的经验和懂德语后看到那个句子的经验)，然后表明这两个状态的不同源于知觉经验表征内容的不同:其中一个表征了高层次特征，另一个则没有。(cf.Helton，2016，p.853)但是，现象对比论证也由于现象学证据的不可靠性而不能为扩充论提供有效支持。由于意识到现象对比方法的争议性，所以扩充论者近年来致力于寻找新证据。一个越来越受青睐的做法是，直接诉诸知觉的标志性特征来表明，关于高层次特征的表征是知觉表征。知觉的典型特征包括快速性、自动性、被动性，等等。不过，这些典型特征是否足以将知觉状态与认知状态区分开来，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如果一个表征既具有知觉的典型特征，还具有知觉的某个标志性特征，那么就有充分理由认为它是知觉表征。

视知觉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它的适应性(adaptation)。当视觉较长时间暴露于刺激时，它会对那种刺激表现出适应性，进而影响对后续刺激的感知。亚里士多德在《论梦》一文中就描述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瀑布错觉”的现象:“当人们注视运动物体(例如河流，尤其是流动非常快的河流)后移开视线，会发现实际静止的东西看起来像是运动了。”(Aristotle，p.731)即使我们知道那些东西是静止的，也仍然感到它们是运动的。今天我们知道，错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运动物体的注视降低了知觉对那个方向运动的检测阈(detection thresholds)，从而影响了对相反方向运动的检测，因而使静止物体看起来像是朝相反方向运动。(cf.Block，p.563)认知领域则不会发生这样的适应性现象。无论你怎么思考或想象瀑布的降落，也不会让你情不自禁地产生瀑布周围物体动起来的信念或经验。

研究表明，对颜色、运动、表面、亮度、方向、大小、形状的感知会产生适应性效应。(cf.Webster，pp.547－567)更为新近的研究表明，像对性别、种族、年龄和魅力之类高层次特征的感知也会产生适应性效应。(cf.Palumbo et al.，p.217)例如，受试在对一张女性的脸产生视觉适应后会倾向于将一张性别特征不明确的脸感知为男性的脸，而在对一张男性的脸产生视觉适应后更有可能将它感知为女性的脸。在另外的实验中，受试对亚洲人的面孔产生视觉适应后，表现得更容易将亚洲人的面孔与其他面孔区分开来。扩充论者认为，高层次特征所表现的适应性效应充分表明，它们是可被直接感知的。(cf.Helton，2016，pp.851－862)

有趣的是，情绪感知同样表现出了适应性效应。巴特勒(Andrea Butler)等人发现，在对愤怒的脸产生适应后，会提升将表情模棱两可的脸感知为愤怒的阈值;而对害怕的脸产生适应后，感知害怕的阈值就会提高。并且，适应性效应表现出快速性、自动性、被动性等典型知觉特征。(cf.Butleretal.，pp.116－126)进一步证据表明，在这些例子中，引起适应性效应的并非面部形状等低层次特征，因为即使是大小、光照、视网膜位置、视点等低层次性质发生变化，适应性效应仍然保持不变。(cf.Webster，p.14)此外，引起适应性效应的也不是情绪的面部表达，因为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受试对一张悲伤的脸产生适应后，会倾向于将一张中性的脸感知为快乐的脸。对这些证据的合理解释是，适应性效应是由“愤怒”这一心理性质引起的。给定适应性效应的知觉独特性，可以确定“愤怒”直接出现在了知觉经验中。

上述结论得到了脑科学的佐证。研究人员在对受试进行脑扫描后发现，适应性效应与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所涉及的脑区是不同的:前者涉及了大脑前部和中部的广泛脑区;后者则只涉及大脑后部的V2和V3区，不涉及被认为是构成概念和认知基础的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在情绪感知的适应性效应中，活跃的是V2和V3区而不是前额叶和顶叶区域。(cf.Schwiedrzik et al.，pp.1152－1164)这表明，情绪感知是知觉的而不是认知的。

