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的象征意义
过了几百年后，在三星堆和吴城文化的礼器上，我们依然可见到这种獠牙面像，除了前文所提的玉面像外，吴城文化铜面像的牙齿形状亦如此（图皕六六：1）。[1]吴城文化新干大洋洲祭祀坑中，出土了殷商时期的獠牙铜钺。大体上说，商文明最常见的铜钺造型是龙张开口、或双龙、双虎饕餮的构图（图九八：1—2），以表达用钺斩首时，饕餮吞噬人牲，接受神杀祭礼，而将祭牲送回天上之意。但新干祭祀坑出土的铜钺却仅露齿咧嘴，并无饕餮的结构（图皕卅三：1）[2]。依笔者浅见，新干铜钺的獠牙即是虎口，尤其是其牙齿形状与新干出土铜虎的牙齿相同，在吴城文化信仰中，此“虎口”便象征了虎神吞噬人牲的信仰。
在战国、汉代的文献中，“虎口”譬喻极危险的境遇，如《战国策‧齐策三》曰：“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史记‧叔孙通传》载：“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3]但对崇拜神虎的古人而言，被神兽吞食的人经过此一神祕过程，便可获得祂的神力及保护。李学勤先生推断：“吞食象征自我与具有神性的动物的合一。……虎食人或龙食人意味着人与神性的龙、虎的合一，这不失为一种可能的解释。”[4]此说法无疑是准确的。中国青铜文明对夔龙饕餮或对神虎的崇拜，都是以龙口或虎口的吞食——神化功能为信仰核心。
老虎吞噬人头的图案亦可在弗瑞尔艺廊收藏的玉长刀上见到。该玉刀被视为相当于石家河时期的遗物，但可惜没有发掘资料，因此我们不清楚它的断代和出处。以笔者浅见，虽然其刻纹技术与风格，确实是符合石家河时代，但是早期未见那么明显的虎食人造型，所以笔者考虑此玉长刀的制造时代可能较完，或相当于早商晚期至殷商时代，为当时赣湘地区虎国的礼器（图皕廿五[5]，虎国的问题后文再详细讨论）。
大约在早商晚期至殷商时代，南方文明对虎神崇拜的造型刻画，已很明显地描绘出虎神吞噬人类的核心信仰传统。在此脉络中除了弗瑞尔艺廊收藏的玉长刀之外，还有湖南宁乡出土的两件虎食人卣，其上的神虎造型也是做露出虎牙、啃咬人头之状，安徽阜南县朱寨镇和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造型，其蕴含之意也相同（图皕廿六：1—3）。本信仰的范围包含西南之雪峰、武陵、大巴山脉，又跨到东南之罗霄山脉，南到五岭山脉。依笔者浅见，这或许都属于传承自江南山岭一带对老虎的崇拜信仰，并同时将虎神的形貌与平原地带龙形饕餮的形象连接起来。
大洋洲祭祀坑出土虎头胄（圖皕廿八：1），在某程度上可以与虎纹玉长刀、虎食人卣、龙虎尊的构图进行比较。从形状来看，如果在头上配戴它，会挡住配戴者的视线，所以该胄不能作军用头盔，只能有礼仪的作用：配戴虎头胄的人，就象被老虎咬头的人，与龙虎尊或虎食人玉长刀的形象一致。
更细致地观察我们另可以发现，所有神虎的造型都含有夔纹的部分，虎食人卣神虎的全身有成对夔龙的造型；龙虎尊也充满夔纹；虎食人玉长刀的神虎背上也有夔形的扉棱；大洋洲虎头胄在虎眼上有夔纹，由此可以观察主流的农耕文明的影响（照考古类型名为盘龙城文化，如说到国家和朝代即为楚大历史的商朝）。崇拜老虎的贵族应该起源自山地猎民，一方面保留对老虎的崇拜，同时在老虎的形上象蕴含了神龙的特征，以神龙的特征来强调老虎的神性。
在南方礼器中，饕餮形的“二虎共首”或夔纹虎神，都表现出正在吞噬人或咬断人头的形象。一直以来，学界对于虎食人构图的象征意义讨论不辍，张光直先生认为：人头放在猛兽嘴里，并不等于被吃；猛兽只是抱人，而这人的身份可能是巫师，猛兽抱着他嘘气放风，可帮助巫师通天。[6]但这种观点恐不符合古人对猛兽的认识，如果人头在老虎的牙齿之间，岂能有不被咬杀的可能性？但这种咬杀在当时信仰观念中，带有进入永生境界的神祕入口的意味。
福莱瑟先生（Douglas Fraser）将虎食人卣联系到西北美洲原住民（阿留申人(aleut)或爱斯基摩人(eskimos)）的萨满雕刻（图皕廿六：4、5），以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Sumatera）巴塔克（Batak）人的短剑象牙柄端的雕刻（图皕廿六：6）[7]。被神兽吞食的人经过此神祕过程，便可获得祂的神力及保护。从礼器的结构来看，美洲和印度尼西亚的偶像，有可能便是源自江南的巫觋文化。
本文摘自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342-343。
[1]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合编，《长江中游靑铜王国：江西新干出土靑铜艺术》，图20。
[2]江西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合编，《长江中游靑铜王国：江西新干出土靑铜艺术》，图52。
[3]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589；汉‧司马迁撰、日‧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页1085。
[4]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43。
[5]林巳奈夫（日）著、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页234。
[6]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页333；另参施劲松，《论带虎食人母题的商周青铜器》，《考古》，1998年第3期，页56－63；卢昉，《论商代及西周“人虎母题”青铜器的内涵及流变》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等。
[7] Douglas Fraser.'Early Chinese artistic influences in Melanesia?'Early Chinese art and its possible influence in the Pacific basin: a symposiumarrang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City, August 21－25, 1967, edited by Noel Barnard in collaboration withDouglas Fraser. New York:Intercultural Arts Press, 1972, v. III, pp. 631－654, ills.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