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梵高有段不名世的友谊—埃米尔·贝尔纳
埃米尔·贝尔纳，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如果提起他的密友文森特·凡·高、保罗·高更，对西方艺术史略知一二者也知道是光芒闪耀的名字。长期以来，贝尔纳被这两个太过璀璨的名字遮蔽了，他的艺术成就、艺术贡献、艺术思考，被湮没在暗影里。2008年，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举办了名为“凡·高与贝尔纳：一场艺术家的友谊”的展览。这位凡·高的挚友为艺术的一生终于被人重新审视。他身上巨大的戏剧性，年轻时天才的开拓性与后期的回归自足，对凡·高与高更的奉献、影响及背叛，都属于20世纪现代艺术史不可磨灭的部分。正如展览的名字“埃米尔·贝尔纳：在现代主义的脉搏上”一样，贝尔纳确实感知了现代艺术的风暴，也曾加入先锋号角的队伍，但他最终的沉默和转向，则是现代艺术神秘和待挖掘的一面。
“埃米尔·贝尔纳：在现代主义的脉搏上”展览占据了“艺术之家”整整一层展厅，其中又分为9个部分：从贝尔纳年少时的习作开始，到他的素描、油画、版画，从着迷于点绘技法到开创“分隔主义”、“象征主义”，再到信仰炽热时期的宗教题材创作、游历埃及和西班牙时创作的写实主义肖像……埃米尔·贝尔纳经历了早慧而天才的青少年时期，并在这个时期创作出了他的诸多代表作；继而随着好友凡·高的离世，他对宗教的兴趣加强，创作日趋古典和写实。在天才辈出的19世纪末的巴黎画坛，贝尔纳的独特性在于其神秘的转向。他曾是现代艺术充满勇气、创造的先锋者，但在进入20世纪后却让人意外地回归了古典艺术风格。而他对高更、凡·高的影响和启发，则是艺术史应该重新审视和梳理的部分。本次策展将凡·高、高更受贝尔纳作品启发后创作的作品并置展出，对于理解这两位巨匠的风格、题材甚至个人性格，都有深刻的启发。
贝尔纳先认识的是高更。那是1886年，在法国阿旺桥。阿旺桥位于布列塔尼地区，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镇。铁路带动了这个地区的旅游，画家们发现这里的地貌非常适于作画，且生活费用又很低廉，于是开始奔赴这个地区。高更就是其中一位。埃米尔·贝尔纳在家人的财务支持下，也在这个地区进行了火车加徒步的旅行。这个长相清秀的年轻人1968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城市里。1878年举家搬到巴黎。他的艺术学习始于巴黎装饰艺术学校。1884年，他进入Atelier Cormon艺术学校，开始接触印象主义和点描技法。
贝尔纳在布列塔尼旅游时绘制了大量素描。他非常勤奋，对自己的未来也有很高的期许。这份期许并不是盲目的自我膨胀，至少，高更在遇到贝尔纳后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很短暂，简单交换了对艺术的看法，表示期待下一次见面。贝尔纳以点描技法绘制的名为《八月》的作品引起了高更的注意。“高更说它是'光的混合’。他很惊讶，也不相信我是自己练习发展出来的(技法)。”贝尔纳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高更的惊讶是情理之中的，此时贝尔纳才18岁。以贝尔纳的“画龄”来看，他当时在点描技法上取得的成果是惊人的。当然，后世认为，贝尔纳最好的作品，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完成了，具体说，是在他18-29岁之间。
但贝尔纳在点描技法上的尝试很快就中止了。在他不断地画的同时，第二年3月，他在巴黎见到了保罗·希涅克。希涅克正是点描运动的领袖。在希涅克的画室里看到了他的画作后，贝尔纳清楚，这场先锋的艺术运动已被他人塑造并完成了。虽然还非常年轻，但贝尔纳一直以来的艺术理念都是极度坚定的——他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创新的道路。放弃点描技法后，他开始发展出一种与点绘技法完全不同的绘画方式。他抛弃了点、不固定的线条，而采用色块、阴影紧紧挨在一起来表现。后来他的这种风格被命名为“分隔主义”。