适应性效应很好地说明了情绪可作为高层次特征而被直接感知。但是，它并不适用于意图感知，因为与意图相联系的行动变化得太快，通常在知觉还没来得及产生适应性前就结束了。那么，是否有证据可表明意图也能像情绪一样作为高层次特征而被直接感知?答案是肯定的。海德(Fritz Heider)和西美尔(Marianne Simmel)关于有生性效应(animacy effect)的开拓性研究就是一个有力证据。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海德和西美尔让受试观看一段动画(参见下页图1):一个大三角形、一个小三角形和一个圆形在一个开口(可闭合)的静止正方形周围运动。结果显示，受试在描述动画内容时采用了有生性叙事，比如大三角形追逐小三角形和圆形、圆形躲进了房门、大三角形打开门进入房间、小三角形打开门让圆形逃出来、大三角形是坏蛋、大三角形毁坏了房子，等等。(cf.Heider＆Simmel，pp.243－259)这些描述有一个共同点，即将意图和欲望归与了二维图形。第一组的34位受试中只有1位例外，他采用了纯几何学描述，而那位受试是自闭症患者。

对上述结果的一种解释是，受试的视觉将几何图形表征成在执行诸如追逐、逃避之类的行动，而不仅仅是移动。另一种解释是，受试看到的只是几何图形在移动，然后不自觉地将它们解释为追逐、逃避之类的行动。两种解释的区别在于，第一种解释认为追逐、逃避之类的行动属于知觉内容，第二种解释则认为它们属于认知内容。那么，哪种解释更为合理呢?答案是第一种解释。理由是，有生性表征不仅表现出快速、不费力、普遍性、被动性等知觉的典型特征，而且还表现出“不可修正性”这一知觉的标志性特征。先看上述典型特征。研究表明，知觉的时帧(time frame)非常短，差不多为150毫秒，也就是说，从接受感觉刺激到形成关于刺激的知觉经验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50毫秒。有生性表征的生成时间非常快，完全在知觉时帧之内。(cf.Varga，p.12)并且，它的生成是自动的、不费力的，受试只要看一会儿自然就会有那样的经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有生性效应不受文化和语言的影响，并且六个月大的小孩就会表现出来。(ibid.，p.10)再就是，受试很难用不涉及意图与行动的方式进行描述，当被要求采用纯物理的、几何的语言时，他们会表现得很费力。(cf.Helton，2018，p.243)所有这些证据都指向一点，那就是，有生性表征属于知觉表征，而非认知内容。

再看不可修正性特征。多数受试在第一次看到动画时会感到吃惊，觉得此现象非常有趣。这表明，实验结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们早就知道动画中的图形并非真正地执行行动。然而，即使受试知道他所具有的有生性表征只不过是错觉，或者已经多次体验过此效应，他仍然会将那些图形看作有生的。(cf.Heider＆Simmel，pp.243－259)这种情形恰似穆勒－莱耶尔错觉(Müller-Lyerillusion)。在穆勒－莱耶尔错觉中，即使我们知道两条线段是一样长的，它们看来也仍然是一长一短的。一般而言，视觉经验会抵抗相反证据的修正，思想和信念则服从相反证据的修正(病态信念除外)。有生性表征不服从相反证据的修正，表明它是知觉经验而不是思想或信念。

从有生性感知到意图感知只有一步之遥，轻轻一跃就过去了。行动，至少是追逐、逃避之类的行动，是部分地由意图构成的。这一点不难理解。假设你在一条小路上慢跑，后面跟着一条狗，但你并不知道这一点。那条狗紧紧地跟着你，在旁人看来，你好像是在逃避狗的追赶。但你的行为并不是逃避，原因是，你没有逃避狗的追赶的意图。对逃避行为来说，逃避的意图是必要的。既然意图是行动的构成部分，那么至少在一些情形中，感知到行动也就感知到了意图。否定这一点会让人很费解，因为它相当于说一个人能感知到一只杯子却永远不可能感知到它的杯把。有理由认为，在有生性效应中，受试在感知到逃避行为的同时也感知到了逃避的意图。这一点可从受试的描述得到印证——这类描述的一个共同点是将意图和欲望归与了二维图形。更为重要的是，假如受试没有感知到意图，他会倾向于用简单的因果机制来描述自己的经验，而不是使用包含意图的目的论描述。比如，他会说，“大三角形使得圆形逃进了房间”，而不是“圆形为了逃避大三角形的追赶而躲进了房间”。尽管目的论描述并不必然包含意图感知，但在一些偏向性情形中(认知者倾向于使用目的论描述的情形)，目的论描述的确暗含了意图感知，否则，偏向性将会很难得到解释——如果不是因为感知到了意图，认知者为什么会表现得很难用不涉及意图与行动的方式描述他的经验呢?

上文已经说明了意图是可直接感知的。也许有人会说，有生性效应只不过表明，在某些情形下，我们可以错误地感知意图。至于我们能否准确地直接感知他人的意图，这仍然是个未知数。在我看来，这样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相当于说，我们关于“小三角形逃避大三角形”的错误表征是知觉经验(怀疑论者承认我们可以错误地感知意图)，而我们关于“某人逃避狗的追赶”的准确表征却不是知觉经验(怀疑论者怀疑我们能准确地直接感知意图)。但这样的论断是非常让人费解的。毕竟，这两个表征在主体看来都是真实的，并且都被主体用来解释有意图的行为。给定错误表征和准确表征主观上和功能上的相似性，并且，表征准确与否并不能单独地决定它是知觉的还是认知的，我们可以放心地认为，两种表征属于同一心理种类，即都是知觉表征。(cf.Helton，2018，p.247)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在一些情形中，我们所具有的巧知觉可以让我们直接感知到快乐、愤怒一类的情感状态(affective states)和意图、欲望一类的意动状态(conative states)。这个结论从进化论上看具有合理性。读心对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交流、竞争、斗争至关重要，完全可以设想，人类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进化出了感知他心的能力。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新生儿的知觉已经很“巧”，他们能从拥挤的环境事物中辨认出人类面孔，并能模仿他所看到的面部表情。幼儿对妈妈的声音、他人的视线和有意图的行动有特别的敏感性，他们能将身体运动看作情感的表达，以及指向目标的有意图的行动。(cf.Gallagher，2008，pp.538－539)这些能力在成人那里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人的视觉和儿童一样能在100毫秒前的早期视觉阶段从脸部、身体和声音中提取特定情感和特定行动的信息，即使在盲视的时候也能如此。种种证据表明，“就像视觉系统通过推断诸如三维形状之类的性质来复原世界的物理结构一样，同样地，它通过推断诸如因果性和有生性之类的性质来复原世界的因果结构和社会结构”(Scholla＆Tremoulet，p.299)。

四、结语

本文论证了两个观点:第一，读心的现象学既不能消解“达及问题”，也不能为DPT提供充分辩护;第二，我们的巧知觉可以让我们直接感知到快乐、愤怒一类的情绪状态和意图、欲望一类的意动状态。这两个论点合起来为“达及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即他人的一些心理状态是作为高层次特征被直接感知的。不过，这个解决方案仍然留下一个问题:巧知觉可以让我们感知到情绪和意图之外的其他类型心理状态吗?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答案是开放的。比较肯定的是，诸如信念和思想之类的心理状态，它们与身体表达的联系是如此之松散，以至于知觉捕捉不到足够的信息来表征它们。这种情况下，心理状态很可能像ToM所说的一样是不可观察的。对于它们的认知，就得依赖ToM。如此看来，DPT与ToM并非两个互斥的理论，它们更像是各自描述了不同类型的读心过程，可以起到相互补充作用。这个结论很好地解释了，我们为何会对读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当DPT起作用时，我们会觉得读心轻而易举;当ToM起作用时，我们却会觉得读心颇费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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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