1888年，贝尔纳再次徒步步行前往阿旺桥，与高更见面。两人的友谊迅速发展。这段时间里贝尔纳在艺术理论方面著述很多，不仅关于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也关于对艺术发展的看法。“我希望能找到一种艺术形式，它极度的简约，但可以通向一切。”高更鼓励贝尔纳不要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现实上，应该画一些自己想象中的图景，应该特别注意如何去激发强烈的感情。高更比贝尔纳年长20岁，但事实上，在两人的交往中，贝尔纳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给予了高更很多启发。在贝尔纳开创的、日后被人称作“分隔主义”的画风里，对形象的扁平化处理、明亮的色彩、大面积的黑色阴影、不对称构图集合在一起。在贝尔纳集大成之作《收获》里，这些特点得到了最完美的展现。而在高更同期创作的作品里，并不难寻觅“分隔主义”的影子。
1989年冬天，贝尔纳和高更拿出他们创作的锌版版画，在巴黎的沃皮尼咖啡馆展出并售卖。贝尔纳拿出了23幅作品，高更拿出了17幅作品。这场展览日后被美术史认定为“象征主义”的重要事件，但在当时并不成功。事情的发展出乎预料。贝尔纳有位艺术批评家朋友叫阿尔伯特·奥埃尔。贝尔纳送了一张版画签名版给他，希望他能为画展写文章。这位奥埃尔先生最后也确实写了，但他在文章中对高更大加赞美，把高更捧为“象征主义”的发起者，只字未提贝尔纳。虽然人人皆知，贝尔纳在这场新艺术运动里的地位举足轻重。贝尔纳很生气，但真正让贝尔纳愤懑的是，高更对此事表现冷淡，对奥埃尔的混淆是非似乎乐见其成。这个恶性事件，让两位曾经亲密的朋友，友谊从此破裂。
作为贝尔纳生命中另一个异乎寻常的名字，凡·高和他的友谊更加深刻。1887年，贝尔纳在巴黎见到了凡·高。凡·高对他画作中印象深刻，并找到一家饭店将贝尔纳的画作并置在自己的画作旁边一起展出。凡·高还以这家饭店的名字为他们这个小组命名。很快，凡·高与贝尔纳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一起在塞纳河边画画，分享对日本版画的热情，也交换画作。贝尔纳画了一幅自己祖母的肖像赠送给凡·高，凡·高回赠了一幅自画像给他。在这样的互动中，贝尔纳所践行的“分隔主义”与影响凡·高的“后印象主义”实际上产生了一场对话。
1988年2月，凡·高在前往阿尔之后，他画了幅跟贝尔纳送给他的祖母肖像很相似的作品。在这次贝尔纳的大展中，两幅作品并置在一起，可以看到，两个艺术家在形成自己风格的道路上，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凡·高在阿尔最后的时光里，与贝尔纳没有再见面，但两人保持着频密的通信。除了写信，两人也继续交换素描，分享那些“灵光时刻”。在这一年的秋天，贝尔纳寄给凡·高一系列妓院题材的水彩画，一共11张，还附有一首诗。逛妓院是两人除了绘画之外的共同爱好。为了这共同爱好，画上11张水彩画，贝尔纳对这份友谊的看重也可见一斑。
这幅自画像,刻有文字“我的伙伴文森特”
在1988年10月高更去阿尔见凡·高之前。凡·高要求他与贝尔纳各自画一张自画像，还要求在背景中嵌入对方的肖像画。也就是说，在高更的自画像中，要出现一张贝尔纳的肖像画；在贝尔纳的自画像中，要出现一张高更的肖像画。凡·高以自己的画作作为回赠。在高更启程前，贝尔纳把自画像交给了高更，让他带去阿尔作为给凡·高的礼物。此外，他还加了一张《草地上的布列顿女人们》。凡·高认为这张画非常优美，他用水彩模仿了一张。在给贝尔纳的信中，他也称赞这幅画，“颜色是天真的，可分辨的。啊，你把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替换了——如果要说出来的话——那些人工的、受他人影响的。”
这封写于1889年12月26日的信，凡·高在信的最后为自己的身体抱歉，因为自己要努力控制身体，所以不能很快地给贝尔纳回信。1890年7月，凡·高自杀后，贝尔纳成为为这位荷兰画家争取该有的地位和尊重的积极分子，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凡·高逝世一周年后的1891年，贝尔纳发表了一篇论述凡·高画作的文章，配图是凡·高画作《戴草帽的自画像》。1892年，贝尔纳组织了一场凡·高画展，并且为作品目录创作了一幅木刻版画。除此之外，贝尔纳主张出版凡·高的书信。他的这一主张在1893年实现，部分贝尔纳和凡·高的通信在杂志上刊登。到1911年，两人通信的全本在贝尔纳的推动下出版。此外，在凡·高家人的授权下，他继续出版凡·高与弟弟提奥的书信集。贝尔纳也是凡·高重要画作的命名者，诸如《吃土豆的人》、《播种者》等等。
至于贝尔纳自己的艺术生命，则从此拐了一个弯。他经历了宗教的激进、婚姻的变故，他一度热衷中世纪艺术，最终回归现实主义。就像后世研究凡·高、高更和贝尔纳的学者所发现的那样，他们的画布是从同一卷布上剪下来的。这种亲密的、互相激发的关系，随着凡·高的去世，其实也终结了。
贝尔纳与凡·高在塞纳河边。背对镜头者为凡·高
来源：融润文化